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宣传革命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巨大的，他对推翻封建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某些人要把他置于新中国国父地位确有不妥，借他来贬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更不可取。历史人物已经成为静态，但借历史人物制造社会乱象正在成为动态，他们的目标就是瓦解现有体系，从小风向可看出外部对内部的离间和渗透已经极端严重。
今天，我想全面深入地回顾一下与孙中山、辛亥革命、国民党和共产党相关的历史事实，希望读者能从清晰的历史中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盲区。
本人希望自己的追忆完全脱离狭隘的政治争议，更多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待诸多重大问题，多一点历史沉思，完整、清晰、辩证、客观地认识历史巨人是一种责任（有关孙先生在日本期间一些有争议的、不利于国家领土完整的活动暂不作介绍，仍需更多史料佐证，避免损害他的形象）。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在经历满人统治两百余年以后，中国爆发了一场动摇满清王朝的真正有特殊意义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众人皆知。但是，对这一运动的理解却分歧很大，多数人还在套用历史上一般意义的“起义”。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次地动山摇的反满革命运动，虽然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已经让清朝的统治根基出现垮塌，腐败的八旗集团已经嗅到了自己的末日将近。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公知眼中，“义和团”就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就是罪恶的代名词。然而，在我眼里则完全相反，义和团运动即便有万千过错，终究会被其历史推动作用所淡化，义和团运动是把满清统治者推向死亡的最猛龙卷风，经过这次运动的颠覆，满清王朝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丝气息，置办丧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大家只知道嘲笑义和团愚昧，并不知道“厉害”的日本军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有多少更愚昧的战场行为。
革命党人的十次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兴等人带领一大批同盟会会员回国领导起义，自1906年春至1911中，共举行了十次起义，其中比较有震动意义的起义有：萍浏醴起义，防城起义，安庆起义，黄花岗起义，河口起义等。同盟会领导的十次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取得有全国影响的社会震动。
川汉保路运动。近代中国，“卖路权”和“保路权”一直处于相互争夺当中，清政府不惜一切地卖路权，而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主张保路权，当广东、湖南和湖北的路权经过人民努力争回却又被清政府出卖后，人民的怒火开始四处燃烧，清政府开始向人民亮出血腥的刺刀。1909年，清政府不但出卖了上述三省路权，还把川汉铁路的路权也给卖了，这就促成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三千多人慢慢发展到十万多人，即使是面对杀人魔头赵尔丰，四川人民也没有退缩，继续同清军作战，9月25日，荣县率先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
荣县局部的“宣布独立”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型革命的起点，是武昌革命的引导性革命，敢于独立的思想启发了中国革命者。“宣布独立”也是作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它触发了全国性的独立潮，进而触发了清王朝的崩溃。
【辛亥革命】
黎元洪的新军。黎元洪，北洋学堂学生，后留日见习，甲午战争之后受到上层青睐，张之洞任两湖总督后被带往湖北任职，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武昌革命的绝大部分革命者均出自黎元洪部，一方面说明黎元洪虽然对革命活动管束很严，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对革命者管束不力。
武昌革命的主要组织。潜藏在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社。前者的主要负责人是蒋翊武、刘复基、李六如等人，后者的主要负责人是孙武等。这两个社本身与同盟会无关，只是在革命前夕才与同盟会有所接触和协调，谭人凤是主要联系人。由这两个社为组织主体的武昌革命整体上讲不能算是同盟会的革命。
武昌革命的主要革命活动者。蒋翊武，刘复基，孙武，杨玉鹏，叶得胜，潘怡如，章裕昆，廖湘云，蔡大辅，詹大悲，单兆祥，等等。刘复基是起事的首席策划人，在革命者中有“诸葛”之称，蒋翊武和孙武是起事的主要领导者。刘复基后被捕牺牲，而孙武则投靠了袁世凯。武昌革命后，几乎所有的首义革命功勋都未获得权力，同盟会成员和军阀头子取得了革命果实。（官方通常都不宣传这群“首义者”，故而知者甚少，于革命者不公道）
辛亥革命过程。因众人皆知，具体过程省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打响以后，黄兴曾经短暂来武汉当过战时总司令，正当汉阳战况最纷乱最危急的时候，黄兴辞去战时总司令跑回上海。
对辛亥革命的总结：
辛亥革命是一次没有核心领导组织和核心领导人的革命，它的成功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辛亥革命是一次被动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者自己不敢享受革命成果和不能享受革命成果的新奇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与同盟会相对无关（与中国国民党更是没有半点关系）却让同盟会最终获利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与孙中山本人无关的革命，因为孙中山当时极力反对率先在两湖地区革命，他要求革命的始发地必须为广东地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历史，既没有尊重孙中山，更没有尊重武昌革命的首义志士们。
辛亥革命是一次极其伟大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不管它后面的曲折如何，改天换地的成果价值超越了清王朝历史上所有的起义。
历史纠误：一直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辛亥革命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并领导的革命”，这与历史完全不符，革命的主要活动者、组织者和革命队伍与同盟会组织无关，全来自有革命思想的新兵和下级军官，何来“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一说？即便谭人凤和黄兴后期曾参与领导，能把本次革命的组织领导权说成是他们吗？
辛亥革命既与同盟会无直接关系，又与孙中山无直接关系，与中国国民党更无关系。为什么后来的一百多年，只要提到辛亥革命，就会把它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呢？
这就要涉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中国整个革命事业的重大影响。所以，下面的重点就放在孙中山的革命一生上面。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溯源】
启蒙教育。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出生，名文，字帝象。父亲孙成，靠务农、当小贩或在澳门打工维持家计，哥哥孙眉到夏威夷探险创业成功。孙中山在村里只受了启蒙，由于家境不好，启蒙教育实际上很有限，这就导致他的国学修养终生欠缺。
系统教育。1880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在夏威夷正式接受西式系统教育。1884年，孙中山接受美国公理会教士喜嘉理牧师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885年，孙中山回香港在皇仁书院读书两年，未获毕业文凭，后考虑选择陆军或海军职业。1886年，喜嘉理介绍他进入广州博济医校就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象他一样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朋友郑士良，通过郑，他初步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反满情绪。
1887年，孙中山转入到香港由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并呆到1892年，何启博士，是孙中山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企图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第一人，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在香港期间，孙中山开始对政治更加感兴趣，他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满传统，懂得了很多“会党”知识，他还认识了更多重要的朋友：陈少白，杨衡龄，陆浩东等。受何启博士的影响，此时的孙中山，更多寻求改良主义。
上书失败。1889年，李鸿章成为西医学校的赞助者，这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希望，他写信给李的下属郑藻如，强调改良主义的主题。孙中山认识的第二个清代著名人物是郑观应，后经常想办法努力接触郑。1892年，孙中山因医学执照不被港英当局承认，不得不寻求更多改变，经济上也遇到困难。他开始同尤列、陈少白、郑士良和陆浩东组织讨论小组，首次提出建立“兴中会”的设想。1893年底至1894年初，孙中山让陈少白代为管理药店，自己静心写了一篇极长的《上李鸿章书》手稿，陈少白代为作了小修改。1894年初，孙中山前往上海，请求郑观应帮忙介绍认识王韬，王韬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好友罗丰禄，罗是李鸿章的幕僚，这使得孙中山有见到李鸿章的可能性。1894年的中国，中日关系恶化很快，战争一触即发，孙中山赶往天津，始终没有等到李鸿章的接见，这使他大失所望，改良的思想逐渐消退，革命的思想逐步加强。自此以后，孙中山开始由求助上层转向下层社会，寻求会党合作成为他的方向之一。
兴中会成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了他期望的组织——兴中会。几个月过去，也只吸收二十多名会员。何宽、李荫南、李昌等是首批会员。兴中会最早的章程共有九款，主要讲中国秩序问题，章程规定，会员以“振兴中华”为宗旨。后来的入会仪式宣誓词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里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此时还倾向于“合众政府”，而不是“民国”，孙中山直到1903年才开始使用“民国”一词。1894年，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重要人物杨衢云加入，他在兴中会中是孙中山权力的最有力竞争者，也是一位欧化的革命者。兴中会反政府反满的调子越来越明显。但它还不是一个着眼长远的组织，只能算一个临时性的密谋集团。1895年，陆浩东第一次设计出“青天白日旗”。
广州起义。1895年，兴中会以“农学会”为掩护，试图举行广州起义，主要的领导者不是孙中山，而是杨衢云，他们甚至在起义前还涉及到未来中国大总统的安排和选举，初选中，孙中山当选，但杨衢云提出挑战，郑士良曾想过要把杨杀掉，陈少白劝和，并建议孙中山暂时放权给杨，孙中山为团结计，听取了陈少白的意见，广州起义实际领导权在杨手上。
所有的密谋者几乎都在谋求洋人的协助，并坚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是依附洋人的民族主义，否则革命不能成功，而西方人士当时都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天然缺乏高贵的民族。
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起初并不相信孙中山等人真敢起义，他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个无害的“疯子”，不敢造反。但后来告密者把起义计划告知他以后，他用1500名士兵干净利落地将准备起义者驱赶或加害，此时的兴中会甚至连武器都没运到广州。
广州起义，还没开始，便告结束。孙中山逃跑，从此就只能从事革命事业，官方悬赏银为一千元，这一悬赏，更进一步抬高了孙中山的威望和身价。本来低贱的出身，因官方的重赏而让他成为各路关注的重点人物。
伦敦蒙难。1895年，孙中山为避难远赴英国，在英国，受到清政府驻英使馆的跟踪抓捕，有过短期的“伦敦蒙难”经历。逃英期间，孙中山在英国读了不少书籍，以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这其中包含很多共产主义的书籍。
东京合作。1896年，陈少白在东京会见了日本浪人宫崎寅藏，这是一个泛亚主义浪人，在接受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犬养毅的委托寻找中国的革命派，1897年，孙中山到达川崎以后，接管同日本人的联系事宜，宫崎寅藏实现了与孙中山的会面，在孙中山把泛亚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添进到他的反满主义后，宫崎寅藏接受了孙中山。日本人的“泛亚团结”也更加诱惑孙中山，孙中山愿意接受日本人为同盟者，尽管日本刚占领中国台湾不久。
孙中山还进一步阐述：日本是中国的天然同盟者，有着共同的东亚文化，有着同样受西方欺凌的历史，即使日本也伙同欧洲侵略中国，也不过是由西方先例诱导而产生的暂时错误。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获得贵族犬养毅的资助，孙中山因此遍访了东京重要政治派系，极端民族主义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大隈重信等都屈尊接见他。其中，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都是玄洋社的领袖，这个玄洋社是军国主义鼓吹者的右翼团体，是侵华急先锋。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首次接触。1895年，唯一同“康圣人”有过直接接触的革命派人士是陈少白，因为康拒绝会见孙中山，康认为孙中山对中国儒家学说一窍不通，保护儒教如同保护皇帝一样的康儒对孙中山恨之入骨。在这一时期，保皇派的声势在日美等国都远高于革命派。
日本人宫崎试图调解中国海外革命派和改良派，但最终未成功。
1899年，兴中会的杨衢云彻底将领导权全部还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在兴中会和会党当中成为最有影响的革命者。不过，此时的革命派力量仍然十分弱小，与康梁的改良派相比差距甚远，兴中会总人数都不超过一百人。
1900年，康有为已经以“流亡政府总理”自居，孙中山的兴中会在筹款方面被康梁压制得很厉害，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是保皇会的捐款人。此时的孙中山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劝说李鸿章领导两广独立，实现与革命派的联合。老奸巨滑的李鸿章岂是孙中山所能诱导。
为了获得英、日等外国人的支持，孙中山甚至承诺革命成功以后，不加限制地对外国工商业者开放中国门户，继续放弃中国的海关自治，继续允许外国传教士兴建教堂，这些想法基本是受何启的影响。
惠州起义。这是兴中会的第二次革命设想，孙中山刚开始支持这次起义，但后来又要求放弃起义，不过，郑士良已经准备就绪，不想放弃起义，独自带领人马开打，孙中山不得不转为支持，但孙中山对行军路线又产生不同意见，对起义进程影响很大。客观地讲，郑士良带兵打得很不错，由几百人扩大到一万多人，本来孙中山希望日本人能介入支援，但日本人选择了不介入，起义最后归于失败，郑士良逃到香港。至此，由兴中会独立主导的两次革命均告失败，第一次起义未打出一枪一弹。1900年下半年，孙中山的三个最有力合作者郑士良、杨衢云和史坚如全部去世，让孙中山感受到人生的巨大挫折。
民族主义。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只有100多人，到了1906年就超过15000多人，孙中山的革命派和康梁的改良派都纷纷接触留学生，争取各自的支持力量。在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式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因为康梁的误导，很多留学生刚开始都认为孙中山是不识中国字的“江湖大盗”，是不学无术的“土匪”。孙中山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在兴中会成员的不断努力下，逐步改变了自己在留学生中的印象，兴中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决定用新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由于担心很多人不理解“平均地权”的含义引起误会，并没有把它写进新的誓词中。
三民主义。1903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思想中已经初现，1904年就基本确定，但仍然没有公布。1904年12月，由黄兴领导的以湘籍人士为主的组织“华兴会”成立，杨守仁，陈天华，邹容、刘揆一，马福益等重要成员均水平很高，反满主义也是华兴会的主要思想。华兴会自成立起，成员就比兴中会更为兴旺。长江流域的很多人都加入了进来，革命声势比兴中会更为浩大。但华兴会的前几次起义也都均告失败，黄兴逃往日本。
同盟会成立。1905年初，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五权宪法”，随后他前往欧洲，并进行了多次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突破了以往依靠广东人捧场的惯例，这一次，留欧的其它省籍人士也承认了他的领导力，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担任主要角色的幸福。
孙中山在提出“五权宪法”之后，还构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土地权改革为基础。
宫崎等人为孙中山返回日本铺平了道路，宫崎让孙中山首先见黄兴，结果两人很快建立密切关系，后来孙中山又见了黄兴的副手宋教仁和陈天华，双方讨论兴中会与华兴会的合并，刚开始，领导权的问题有过短暂争论，很快统一认识以孙中山为领导，尽管华兴会的成员比兴中会多很多。最后，还开了一个有全国各省留学生代表参加的大会（甘肃当时没有留日学生），“同盟会”正式成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组合）。宫崎、内田良平和末永节等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以表明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强力支持。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当选为“总理”，有三百多人当场宣誓入会。自此以后，原来反对孙中山的许多人都走到了同盟会这边，这三百多人的很大一部分陆续回国宣传“孙、黄”的革命思想，中国革命的形势突飞猛进，孙中山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可以这样讲：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才真正开始，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具有全国性影响，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被推上历史最高位置。黄兴等人既是孙中山的合作者，也是孙中山成功的最大贡献者。
【孙中山的大同世界观】
孙中山，既是一位资产阶级思想者，又一位社会主义思想者，还是一位共产主义思想者，他一直生活在“现实世界”和“大同世界”之间，他的理想主义占比略高于其现实主义占比，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两个世界相互跳跃的思想。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向全国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宣言书，宣言书中提到：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这是他首次向中国人发表他的“大同思想”。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孙中山先生极为忧虑，对自己的“大同思想”也表示悲观。1918年底，世界大战形势大变，既将转入和平谈判，孙中山再次写道：欧战终息，强权尽灭，…….目下世界各国将尊崇正义，永久和平将至，……..世界人民咸信大同之世将不久矣！
在追寻“大同世界”的内涵时，孙中山又言：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平均分配求公正之解决。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物质文明之标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重在“互助”，而非竞争。
孙中山为了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他反对用革命的形式制造战争，这与他用革命形式推翻清王朝的理念是互斥的，反映了孙中山在实现局部理想和世界理想之间的严重冲突。
1924年以后，孙中山又开始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以获得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支持，很明显，孙中山的思想被形势逼迫自由后退，在多次演讲中都表现出与之前的思想自相矛盾之处。所谓的“资本主义国有制”即孙中山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体社会主义。
同年，孙中山公开倡议成立由中国、日本、越南、缅甸、印度、伊朗、阿富汗等国参加的“联邦”，以“富强亚洲”抵抗欧洲侵略，又派李烈钧前往日本宣传“亚洲大同盟”，与日本的“亚洲共荣”一脉相承。再后来，孙中山也曾感叹：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所至，日本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
孙中山先生毕竟追求的“世界大同”和“亚洲联邦”都没有实现，都是带有强烈个人理想主义的产物，并不是基于他对世界发展的深刻认识，在“一战”前夕，他深信“大同世界”将很快实现，“一战”爆发，他又断言“大同无望”，“一战”刚结束，他又再断言30年内人类将实现“大同”。对于孙中山的“大同世界观”，从人类远期追求看有一定普遍意义，但从世界发展的现实进程看，他的观念脱离了时代，也脱离了世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评价孙中山，离不开评价他的革命思想和建设思想，“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两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三民主义也称为“三大革命”，民族主义为民族革命，民权主义为政治革命，民生主义为社会革命。
1900年，孙中山为了区别于康梁的保皇运动，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大汉族主义，即以反满为核心的革命主义，它不是基于中华民族大集体的带有广泛意义的民族主义。
1903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步成型，但一直未整体性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局限于孙中山的短时期想法，并没有赋予其深刻的内涵，更没有实现这一主义的具体设想。
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毫无疑的是以“反满”为主，所谓“中山自创立民族主义始就带有反侵略、反压迫”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因为孙中山从来都没有放弃依赖洋人的思想，即使在辛亥革命前夕，他仍然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英、日、美等侵略者身上。
“五族共和”很难说是孙中山首提，他开始是怀疑的，后来又附和，再到后来又批判，从来没有一个定型的观点。
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更多地主张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侵华走狗，尊重平等待我之民族；二是主张以民族联合实现民族大解放和国家独立。大亚洲主义整体讲应该不属于他的民族主义范畴，更多表现为地域概念，虽然孙中山多次提到过“东亚民族的共同性”，但并不表明他认为亚洲可以实现民族融合。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也是孙中山毕身追求的目标之一，从受教育的背景来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更多来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说法很有根据，平等、自由、博爱是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想很多源于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传统，稍显附会。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应该可以这样表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揭露帝制腐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这与孙中山坚拒君主立宪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民权主义在后期也有一些新变化，更多地强调彻底革命建立真共和的必要性，更多地强调共和宪法必须是多数人所有而非少数人私有，更多地强调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
孙中山以民权主义为中心，着力进行政体构架，他的“民主政治”大体可以分为：革命程序论，政党和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事实上，孙中山对这些问题都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刻全面地完善发展和应用。我所理解的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自由观和平等观。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一生中思想变化最多的理论，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一理论进行固化，虽然它对此问题论述得最多。
早期的孙中山就有了“平均地权”的想法，但因为要照顾资产阶级人士的感觉，他把这一点多次含而不发，所以，在同盟会的早期誓词中就没有把“平均地权”放进去。应该说，从出身立场看，孙中山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很明显的，土地国有制的思想也是比较浓厚的。
1920年的时候，孙中山把民生主义还等同于社会主义，他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是德国俾斯麦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即“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3页）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可以表述为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也即苏式社会主义。他言道：中国革命之目的与俄国相同，俄国革命道路也即中国革命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即中国的民生主义政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可以解读为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呼吁：用外国资本主义促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调和此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两种经济相互作用，促进人类世界和平文明。（《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多维性，这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多维性，反映出历史条件对个人认识的限制作用，从一个完全封闭的封建国家中挣脱出来的革命先驱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做出科学判断和科学发展。“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重大理论结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意义不同凡享。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后期国民党】
这个结论成立吗？成立。
在阐述理由之前，有两个前提要搞清楚：一是国民党的主体定位，一是共产党的主体定位。这里的国民党是指“中国国民党”，不是1912年成立的那个“国民党”。这里的共产党是指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把这两个主体交待清楚以后，下面的论述才能指向明确并且有说服力。
辛亥革命，是推翻中国帝制的终结性革命，这没有争议。但辛亥革命与前面的国民党无关，与后面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无关。辛亥革命可以认为与同盟会有关，因为组织参与并发动革命的那批志士受同盟会影响很大，虽然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正式的同盟会会员，后期同盟会人士的加入只能看成是同盟会革命思想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思想，就没有旗帜，没有旗帜，革命就没有后继。质言之，辛亥革命不是国民党的革命，也不是孙中山的革命，革命思想可以认为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思想。
在1912年至1924年的12年间，北洋军阀统治者到底让国民党活得怎么样？孙中山等人又是如何悲愤地东躲西逃？然后又是怎样依靠南方军阀苟且延续个人的革命生涯？最后又是靠谁的帮助让中国国民党重新建军建党？把这一时段的历史考察清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国民党”的道理也就清晰了。
1912年，为了争取临时国会主导权，宋教仁组织成立了国民党，这是同盟会人士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带有组织性的表现，孙中山因而成了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23日。孙中山兑现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推荐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孙附加给袁的三大条件，袁无一件落实。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重要核心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统治集团的刽子手杀害。宋被害，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但孙中山此时被党内视为理想家，意见不被接受，黄兴被看成是实行家，黄主张走法律路线解决，最后不了了之。
1913年4月7日。袁世凯指责国民党为乱党暴民，开始打击国民党，孙中山再次主张讨伐袁，但党内稳健派主张在国会中进行合法斗争。北洋军阀制造成一种趋势：即便国民党不抵抗，也要让其继续存在变成不可能。
1913年7月23日。袁政府发布命令捉拿黄兴，销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之全权。香港下令永远禁止孙中山、黄兴入境。国民党军事基础至9月20日全部被北洋军阀打垮，孙、黄等人重新到日本过流亡生活。
1914年7月，留日国民党党员再次发生分裂，孙中山与黄兴各走各路，孙中山主导左翼并主张抗袁，孙中山的左翼也称“东洋派”。黄兴主导右翼并远走美国并反对抗袁。此时国民党已经是中华革命党。
1915年，中华革命党左翼和右翼均主张抗袁，并将讨伐方式由暗杀改为武装组织反袁。依靠的力量是南方军阀和西南军阀。
1916年8月。段内阁认为，国民党不但从政治上早已经分解，军事上也只有几个小据点，国民党早已经是历史名称。10月31日，黄兴病逝。
1917年。孙中山再次揭起“护法”旗帜，决定推行武统政策。政治暗杀和武装组织同时进行，但武装仍依赖军阀。8月30日，南方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但陆荣廷、唐继尧、陈炳琨、李耀汉等军阀都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恃兵不敬。
1917年9月23日。军阀政府总统冯国璋宣布通缉孙中山。
1917年11月15日。南方桂系与孙中山进行斗争，广东和云南军阀分化，孙中山命令炮击观音山。12月，孙中山对桂系两面派手法忍无可忍，决定硬拼，国民党元老进行调停，孙中山提出五个条件，莫荣新不接受任何一条。孙中山无奈召集各界人士做说明：大家既然不承认北方政府，又不承认军政府，那中国不就成了无政府的国家？孙中山又悲愤地讲：“我必须建一支自己的军队北上，宁可在外面讨饭，决不回广东来！”
1918年5月。滇桂两系决定用岑春煊取代孙中山，孙中山辞去大元帅，在辞职电中，孙中山斥责滇桂两系：“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1921年1月3日。孙中山迎接军阀唐继尧到广州，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同陈炯明势如水火。4月7日，南方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北洋军阀联名谴责孙中山破坏统一。
1922年。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撤销陈的广东总司令职务，又害怕陈造反，孙到桂林组织北伐军。孙中山利用唐继尧等取道江西北伐。后唐继尧与陈炯明联系倒戈，孙中山只得通电谴责。
19922年6月。孙中山发布宣言，对北方恢复法统表示嘉慰，黎元洪宣布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假意邀请孙中山北上讨论大计。陈炯明围攻广东的总统府，逼孙中山下野，孙中山再次被迫赴沪。8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订《孙文——越飞》宣言，从此以后，孙中山开始不断寻求苏联的支持，并且得到苏联的暗中回应。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在滇军让出来的试验场宣布就任大元帅。放弃护法旗帜，以滇军为主成立讨贼军，首先目标是讨伐陈炯明。6月，孙中山开始得到苏联共产党实际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他第一次敢于向英国政府发出强硬态度，最终取得了广州部分关税权，不再伸手向军阀求助。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成立“中华建国政府”，后改为“国民政府”。十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7日，筹办黄埔军校，由苏联派军事教官和提供武器，组织和训练取法苏联，政治教导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人参与，毛泽东负责宣传及发动工农。黄埔军校地成立，为之后的北伐做了军事及组织上的准备，尤其是军事指挥人才的准备，一举完成了孙中山几十年来的夙愿，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枪杆子，不再依赖军阀，不再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
至此，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由生到死再到生的过程，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孙中山试图续命自己的革命组织，除了偶尔向社会表达些许政治存在，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状态，直到孙最终以革命家的远见接纳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后才迎来新转折，因此才有了中国国民党自己的正规军。
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所起作用的最好说明还要看1926年及1927年的内战口号，这两年军阀政府宣布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口号是“消灭赤匪”，不是消灭国民党军队。
仔细地分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国民党在1912年至1924年期间，基本上处于灭亡或者说基本灭亡状态；
2、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坚持革命的唯一坚定领军人物，无奈一直无军可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各路军阀，结果一次次被军阀玩弄；
3、军阀们经常拉拢孙中山，并不是因为愿意帮助孙中山，更不是跟着孙中山建党建军，而是利用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北洋军阀虽然篡夺了权，但“中华民国”这块牌没扔掉。只有在南北军阀对立时，孙中山才是利用对象，一旦南北妥协，孙中山就成了绊脚石，会被很快踢开；
4、国民党始终都是一个不团结的政党，始终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靠自己竟开不成全国性代表大会，因而注定不是一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政党；
5、孙中山接受两大共产党之后，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革命理想有成功可能，因为在中共和苏共帮助下，才有了姓孙的军队，不再靠陈家军、唐家军、李家军、张家军等。
有孙中山的建军成功，才有后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而孙中山的成功又得益于共产党，因而，可以认为，没有共产党（苏共和中共），就没有后期的中国国民党。
我个人对孙中山先生的综合认识：
1、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思想者和革命先行者；
2、孙中山是一位能力突出又有时代局限性的革命实践者和革命领导者，但他的一生没有成功的革命实践，辛亥革命既不是他作出的指示，更不是他亲自领导，他根本不知情；
3、孙中山是一位融贯中西的政治鼓动家，但又不是成熟的政治家；
4、孙中山是一位超越现实的宏观理想主义者，但他在现实中从未成功推进过自己的某一种理想；
5、孙中山是一位将毕身心血奉献给祖国的伟大爱国者或者说伟大民族复兴倡导者。
6、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并且是国民党承认的国父，军阀时期的民国并不公认他是国父，他更不是新中国的国父。
7、新形势下，故意抬高孙中山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借此贬低毛主席，不承认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二是借他离间并搞乱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树国民党的旗，虚化共产党的道路，进而改变路的方向。
8、现实中，有些人的思想已经接近沦陷，国若有难，它们将是最危险的内部决堤堤段，所谓蚁穴，实乃人穴。
写于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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