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我们不能将开放等同于“投降”

　　特别要说明一点：

　　某些被精神殖民深入脑髓者，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听到精神殖民就立即会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你是要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你这是“以西方为敌”的冷战思维!

　　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我恰恰主张要进一步对外开放。

　　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地去考察西方、研究西方、剖析酉方，我们才能认清这个全球化世界的真相。我们才能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我自己的经验就证明，我们只有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加强与西方的交往和交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西方。我与绝大多数驻外记者和交流学者、专家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在法国常驻的时间大概比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记者、学者都要长得多。一般记者都有一个任期，从两年、三年至四年不等。而我的两个任期长达二十多年。正是因为我在法国工作、生活的时间特别长，使我有机会突破西方表面上的那层硬壳，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质与核心……

　　要知道，西方才是一个真正的复杂体。与西方打交道，我们当然有必要真正从理论到实践认识一个真实存在而非理论上的、虚拟的西方。我们在与西方交往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西方文明一方面具有一种双重性，表层与实质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征服性”。从始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19世纪西方对全球的殖民扩张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确实，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一面。西方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西方文明也对人类造成无数悲剧。北美印地安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去学习西方表面上的东西，更不能忽略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事实上，这种野心在一部分西方人的头脑中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有一种误解，好像我们一提要“警惕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我们就要退回到中古世纪去了，好像我就是要主张中国必须退回汉唐时代才是“不被西方精神殖民”了。这是将我的观点庸俗化，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曾在一次讲座中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听众问，是否我们今后穿西服就要被批判了，就是被精神殖民了……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反精神殖民，绝对不是要反对来自外国的一切!更不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反精神殖民主要是要在思想上树立起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面对来自外部对我们的精神征服，我们要学会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的尊严。作为一个个人而言，穿西服还是穿中式长袍并不重要，与精神殖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而言，服饰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则反映了-个国家国民的普遍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饰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确实需要我们进行反思。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都在重返他们的民族传统服饰审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如国庆、阅兵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往往会脱下西装，穿上中山装，其中所表达的含义应该是很清楚的。至于在平时，作为个人，有时喜欢穿中式服装，有时喜欢穿西装，这就是个人的爱好了。但如果你认为，或者潜意识里认为穿了西服的人要比穿中式服装的人要更“高尚”一点、更“文明”一点、更“聪明”一点……那我就有点怀疑你在精神上自我矮化了;假如你因为自己穿了一套西装，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那些穿中山装的人高人一等，那我就可以初步给你下诊断书了;你离一个精神亡国奴已经不太远!因为你将西装认作了自己精神主人的象征……

　　所以，抵御外来精神殖民，不是盲目的排外，也不是盲目的全盘接收。我们要掌握一个度，要心中有数。哪些外来的东西是带有目的的，是为了改变我们、征服我们、奴役我们;哪些是善意的，是“以平等精神待我”的，是我们可以信任的、接受的。要有辨别外来一切的良莠、善恶、利弊的能力。为此，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对外开放。

　　另外还有一种“误解”，或者说是“有意识的曲解”：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接受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于是就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也被马克思“精神殖民”了?这如果不是太过天真，就是故意在那里混淆视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解放全人类”，而且首先是精神上的解放。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会沦为“马克思”的殖民地，而是接受一种思想武器，能够帮助我们挣脱当时中国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争取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和国家全面的独立。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要征服、奴役他人的思想体系，而是解放人类的思想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试图奴役我们的精神殖民的抵抗。事实上，反对精神殖民绝不是反对外来的一切有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世界上最具开放精神、最具海纳天下之包容性的。我们要接受人类社会的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只是，在接受之前，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打着某种“价值观”，甚至是“普世的价值观”的旗号，试图在思想上奴役其他民族的事实存在。思想上奴役其他民族，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其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维持其剥削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力……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对外来的一切，特别是试图强加于我们的一切观念、理论、思想等进行审视，接受好的、拒绝恶的，特别是拒绝要求我们屈从于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或某个跨国家集团的统治，以保持我们的民族独立精神。只有精神独立，才能有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相反是我们今天抵御精神殖民的思想武器。

　　应该承认，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只读我们自己的孔孟圣贤，我们是无法抵御外来精神殖民的。下面我会具体地讨论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是精神殖民。因为我们要抵御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理解它、参透它，随后我们才能知道其对于我们的利弊，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有利、有益的，我们要接受;对我们不利、无益的，我们要抵御。如果我们关上大门，我们可能一时对外来的精神殖民建筑起一道“竹墙”。但问题是我们既不可能永远关上大门，也不可能永远不走出大门。而如果我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话，一旦我们与外部世界接触时，我们就会变成“精神上不设防”的愚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精神殖民而不自知……所以我主张强化我们的对外交流。我力主我们的年轻一代要走遍世界，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要“察万宗事”。我们要学会认识西方，只有认识了西方文明的实质，我们才能对西方文明“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要“师夷长技以自强”。井底之蛙是注定要走向衰弱的……更何况，我们并不准备以西方为敌，我们只是为寻求合作互利共赢。

　　问题是，我们不能盲目开放，我们不能无意识、无条件地开放，我们不能毫无自我意识地向他人开放，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开放视为获取西方“友谊”的条件，我们不能因为开放而在精神领域不再设防，我们不能将开放等同于投降……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又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还是一个国家利益与民族自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国民自我意识的大问题。唯有树立起我们国民的自我意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实质，从而解决我们与西方究竟应该如何交往的问题。这一点，我还会另外撰文阐述。

　　(本文原载郑若麟所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自由的幻觉 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一书，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