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否说过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胡新民

　　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媒体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纪念李达的文章是亮点之一。在纪念李达的文章中，提得最多的三件事是：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毛泽东称他为“理论界的鲁迅”;第三，1958年，他就“大跃进”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

　　关于第一件事，2022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有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今兴业路7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关于第二件和第三件事，据笔者所能查到的历史资料，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1958 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右一为王任重

　　《毛泽东年谱》等著作中关于毛泽东和李达的交往

　　关于毛泽东和李达的交往，笔者根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李达全集》(汪信砚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中的记载并参考《李达年谱》(周可、汪信砚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简述如下：1922年12月21日，李达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到达长沙。22日，湖南自修大学为李达开欢迎会。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出版。

　　1923年夏秋时节，在国共合作方式问题上，李达与陈独秀产生严重分歧，同时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愤然脱党。此后，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致老朋友易礼容的信中，询问李达夫妇情况，并请代为致意。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读了三四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所著、李达和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写了约1.2万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他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所做的直接准备。

　　1938年1月17日，毛泽东开始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全书共五篇。同年3月16日，毛泽东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在阅读此书过程中，他写了一些批注。

　　1948年，毛泽东致李达的信

　　194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李达：“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1949年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当晚，李达住毛泽东处。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请求，写了“湖南大学”的校名后，致信李达：“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的李达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写的多篇关于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头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等。他撰写过多篇重头文章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梁漱溟，等等。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复信李达，信中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

　　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就李达写的关于《矛盾论》的解说文章给他写信，提醒文章中要注意的一件事。

　　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复李达：“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指批判胡适的两篇文章，后面会提到——笔者注)，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1957年6月9日晨2时，毛泽东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注明为“毛泽东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晚上毛泽东同李达谈话。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李达写了多篇重要文章，解读和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把研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他的终生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因此，这次谈话应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

　　1965年，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与《李达全集》中的下述内容有关。

　　据《李达全集》第二十卷的李达书信部分记载：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在给武汉大学余志宏的信中写道：“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嘱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工作……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下面几项工作：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一些轮廓。三、修改《<实践论>解说》。四、修改《<矛盾论>解说》。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1961年9月，李达由庐山返回武汉后，即组建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决定全部改写《社会学大纲》，重新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10月26日，在北京的李达致信他的学术助手陶德麟：“几年以来，我们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同人，主要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这书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反修为纲写成的。用毛泽东思想写这本哲学大纲，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

　　另外，还有四次有关毛泽东和李达接触的记载，将在本文后面逐一提到。

　　查不到出处的“理论界的鲁迅”

　　无论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毛泽东选集》，还是《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等，都查不到“理论界的鲁迅”这句话。《李达年谱》中也查不到。那么，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7年9月，一些报刊和网站上出现了一篇关于“理论界的鲁迅”的文章。该文称：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此文是众多关于“理论界的鲁退”的文章中唯一有时间有地点有谈话内容的文章。

　　但是，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在1956年7月没有到过武汉。毛泽东在1956年到过两次武汉。一次是5月3日，“六时，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十时半到达武昌，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同王任重谈话。下午四时半，乘专机由武昌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另一次是从5月31日到6月4日。《年谱》中记载了毛泽东每天的详细活动内容，其中第一天出现了李达的名字：“5月31日晨七时二十分，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李达等参加。随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十五公里，历时两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随后三天是听取汇报：参观工厂和工业展览会，到长江游泳。6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回到北京。

　　这是前面提到的有关毛泽东和李达四次接触记载中的第一次。顺便提一下，《李达年谱》中也没有李达在1956年7月看望毛泽东的内容。因此，那篇文章所说的时间地点并没有发生所述的事情，那段谈话内容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是不是时间有误呢?再查一下《年谱》中的相关内容，即从1953年至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的足迹。李达是1953年2月23日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毛泽东于1953年2月16日晚到达汉口，19日上午离开。此时李达尚未就任。1954年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去广州，途中在武汉稍作停留未下车。1557年9月5日下年到达武昌后到长江游泳。第二天听取汇报，参观工厂和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9月7日召开地方党委负责人座谈会。下午5时离开武汉去长沙。这些行程都没有与李达有关联的内容。

　　一些媒体上发布的毛泽东和李达在一起的照片，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是出自《毛泽东与武汉》(《毛泽东与武汉》编委会编，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这本有两张毛泽东和李达在一起的照片。一张在该书第99页，注明：“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的武汉科技界大跃进大会上向代表招手致意。”另一张在该书的第105页，注明：“毛泽东由武汉大学校长(右一)陪同，接见武汉社会科学界人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99页到105页都是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的照片。此前连接的页面是1953年毛泽东在武汉的照片，此后连接的是1958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的照片。

　　1958年，毛泽东到过五次武汉时间分别是：4月1日至12日、5月1日至2日、9月10日至15日、11月15日至12月13日(其间11月21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2月28日(从广州回北京途中短暂停靠武昌)。

　　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和李达的四次接触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拍摄的。关于第四次接触，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是来自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的回忆文章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的回忆文章。

　　梅白的回忆文章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文中写道：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起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袭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报》。”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便弹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此文章发表在《春秋》1988年第1期上。

　　1989年第1期的《春秋》杂志发表了王任重的《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96页)摘要刊登了王任重的文章，题目是《王任重认为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有多处失实》。该文共列出三条。其中第一和第二条内容如下：

　　1.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1958年10月(应为4月——笔者注)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是净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全是一派谎言。

　　2.关于“毛主席会见卡斯特罗”。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

　　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和李达的四次接触中的最后一次。这次见面在前面提到的所有有关毛泽东的著述，如《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中，都没有与此相关的记载。

　　李达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但是，笔者在看完《李达全集》的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发现李达对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都充满了崇敬之情。对“大跃进”运动，他自始至终都是坚决拥护，不吝笔墨，赞不绝口。

　　1958年，李达发表了《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全文见《李达全集》第十八卷第392页至410页)。在这篇文章中，李达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讲述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5月以来我们凭借这种民主的新形式，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跃进。”“农村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为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亿万农民蕴藏着的劳动潜力，异常深厚，一旦发动起来，有如原子爆炸，连锁反应，蔓延全国。”“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奇迹。关于粮食增产的指标，各地英雄的农民争取3年、5年、7年的期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福建争取7年成为千斤省，广东争取10年成为千斤省。全国农民千方百计要实现增产指标。他们要苦战3年，争取改变农村的全部面貌。所有这些豪迈的计划，在党的领导下，完全有把握可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这种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是能够使农民充分发挥劳动创造性，使产量跃进到非常的高度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仍在继续进行，截至目前，小麦的最高产量已达每亩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大面积丰产，今年早稻增产了800亿斤，而农业生产的潜力的发挥还不过刚刚开始。”“几年来的实践，特别是1957年冬季以来，农业生产大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及其他一切事业大跃进，完全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

　　1959年1月24日，李达在《新武大》第292期上发表《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李达指出：“195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实现共产主义成了当前几亿人民最感兴趣的话题。”

　　1960年1月1日，李达在《新武大》上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文中写道：“国内的形势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年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一年。”

　　李达是一位对“大跃进”运动持这样态度的学者，他有可能批评毛泽东“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吗?

　　关于李达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和江亢虎

　　那篇关于“理论界的鲁迅”的文章称毛泽东赞赏李达：“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

　　据《李达年谱》记载，1921年5月1日，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驳了梁启超的几个观点。1923年8月14日至17日、19日、21日，李达在长沙《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连载《社会主义与江亢虎》。文章揭露了江亢虎社会主义学说的谬论，阐述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澄清俄国革命的性质。《李达年谱》中没有张东荪挨过李达“板斧”的内容，最多的是胡适挨李达“板斧”的内容。

　　1954年12月20日，李达致信毛泽东并寄去《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论文，毛泽东在12月28日的回信前面已经提到，在此不赘。12月25日，李达在《新武大》第134期发表《胡适的学术思想批判》。12月31日，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1955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同年3月再版，其第一节“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被《新华月报》1955年第2期转载。第三节“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以《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为题发表于《长江文艺》1955年2月号，经修改后被收入《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3辑(三联书店，1995年版)。李达在这些文章中认为：“四十多年来，像胡适那样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宣传崇美亲美，散布反动思想毒素，鞠躬尽瘁，始终不渝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1956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达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顺便提一下，这个时间点也是那篇文章说毛泽东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时间点。该书在李达《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一文的基础上，增补了三小节，分别为“胡适为什么宣传实用主义”、“胡适怎样宣传实用主义”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在反共和卖国方面的表现”。李达指出，胡适生长在官僚、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养成了反革命的意识，后来留学美国，形成了崇美思想，反对辛亥革命，信奉基督教，接受了实用主义，确立了所谓的“世界主义”，反对爱国，实际上成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开路先锋。“胡适是实用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是世界公民=美国公民，是无抵抗主义者=反爱国主义者=亡国主义者，是美帝国主义走狗=文化汉奸=卖国贼。”回国后，“胡适为了执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首先充任美中文化结婚的媒婆，为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人心”。他提倡亡国主义，反对爱国主义;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中国文化的价值，提倡世界主义文化，全态接受美国文化。“胡适卖国的言论和行动，一直是仰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并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措施相配合的。”李达最后概述了胡适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反共和卖国表现，痛斥胡适等的卖国集团沦为美国的儿子。

　　1956年11月，李达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期发表《胡适反动思想批判》。他指出，当前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内外反革命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对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回顾李达与毛泽东交往的历史以及李达的研究和教学历程，毛泽东是否说过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李达是否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发火”，其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