孙锡良：读书，不等于……

　　大约在十多年前，流传着一个说法：德国人爱读书，坐地铁会捧着一本书看，中国人不爱读书，坐地铁都忙着玩手机。

　　后来，倡导读书的宣传从官方到民间迅速普及开来，读书日，读书会，读书直播，形式和流量都得到了提高，真看书的，假看书的，一起支撑了出版市场的泡沫式繁荣。

　　我走过书店，观察过年轻人的读书热，浏览过专门从事出版电子书的网站，有一个现象是共通的：国人集体生活在小说世界，不排除我的身边人。

　　读书，自古至今都不能排除两大功能：一则是为世俗的有用性，二则是追求道德与娱乐的收获。

　　若是为了有用，那怎么个读法都无可厚非，只要最后能为自己所用便是。若是为了后者，那就有许多不同的读法。娱乐需要，活在故事中足矣！道德追求，也可以认为是品性提升，它对书的体例就要求更高。

　　读书，不等于读小说。

　　小说，无论写得有多好，都是作家虚构的故事，无论是从它的起源看还是从它今天的站位看，始终逃不脱“闲书”的实际效果，填补人的精神空缺和催促人进入一个幻想世界是它的重要任务。再换句话讲，它或许是想让世俗低姿态无聊者从精神沙漠中找到一条短暂的脱困出路。

　　小说，主导社会太久，最终必然演变为人的精神鸦片，基调是文娱，结果却是促成一大群“读书文盲”的假象文化自信，《洛阳伽蓝记》中所载故事永远脱不开寺庙故事，它是宗教文娱化发展后的一种普遍现象，过了，便不是“化人”的效果，而是走向“害人”的悲剧。

　　国人经常讲到文化自信，自信在哪里呢？

　　简单讲，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系统性。

　　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书籍，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系统性铸就了中国书籍的浩瀚无边，任何让自己变得稍有文化的方式就是读各种体例的书籍，而不是局限于只读小说。

　　诗，词，歌，赋，散文，杂文，戏曲，笔记，传记，史集，等等，丰富多彩，佳作充栋，足以构成一座单独的文化帝国，境内人民可以各安其位，各取所需，精神上的小康与大同根基亦在于此。

　　如果真能沉下心来，逐字逐句地读完《桃花扇》、《长生殿》、《牡丹亭》，《史记》，《通鉴》，等等，中国文化的“古典性”一定能深深刻印在脑海里，经典文学中藏着华厦民族的历史记忆，“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是误国权奸的形象雕刻，“长生殿里无长生，不过蓬莱别院人”写出了洪昇一生的才华精髓，“可知刘阮逢人处？回首东风一断肠”作为“惊梦”的结束语亦为读者解梦做了极好的注脚。

　　散文，若是读进去了，那就是生活的最佳调味品。

　　杂文，若是真读懂了，自然有不亚于哲学著作的开智功效。

　　中国社会，封建之后，从贵族走向平民化，资本之后，又从平民走向贵族化，社会的分层让阅读的主导权掌握在资本手上。

　　如何引导平民阅读之于贵族是有益的呢？

　　曾经，我们也讲：仓廪实然后知礼义，衣食足然后知荣辱。

　　但事实上，作为贵族阶层，他真正的引路方向恰恰是相反的，“饱暖思淫欲”才是既得利益者最想主导的方向，多数人，只有走向歧途，放纵欲望，不思进取，少数人才能真正心安，“等贵贱，共致富”决不是贵族的愿望。

　　从文化上看，“读鸦片书”是误人的最好工具，小说，乃是其中一道。

　　中国的小说家，满嘴里不关心政治，满脑子充斥着为历史做结，并且还盯着要待遇，一出名，便要讨个牌子。有人说他（她）们有着卖国求荣的嘴脸。其实那倒也未必，他（她）们只不过是想树立起“政治不可得罪文人”的警告碑，中国封建史，被文人反复定性的循环周期一直让后来的政治充满着一种对“后世定位”的恐惧感，小说作品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诚然，读书是一种自由生活方式，固执地只读小说，旁人无权干涉。

　　又诚然，读书亦是一种修身，多读些其它产品又有何妨？

　　如果只读小说，即便你读了千百本，看了无数多故事情节，欣赏到无数美妙的润词警句，其实你只是读了一本书——《故事书》。

　　读书，不等于背书。

　　读书，终究离不开一个“用”字，一是功利之用，一是修身之用，最低级的也可以达到消遣之用。

　　学生读书，无论何种科目，总要死记硬背一些，不背，你便不能应付考试。

　　职业读书，也得适当背一些书上的内容，比如说律师，你不能每次上庭都当众拿着法律书本让人翻到多少多少页看某某条量刑规定，该脱口而出的就得体现出自己的熟练，老师上课，所谓背课，除了熟悉内容之外，背诵一些东西也极为必要，课堂上落个“照本宣科”的评价终归不是好事。

　　人生读书，绝大多数带着非功利性，它不需要把背下来看得很重要。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书的知识含量是无限的，年纪越大，记忆的耐时性越短，少时背诵的读物，可能终生难忘，壮年背诵，倘不是爽口的诗句，大段内容留存不会超过七日，到了老年，大多会陷入“今日记，明日忘”的鱼性无奈。

　　有些人朋友不解，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许多名人名著中都有极精彩的引用，胡适的书中引用极多，不大段大段的背书如何能引？”

　　写一本考证的好书，或许离不开引用，我也效仿干过类似的事情。然而，三言两语，多半是记忆所得，成章成段，必定是照本抄录，决非脑中储存。胡适质疑井田制，廖仲恺先生写信反向质疑胡。看了信之后，胡适不能不回信，但他人在外面，也只能是泛泛而谈应付了几句，直到他回家后写第二封信时才正儿八经地旁征博引了起来，因为手边有了书。

　　王国维一生著述丰硕，众人视其为大师。

　　1926年的时候，溥仪在天津做寿，学者中唯有王国维赴天津跪拜祈福。再往早点看，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也只有王国维随驾前后，他还写下“艰难困辱，幸而不死”之言。

　　他为何对没落皇帝如此忠诚？

　　说到底还是一种报恩之心，抑或说是忠君之志。

　　王国维著述如此之巨，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于清宫，他先是得到满清谘议官罗振玉的赏识，后又被其人引荐给学部尚书兼军机大巨荣禄，得以在学部总务司行走。有此方便，内阁大库经史子集尽为其用，而王国维一生之作大多离不开国学系统，没有古籍之托，何来引经据典的王氏浩著？满清王朝灭亡之后，罗振玉又得到诸多库内藏书，亦为王国维所用。有人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是为民主而死。非也！“经此世变”才是他的死结，清亡，于其郁郁焉！

　　有一次外出搞活动，饭后闲聊，一学生大谈《红楼梦》名段，或许是为应对考试之用，书中内容烂熟于口，能维持多久尚不可知，当下是记着了。

　　出于好玩，我随口问了一句：“小朋友，你知道《红楼梦》中的红楼所指何来？”

　　读书的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最后随意编了个结论。

　　我又笑着对他讲：“你说得很有道理，不管是梦中的楼还是梦外的楼，你能抓住一个‘梦’字就很不错了。”

　　在中国，信仰伟人思想的群体很大，这其中就包括对伟人诗词的痴迷者。他们一开口，伟人各个阶段的诗词就能一气呵成，甚至连《选集》里的内容也能大段大段地背，着实让人佩服。

　　然而，在佩服之余，我又不是特别欣赏，对伟人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本质并不在于背诵记忆，而在于掌握他的内涵和精髓，将他的思想逐步演化为一种文化才是根本出路，最终会凝结在简短精炼的“语录”中，入口即化，不背亦通。

　　走进博物馆，走出博物馆，任何人的大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博物馆里的文化极少能进入记忆中。不过，你进了一类博物馆，从文化感觉上就能得到一次提升，比如说你进了中国文字博物馆，虽然不能背出中国文字的演变细节，但大致的脉络多少会有个了解，这就足矣。

　　读书，即如逛博物馆，取了“灵魂”便可，不必把肉体都背在身上。

　　读书，不等于迷信书。

　　人，尤其是名人贵人，公开的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或许又男盗女娼，又或是魑魅魍魉，见到的，未必是你能想到的。

　　书，是人写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意志，但它又未必能反映出作者的全部，人有异于动物者几何？言而统之，就是一个“虚”字。动物只求生，行为只服务于这个实际。人就不一样，它需要根据自己的欲望侧重性选择或实或虚的行为，最终达到一个“既重礼制又破坏礼制”这样的一种循环。

　　读《梼杌闲评》看到的魏忠贤跟你从《明代笔记体小说》里看到的魏忠贤形象是有巨大不同的，你在《艳阳天》里看到的农村和在《平凡的世界》里看到的农村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作品的立场性和侧重感。

　　阅读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日本的，中国的，写法和内容都有异样。中国作品描写中国抗战，处处要突出“伟大”。转过身看它国作品，会发现对中国战场用笔轻薄，于纸若然。

　　但是，透视真实历史，或许有一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既不宜高呼伟大，也不能不被尊重。

　　一个近五亿人的国家，打个小日本打了八年，“伟大”二字似乎有些让人惴惴不安。

　　几千万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坚挺着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为最后全面胜利出了该出的一份力，理该被人类尊重。

　　读书，不被某一本书或者某一类人的书所迷惑，唯一的途径就是扩大广泛性。

　　前面说到人的虚伪性，作家也是一样，有些人写书，看似引经据典，史料极为丰富，并且史料极为真实，给浅读者的印象就是“该书即真理性结论”。

　　实际是这样吗？不是。

　　写书，通常逃不过两种立场：一种是“抗拒时代”；一种是“迎合时代”。

　　抗拒时代的人会把着力点放在与时代主旋律轻劲的史料引用上，而迎合时代的人则会把笔力放在有利于主流宣传的史料引用上。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同一个时代，在不同人的书里，完全可以呈现出完全迥异的两个面目。

　　迷信反骨作者，深信媚骨作者，都会对自己产生误导，最终会让自己在无意中被作家拉着选边站。知识分子，既值得尊重，又带有可悲性，他们都喜欢选择附庸在权势或财富之中，寻求衣食，寻求名望，莫不有所哀求，所谓的“独立人格”，在这个群体里其实是罕见的，又聋又瞎的少，装聋装瞎的多。

　　民间有反向特征，历代官史就一定全面客观吗？不全然。

　　官史也会深刻着“时代”二字，尤其是深刻着“巨变”，只要处在历史剧变期，极端性便会融贯其中，凡用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里面都会站着一个“神笔”的影子，这支笔的游走取于书写者的“需要”。

　　普通人读书，不谈主义，但翻翻《雅舍谈吃》又何妨？要记住日本曾经的侵华，但读读《纯子和她的父亲》又如何？高喊和平的时代，熟悉一下《伟大的抗美援朝》永不过时。《教师的谎言》和《破坏性的一代》也给出了我们普遍熟悉的美好强大美国一个反面的形象特征。

　　书的人道成分始终应该处于第一位，一般情况下，不宜让它成为约束自己的宗教化束缚，如果习惯性只偏溺于一类读物，很容易将它提升到宗教地位，听故事听多了的人，很容易将故事固化为心中的那个“如来”。

　　读书，不等于都要写书。

　　不知道外国人是如何想的，咱们中国人，但凡读了那么几句书的人，总有一些想让自己名留千古的梦想，好像写了本书，便可以把名传之于后人。

　　有个长辈，一生从政，快到退休的时候，给后人留了些钱，左想右想还是不满意，说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下点垂古的玩意儿，于是趁精力还旺盛抢着读了些传记，然后果真出八万块钱给自己写了本《吴某某传》。野鸡出版社知道卖不出去，就只给他印了三百本，吴某全搬回到自己家，亲戚人数一本发完后，余下的足够留存十八代子孙。

　　部分读书人，自然是需要写书的，比如说老师。俞平伯曾经讲过：“在大学里教文学，自己总得写些文章或书籍，哪怕只会写一种文体也要写下去，什么都不会写，只在课堂里教学生念文学，学生的心中断不会佩服这位老师。”

　　那些有写作天赋的人，读了书，出了灵感，写书也是水到渠成，读书是为了他取肥，写书是读书后的自然结果。

　　多数读书人，大可不必勉强自己写书，堆一堆文字，未必就是书，其实只能算作码字。有位“作家”，写了本《平安经》，全书里每句话都带着“平安”二字，走路平安，吃饭平安，学业平安，说话平安……………………所有的动词动句后面都加上“平安”，从头一直写到尾，竟然也真成了书，并且还是正规出版社出版，你说是时代在救赎他还是他救赎了时代？

　　人人想写书，反映了人人想当圣贤的封建伦理主题，说到底还是多数人仍处于想做“人上人”的奢望，都有着过上“书童端盘，仆佣扫地”生活的愿望，都想在书中寻找黄金屋和如玉颜。

　　当然，写书是个人拥有的一种法律权利，本身不由好坏决定，一个愿打，另一个愿挨，无须第三人置喙。不追求写书并不等于不可以写书，尽量不为社会留下垃圾才是最后的底线。

　　读者，需要看到杜佑的傀儡，需要领略陆游的社戏，需要听贾似道妾的王魁，需要品味劝世警文，需要知晓都城的滑稽，需要追求崇高，需要发思幽情，不能只活在飘渺的虚构故事里。

　　文人，可以随意加上典雅，自然也可以任意增添主观。

　　读书人跟写书人可以不活在同一世界。

　　读书，最后的归宿是：完善自己的品性。

　　附言：

　　1.有朋友私信问我为何许久不写文章？回复：闲时看书。

　　2.有人问如何看待刚刚颁布的延时退休方案？答：全世界有普遍性，恐怕不只是少数国家的问题，美国，欧洲，退休年龄也较高。

　　3.有朋友跟我交流某“作家”刻意贬低伟人诗词一事。评：他有资格评，但他没资格贬，如果他是带着动机评，那他连评的资格都没有了。人啊！还是要有点做人的原则，知识分子可以附庸，但决不要附庸在嘴里吐屎者身上。

　　写于2024年9月15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