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前告诫：“如果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是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防止党变质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贯是很重视的。远的不说，就说他晚年的情况。他不顾年迈体弱仍进行理论问题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重要著作。根据谢皮洛夫的回忆，1952年斯大林对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要求谢皮洛夫牵头编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指出，“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出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劳动者来，不然我们就要灭亡。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里斯大林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两天对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说：

　　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

　　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语重心长的告诫。

　　列宁有一句名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结果。同样，斯大林也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结合实际解决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保证了苏联的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取得重大胜利。苏联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既是革命家，又是大思想家和大理论家。

　　斯大林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登上领导岗位的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原先或者做行政工作，或者做技术工作，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知识和修养很差。第三代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一个连拼写法还没有完全学会的半文盲。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也不高，尽管有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缺乏理论知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修养。而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有可能把党和国家引导到邪路上去。

　　勃列日涅夫在他患病前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理论水平不高。根据布尔拉茨基的回忆，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组织者，不是理论家。而根据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他承认自己理论上不行，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这与那些以理论家自居、把秘书和智囊提供的东西说成自己的“新发现”并加以炫耀的人相比，显得比较诚实。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重大缺欠，没有想到如果不设法加以弥补，他将是一个不合格的和不称职的领导人，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当然，不能要求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成为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理论家。但是如果他能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学习，总是会有一些提高的。可是他不爱学习，对理论缺乏兴趣，几乎不读书。葛罗米柯在《值得记忆的事》一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记得在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休养时，我给他介绍了一本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生平的书，甚至把书给了他。他答应读它。但是两个星期后把书还给了我，说：‘这本书我没有读。而且我已完全没有读书的习惯了。’”也许有人会说，他工作忙，抽不出学习理论的时间。确实，他要参加许多会议，出席形形色色的庆典，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工作很忙。可是他却有充分时间去参加各种并不一定需要参加的应酬，而且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和其他活动上，而不把这些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当年斯大林日理万机，大概不会比他清闲，然而每天仍抽出时间读几百页的书。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认识不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以列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自己亲自写文章和报告。斯大林继承了这个传统，如同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无论是讲话、文章、报告还是命令，都自己动手，没有人替他写，并且“他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当然，不一定要求后来的领导人都完全像斯大林那样做，有的必不可少的应酬的东西和不大重要的讲话可以让秘书起草，但是重要的报告和文章必须亲自动手，因为这不只是做文字表达工作，而且是认真学习思考和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对领导人来说是很必要的。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传统遭到了破坏。

　　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过接收和保管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科戈诺夫曾这样说过：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来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什么也不写。我在各种档案馆里见过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属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袖的。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只是现成的报告、讲话、发言等等的“宣读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在便条、台历、笔记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顺的记载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写。

　　赫鲁晓夫大概只留下一些带有拼写错误的批示和由他口授别人记录的东西。勃列日涅夫除批示外，还留下了不少工作笔记，这就是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数不清的报告、讲话、发言、祝词、贺电等等，都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上面说过，到了晚期，就连简短的谈话也要事先由别人替他写好，由他宣读。为了给他提供这项服务，设立了一个以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担任州委书记时的老部下楚卡诺夫为首的私人秘书班子。到60年代末，参加这个班子的助手、秘书和顾问已达到20多人，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老友戈利科夫，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美国和加拿大所所长阿尔巴托夫，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专家组组长鲍文、希什林和佩切涅夫等。这些人根据需要起草各种文件，然后送交勃列日涅夫审定。布尔拉茨基在参加讨论纪念卫国战争20周年的报告时发现，勃列日涅夫很不喜欢自己阅读，更不喜欢写东西，所有材料以及给他写的讲话和报告他都要让别人读给他听。在这方面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后者在给他准备发言稿前都要口授一些原则性的想法，而勃列日涅夫从来不这样做。而到了后期，这位总书记更不自己阅读了，全让别人朗读，他半躺在安乐椅里听着，有时打起瞌睡来。这样产生出来的文件全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发表，然后收集起来编成文集，以《遵循列宁主义方针》的书名前后共出版了九卷，大量发行，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其中的某些“警句”成为口号，被制成广告式宣传牌，装饰着城市的建筑物。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口号（“经济应当是节约的！”和“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不会改变！”）出自写作班子里的鲍文的笔下。根据佩切涅夫回忆，鲍文每逢情绪好的时候，喜欢指着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绿色封面的多卷本著作说：“苏联人民每到晚上在城市的宣传广告牌上看到的不是他的，而是我的口号！”鲍文在这里提出了著作权问题。看来，为了解决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需要通过立法规定谁是作者。

　　参加写作班子的人员尽管都是各个部门的专家学者，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但是他们不是领导人和决策者，不了解全面情况，缺乏提出新问题和新观点的胆识。他们或者只是把上面的原则性指示敷衍成文，或者揣度上面的意图而进行编造，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缺乏个性和创见。由于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不一致，最后的定稿往往是经过争论而达成妥协的东西（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时间长了，公式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如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八股气愈来愈浓，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连篇，败坏了文风。与此同时，某些专家学者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有时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为“新发现”奉献给领导，这些东西经领导同意写入各种报告和其他文件，成为指示或指导思想。这样做，问题就更大了。

　　勃列日涅夫大概由于知道自己在理论上不行，便在意识形态方面依靠苏斯洛夫。当然，他同时也离不开他身边的助手、秘书和顾问们。这些人就思想观点来说，大致可分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派和崇奉西方民主自由的自由派。属于前者的有戈利科夫、特拉佩兹尼科夫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是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鲍文等人。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勃列日涅夫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和理论修养，遇事缺乏主见，于是这两派便像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展开了争取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争，而勃列日涅夫则像谢马诺夫所说的那样，开始“荡秋千”，向一边迈出一步，紧接着又向另一边迈出同样的一步。他不喜欢争论，认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会影响团结和稳定，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调和矛盾，甚至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也和稀泥，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回避论争”。结果不仅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而且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

　　勃列日涅夫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头出任最高领导人的。从国内来说，苏维埃国家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犯过错误，积累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认真的总结，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同时由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由于科技革命的兴起，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做认真的分析研究，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制订出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战略计划。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此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和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组织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可惜的是，勃列日涅夫由于对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这样做。

　　1969年12月17日，在斯大林90岁诞辰前几天，勃列日涅夫利用最高苏维埃会议中间休息时间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真理报》要不要发表已准备好的纪念文章问题。当时多数高级干部对斯大林的功绩是肯定的，因此提出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对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是有利的。可是勃列日涅夫摇摆不定，勉强同意发表纪念文章，强调要用“平静的语气”，实际上是不同意观点鲜明地提出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当然更不同意展开讨论以求得共识。

　　这种回避矛盾的态度，使之错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利时机。在这之后，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继续采取回避态度，既不主张进一步进行批判，也不为他恢复名誉，而是把问题搁置起来。这样做虽然避免了许多“麻烦”，表面上求得了一时的太平，但是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由于没有通过讨论澄清各种事实和驳斥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使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造谣攻击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影响，国内外敌对势力继续将其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这对动摇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信念起了一定作用。其次，由于没有通过深入研究和讨论肯定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坚持；同样，由于没有通过深入研究和讨论认清斯大林的错误和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明确斯大林建立的各项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就不能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明确改革什么。这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此外，还应该指出一点，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如果苏共能对斯大林做出全面和正确的评价，那么这就会有助于缩小和消除中苏两党的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没有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没有他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他大概只反对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以及鲁莽轻率的表现，如上所述，纠正了赫鲁晓夫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以及硬性规定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等做法，而对赫鲁晓夫重大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或者由于认识不到纠正这些错误的重要性和怕引起争论而加以回避，例如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或者由于理论水平低，划不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同时受周围的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错误观点基本上接受了下来，并提出要继续将其作为指导思想。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仅仅只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了前提，仅仅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的路很长很长，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实现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同样缺乏认识。究其原因：首先，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次，他未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苏联的现状，结果他对苏联当时的社会的描述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看到还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诚然，当时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并不说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了。实际上，阶级对立依然存在，阶级矛盾仍相当尖锐，阶级斗争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和采取新的形式而已。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搞特权，肆意挥霍国家钱财，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逐渐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其中有的人贪污盗窃，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把他们领导的企业和农业变为私有领地，勾结社会上的犯罪分子进行非法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获取非法的超额利润，实际上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大批党政干部腐化变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这些人最后埋葬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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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苏联领导人由于没有很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苏联国内外形势，因而对形势做了错误估计，未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他们空喊一些空洞的漂亮口号，自欺欺人，不思进取，错过了改革的时机。一方面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致政权机构愈来愈臃肿，干部愈来愈脱离群众；另一方面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进一步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得整个经济开始失去活力，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一系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结果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有所蔓延。更严重的是，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眼金睛识破体制内部的复辟势力并给以有力的打击。这样就使整个国家在出现短时间的积极向上的发展势头后重新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第二，没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深刻揭露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本质和虚伪性，在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的思想斗争中打了败仗，结果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吸引的人愈来愈多，而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日渐减少。这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无怪乎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两年多，戈尔巴乔夫登高一呼，就有万众相随，苏联这座宏伟的社会主义大厦很快就倒塌了。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尤其是它的最高领导人，懂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生死存亡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在2006年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时，不少俄罗斯人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时显得那么强大和坚不可摧的苏联会在他去世后的短时间内迅速瓦解？毫无疑问，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给国家的覆灭埋下了祸根。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出在苏共党内。事实说明，苏联没有被外部敌人进行的热战和“冷战”打垮，却垮在隐藏在内部的敌人的叛卖上，而这种叛卖活动之所以得逞，原因在于苏共领导集团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民心。

　　【本文节选自张捷著《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张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