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经济周期的锅，马克思不背

　　【作者按】承蒙李院长和韩教授抬爱，邀我来“光华求知讲堂”做这个讲座，希望我紧扣当下现实，避免纯学术。我很惶恐，担心力不胜任；我也很感谢，感谢李院长的信任。我认真准备了这个题目，分十个问题展开讨论。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甩 锅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遇到很多学者、老板和小微业主，甚至普通百姓，一旦聊到经济形势，都比较悲观，有怨气。

　　疫情之后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大致在5%左右，人们对此有切身感受。很多人会问：之前的经济增长总是八九不离十，现在咋就只有5%左右了，甚至连5都不到了呢？

　　于是乎，有怪马克思的，说都是《资本论》惹的祸；有怪社会舆论的，说现在的氛围有点左；有怪《劳动法》的，比如柳传志就说，新《劳动法》过于照顾员工利益，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有怪“国进民退”的，说机会都被国企垄断了；还有怪中国得罪了美国，后果很严重……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奇葩的甩锅比赛，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2014年两会期间，有个叫李某某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

　　这位政协委员认为，禁了《水浒》，从此天下太平。我说，这位政协委员的建议完全是唯心史观的思维逻辑。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宋江那一拨人，并不是读《水浒》读成了梁山好汉，而是官府权贵土豪劣绅给逼上梁山的。

　　与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的思维逻辑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10月10日，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于当下的“社会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草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问题导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可是有人却故意误导舆论，暗示未来的“风向”要发生改变云云。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误导，我有必要引用习近平最近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言归正传。有人给《资本论》上纲上线，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蓄意冒犯“56789”的贡献，伤害了企业家的信心，最终导致经济收缩。

　　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把《资本论》统统烧掉，严禁出版《资本论》，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看看企业是不是从此就不再亏损、不再负债了呢？

　　把企业亏损负债、经济收缩下行的责任，归咎于《资本论》，荒谬绝伦。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不是“道德家”

　　唯物史观从来不否认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会创造价值（参赵晓磊，赵磊：《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的特性——兼论资本家的管理劳动》，载《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

　　《资本论》揭示资本的性质，并不是要否认资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非是在证明: 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客观事实，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常态。

　　至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需要作另外的评价了。

　　马克思不是“道德家”，《资本论》并没有去证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历史评价。

　　那么，资本应不应该占有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呢？汲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会不会万寿无疆呢？一言以蔽之，资本是否具有历史局限性？资本的积极作用是不是一个历史范畴？

　　马克思对此并没有简单地作出道德评价，而是在澄清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这才是《资本论》的要害所在。

　　一段时间以来，把经济收缩归咎于马克思，把企业的亏损和负债归咎于《资本论》，几乎成了某种“政治正确”（参：赵磊《私企困难是〈资本论〉造成的吗》，红色文化网首发）。

　　按照这样的“政治正确”，只要立刻封杀了《资本论》，中国经济就会永远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就会从此人间蒸发。

　　问题是，禁了《资本论》，禁了马克思主义，企业是不是就不再亏损负债了呢？大小资本之间是不是就不再“优胜劣汰”，从此永远岁月静好了呢？

　　最近看了一个小视频，河南胖东来商贸集团的老总于东来，批评某些人：

　　“跟那资本家一样，挣个钱光装到自己兜里，去体现我多有钱，我有多少财富，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其实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内在懦弱，虚。你不把你企业的员工当人看，员工怎样跟着你去奋斗？何况你的价值搁哪儿？无非是标榜一下我多有钱。傻X一个。”（《胖东来老总：民营企业困难的根子在民营企业主自己》，红色文化网2024年10月30日）

　　于东来批评的是某些企业家。于东来的意思是说：民营企业困难的根子，还是在于民营企业主自己。

　　于东来的说法是否全面，可以讨论。但是我认为，老于同志让企业家自己反思，比起动不动就甩锅马克思，恐怕要客观得多，其励志的良苦用心也令我敬佩。

　　很遗憾，老于同志的励志未必会得到某些企业家的理解，而甩锅给《资本论》，却有不少人信以为真。可见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泛滥成灾到了何种地步。

　　第三个问题：经济周期

　　有人看了于东来的视频，生气了，质问：“现在每个企业都在市场上殚精竭虑地卷啊卷，哪个企业家敢躺平？你胖东来一股脑把锅甩给企业家，让企业家自己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这公平吗？”

　　这个质问有点道理。马克思就说过：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家个人德行的高低上，必须反思决定个人行为背后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规律。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反思：为什么当下经济不再高速增长，而是中速增长，甚至出现经济收缩呢？

　　之前学界讨论过一个热门话题，即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含义之一，就是经济处于减速换挡期。这里面的学理，我就不讨论了。

　　我要强调的是：当前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是市场经济内生的经济周期的必然结果。

　　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市场经济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叫“经济周期”。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中，经济学总结出了三类周期：

　　一是长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一个周期；

　　二是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一个周期；

　　三是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大约40个月一个周期。

　　既然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有没有马克思，你读不读《资本论》，市场经济运行都会经历繁荣、萧条、衰退、复苏的周期性变化。

　　那么经济周期的原因呢？这个分歧就大了，有内生论和外生论两大系列。有的把原因归结于太阳黑子爆炸，有的归结于有效需求不足，有的归结于科技创新，有的归结于固定资产更新，等等。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不论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于什么，除了极少数黑板经济学家，大多数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是市场经济，对不起，那就必然有经济周期。

　　也就是说，经济下行甚至经济衰退，是市场经济周期变化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我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

　　这就如同女性的生理周期一样，只要是成年女性，那就必然会有生理周期。如果有人把生理周期归咎于读了《资本论》造成的，你们觉得靠谱吗？

　　第四个问题：内需不足的症结

　　既然市场经济有周期，而经济周期的锅不能让马克思来背，那么当下经济收缩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很多学者归咎于：“消费需求疲软”，导致内需不足。

　　疫情对民众的消费的确有负面影响。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公布的数据，疫情之后日常消费复苏的势头并不疲软。

　　2024年1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3、1.5、-0.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82.5%、28.9%、-11.4%。”

　　“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47.1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50.3万亿元，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11.4%，比上年提高25.3个百分点。”

　　2024年3月1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2024年1-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从数据来看，2024年以来，市场销售持续恢复，服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

　　既然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而且2024年以来消费市场恢复力度持续加快，那么所谓“消费需求疲软”的判断，就并不符合事实。

　　既然“日常生活消费并不疲软”，那么内需不足的症结又在哪里呢？事实证明，所谓内需不足，并非日常生活消费疲软，而是房地产的需求疲软。

　　所以，针对“消费需求疲软”的看法，我在2023年底撰文指出：“所谓内需不足，实质上是房地产需求疲软，而并非日常生活消费疲软。”（参《赵磊：房地产的出路，明确了！》，载“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对于我这个判断，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不以为然”。然而，之后陆续公布的统计数据，却证伪了“不以为然”的直观感受。

　　总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所谓内需不足，“并非日常生活消费疲软，而是房地产的需求疲软”。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第五个问题：为何是房地产？

　　在座的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统计，1998-2021年，全社会住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9.2%，从全社会住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来看，1998-2021年平均拉动点数为0.79个百分点。

　　另外，按照新的统计方法，2013-2021年，全国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居住支出占比均值分别为22.9%和23.5%。其中，2013-2020年，居住支出占比呈上升态势，2020年全国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居住支出占比分别为24.6%和25.8%。综合测算，2013-2021年，以住宅投资和居住消费衡量的住房经济，在GDP中占比平均为17.5%。

　　在当下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房地产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既然它在扩张期所具有的乘数效应如此之强劲，那么它在收缩期的乘数效应同样威力巨大。

　　所以，内需不足的症结，并不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不足（比如餐饮、旅游业），而是民众对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不足。下面的数据显示，当下中国的房地产供给，已经处于总量过剩的状态：

　　2023年2月，在以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情况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外披露，在过去三年里，“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获取了全国近6亿栋城乡房屋建筑数据以及80多万处市政设施数据”，这一数据也被广泛解读为：“首次回答了我国到底有多少房子”。

　　由住建系统承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涉及全国6.6亿栋城乡房屋建筑。其中，农村房屋量大面广，以栋数计占城乡房屋建筑总量90%以上，以面积计算占一半；而城镇房屋则为4700多万栋，同时分为住宅与非住宅两大类。

　　住建部统计出“6亿栋”房屋，未必都是居民住宅。但是，从各方面给出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论来看，我国当前人均居住的空间已经相当可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1.76平方米。其中，乡村的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6.8平方米，城市和镇分别为36.52平方米、42.29平方米。

　　基于实证数据，官方做出“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的判断，无疑是令人信服的。至于这个“重大转变”是“绝对过剩”还是“相对过剩”，或有分歧。但是，这个“重大转变”已经严重影响到房企的市场业绩：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百强房企2022年1-12月实现销售操盘金额64622.2亿元，同比降幅保持在41.6%的较高水平。

　　从房企的销售目标完成情况看，根据中房网监测，2022年17家披露年度销售目标的典型房企中，接近六成的企业目标完成率不足80%，更有接近半数的房企，目标完成率还不及70%。整体来看，2022年典型房企销售目标完成情况处于历史低位水平。

　　业内人士断言，“不再追求规模的增长，是2022年绝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的选择”。但即使在这样已经下调了的预期面前，业内人士称，能完成年度销售目标的房企仍是寥寥无几。下行周期叠加疫情影响，房企销售业绩相比往年表现更为低迷。

　　数据是枯燥的。但是这些数据说明，由于房地产业供给总量过剩，导致“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内需不足的症结所在。

　　第六个问题：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消费需求疲软”？为什么这个直观感受与统计数据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种反差源自于人们对内需不足的模糊认识。

　　记得2024年年初，有专家批评我：

　　“你赵某人说，‘疫情之后民众的日常消费并不疲软，疲软的是房地产业’。这个判断严重不符合事实。倘若‘民众日常消费恢复的势头强劲’，那么内需不足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如果经济收缩的问题是‘内需不足’，那么你所谓‘日常消费并不疲软’又从何而来呢？”

　　让某些专家深感困惑的是：既然大家都承认中国当前“内需不足”，那么你赵某人说“日常消费并不疲软”，岂不是与“内需不足”自相矛盾？因此，不是你赵某人说的“日常消费并不疲软”，而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我要告诉大家，这些专家把“内需”等同于“消费”了。

　　所谓内需，全称“国内需求”，包括两部分：一是投资需求，二是消费需求。注意，消费固然是内需的组成部分，但消费不等于内需。

　　问题是在国家统计中，商品房的销售金额在GDP的计算中属于投资，而不属于消费。

　　在国家统计局对住房属性的界定中，住房属于固定资本形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价值，在支出法G D P核算中归入固定资本形成。通俗地说，不仅经营单位购置的厂房是固定资本，居民个人购买用于居住的住宅也都属于投资品，而非消费品。

　　所以，我有必要强调：尽管2023年国内最终消费并不疲软（其贡献率达到82.5%），但是作为我国内需一直占大头的房地产业，其贡献已经风光不再（2020年，广义房地产产业链完全带动的相关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50%以上），这就必然导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现在收缩为28.9%。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跌幅连续6个月扩大。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7269亿元，同比下降9.1%；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922亿元，同比下降9.3%。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9.6%。

　　很多人不喜欢琢磨数据，但我有必要复制在这里。因为这些数据才是“内需不足”的真正含义所在。

　　当然了，房地产需求不足会拖累经济下行，最终也会影响日常生活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未来“消费需求疲软”的担忧，转化为当下的直观感受，似乎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

　　不过，这个道理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罢了。

　　第七个问题：“国进民退”与“外力冲击”

　　有人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咎于“国进民退”，这同样站不住脚。

　　我注意到，不仅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周期的锅，甩给“国进民退”，我遇到的很多人（甚至马院的人），也跟着这样甩锅。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并非马学界的林毅夫，却反对甩锅给“国进民退”，他说（参《林毅夫驳“国进民退”论》）：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占比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因为外力冲击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实际上，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上升以及国企贷款比重上升（或者说民营企业占比下滑），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林毅夫的某些观点，我并不认可（参拙文《评林毅夫“消费拉动误导中国”》，载“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然而，他对“国进民退”论的驳斥，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也是颇有见地的。

　　不过，林毅夫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结为“外力冲击”，我认为这个的看法仍然是表象的。

　　“外力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然不小。但是，中国经济放缓的根源既不在于“国进民退”，也不在于“外力冲击”，而是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经济周期。

　　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所谓“外力冲击”（贸易战和逆全球化），不过是经济周期在世界范围的演化结果罢了。

　　当然，马学者是反对甩锅给“国进民退”的。可悲的是，在当下主流经济学界，始终跟马克思对着干，那是唯一的“政治正确”。

　　就拿我的遭遇为例吧。针对房地产原有的发展模式，我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出：“在经济收缩的现阶段，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保障房”。投给主流刊物，被枪毙了，匿审给出的理由是：“论文存在理论使用错误：作者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房地产供求合适吗？”。

　　至于剩余价值理论究竟怎么“不合适”？究竟哪一点“不合适”？这位专家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我真想当面请教一下这位专家：难道房地产的总量过剩不是市场经济周期的必然结果，而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造成的吗？

　　拙文后来被一家信马的刊物发表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知网下载：《以保障房建设推动我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3期。看看拙文的“理论使用错误”，究竟错在哪里？

　　第八个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

　　既然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那么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必然要发威，必然会给你颜色瞧瞧，让人们知道它的厉害。

　　当然，尊重客观规律，承认它的厉害，不等于人们只能“无所作为”。

　　面对经济周期，人们如何作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市场经济消亡了，出现另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取而代之（比如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反复震荡的经济周期的盲目作用，才有可能不再发威——这个话题很大，我已有专文讨论（赵磊：《市场经济向何处去》，《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不赘述。

　　老话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有些事情可以为，有些事情不能为。为什么不能为？因为你再牛，也拗不过周期规律。

　　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有所为”。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宏观调控的方向是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以有刺激经济一说。

　　新时代以来，中国进入经济周期的换挡阶段，加之三年疫情冲击，经济开始逐渐减速。虽然疫情之后日常消费的“后反劲儿”不俗，但力度却不尽如人意。

　　问题症结在于房地产。于是，2023年开始松绑解限，出台了“十大政策”（比如“认房不认贷”），期望“止跌回稳”——止什么跌，有争议。我认为，政策含义与其说是期望“房价止跌”，不如说是力争“成交量止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季报”：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其中，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三季度GDP增速延续了二季度以来的下行势头，拖累前三季度GDP增速较上半年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

　　在“三季报”出来之前，宏观政策强调的是“要有战略定力”——我想起了《平原游击队》的一句台词：“慌什么慌，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三季报”出来之后，宏观形势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于是调控政策力度逐渐加码，包括：全面放松房地产的限制政策，降息，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以旧换新等等。

　　很多省市提出了“四个取消”，即因城施策，调整或取消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等等——这就叫“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

　　有消息称，11月上旬可能会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政策。用户部侍郎廖岷的话说：“主要目的是提振内需，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针对现在的刺激政策，有人说：“当初就不该打压房地产”——我说此言差矣。此一时彼一时，拿现在的政策来否定之前的正确做法，这是鼠目寸光，不懂因时而变。

　　如果当初不给房地产放气，现在的泡沫会更大，一旦集中暴雷，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前面已经讨论，不赘述。

　　顺便插一句。虽然疫情后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不疲软，但是，2022年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是55%左右，且多年来一直处在60%以下，与世界其他国家70-80%以上的消费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果，提高百姓的消费水平，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认识一个小微业主，他问我：“现在的生意太难做了，怎么办？”

　　我说：“尽人事，听天命”。

　　他问：“你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也唯心信命了？”

　　我说：“尽人事，就是大家都在卷，你躺平不卷，行么？听天命，就是你要顺应经济规律。这里的天命，指的是客观经济规律。”

　　他问：“你不是说，马克思主义重在改造世界吗？”

　　我说：“然也。认识、尊重和利用客观规律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形势比人强，你拗得过规律吗？”

　　他说：“拗不过”。

　　我说：“那你就咬着牙挺吧！”

　　第九个问题：别拿诺奖说事

　　今年的诺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们三人“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于是乎，人人都在“阿西莫格鲁”如何如何，个个都在“包容性制度”云云。

　　这三位获奖者的学术贡献，当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但是，有人却拿今年的诺奖说事，别有用心地用“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来隐射中国经济周期的原因。

　　我为什么说“别有用心”？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践行的是“中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天也依然如此。虽然中特市场经济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比如：强调党的领导、精准扶贫、自主创新、绿色发展等等），但其理论和实践的内核始终没有改变。

　　可是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之前中特市场经济是包容性的，之后中特市场经济就成了攫取性了。

　　换言之，在他们眼里，跟在西方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就是包容性；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攫取性。

　　IMF全球副总裁朱民最近在上海做了一个主旨演讲。他说，当下全球经济金融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个，是持续性的低增长的过程；第二个，是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第三个，是政府的债务、财政赤字，全世界都在上升；第四个，是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是急剧上升。

　　于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赤字都在上升，而经济增长速度都在趋于下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之前世界各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制度都是包容性的，而现在都变成攫取性的了？

　　这个问题，阿西莫格鲁同学会怎么回答呢？

　　10月26号看到一条消息，2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包括刚获诺奖的Acemoglu）联袂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全力支持哈里斯的经济议程和竞选资格，并认为这将更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看见没有，阿西莫格鲁同学对美国的那一套充满了理论自信。当然，这位阿教授的理论自信，想必是双标。

　　为什么是“双标”？因为如果我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趋势说明，它的制度是攫取性的，那么刚获诺奖的阿西莫格鲁非跟我急眼不可。

　　针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四个特征，朱民说：“世界变了，变了不由我们。从思维方式来说，我觉得很简单，变化的世界这四条就是在座各位的新的约束”, “所以约束变了，大家得重新做你们的约束模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四个特征是“不由我们”的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而言之，拿包容性和攫取性的两分法来说事，显然是很肤浅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眼里，这“不由我们”的四个特征，不论包容还是攫取，抑或是二者轮番出场，其根源还是在于市场经济内生的经济周期，以及周期背后的社会基本矛盾。

　　第十个问题：思考题

　　在讲座结束之前，我出一个思考题。

　　有人质问我：“用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来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周期，合适吗？”

　　言下之意，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00多年前的老古董，跟21世纪的中国经济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一个字说“21世纪的中国经济如何如何”。但是，我也反问一句：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来剖析当下中国的经济周期，何错之有？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虽然《资本论》的出版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中，它一点也不脱离实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如果说不甚适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对于经济周期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深刻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拙文：其一，《赵磊：马克思咋看“经济不振”？》，载“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其二，《赵磊：既然市场决定，就别一脸委屈》，载“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我出的思考题是：在揭示当下中国经济周期的根源时，究竟是《资本论》已经过时了，还是流行的庸俗经济学很肤浅？希望下来大家做个比较。

　　我的讲座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注：这是2024年10月29日，作者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光华求知讲堂”演讲的文字稿】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