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Denial of Imperialism on the Left
作者：约翰·福斯特
在当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深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解散以来——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都支持各自的民族国家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左翼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分裂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更具欧洲中心主义的部分长期以来试图以各种方式减弱帝国主义理论，但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依然在一百多年来的所有帝国主义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能够准确解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由于它在解释二战后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实用性。然而，列宁的总体分析并非孤立存在，考虑到新的历史发展，它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被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分析所补充和更新。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一直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性，支撑着全球革命斗争。
然而，今天这套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完全被自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所拒绝。因此，西方左翼与全球南方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差异，比过去一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这一分裂的历史根源在于美国霸权的衰退，以及面临着全球南方曾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崛起的挑战，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中心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相对弱化。在这种极度两极化的背景下，许多左翼人士现在否认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对边缘地区的经济剥削。此外，最近还出现了对反帝左翼的尖锐攻击。
因此，我们现在常常会遇到来自西方左翼的这样一些自相矛盾的命题：(1) 一个国家不能剥削另一个国家；(2) 没有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3) 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剥削已经被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中的全球阶级斗争所取代；(4) 当今所有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参与着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5) 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主要根据民主-专制的光谱来评判，并非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是一样的；(6) 帝国主义只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性政治政策；(7) 旨在保护人权的人道主义帝国主义是正当的；(8) 全球南方的主导阶级不再是反帝国主义的，它们要么是跨国主义者，要么是次帝国主义者；(9) “反帝左翼”是“摩尼教式”的，它支持道德上“良善”的全球南方对抗道德上“邪恶”的全球北方；(10) 经济帝国主义如今已经被“逆转”，全球南方现在在剥削全球北方；(11) 中国和美国领导着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12) 列宁主要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家，而不是中心-边缘论的理论家。
为了理解这里涉及的复杂理论和历史问题，重要的是回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不仅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出发，而是将其与他在1916到1920年间关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著作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够看出，基于列宁的分析以及早期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如何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展的，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等主要理论家工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完善。这个历史背景将为批判当今左翼普遍否认帝国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舞台。
列宁的帝国主义总体理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力量巨大，以至于那些主张帝国主义已被超越的左翼思想家仍然会回溯到列宁的经典著作。因此，今天欧洲中心主义的左翼常常主张，列宁并未关注殖民国与被殖民国之间，或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相反，他们告诉我们，列宁认为他的工作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横向冲突。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著名社会学教授、北美全球研究协会（GSA）执行委员会成员威廉·I·罗宾逊甚至坚持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无关。
“左翼中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列宁提出的是一种以民族国家或地域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提出的是一种基于阶级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能剥削另一个国家——这只是一种荒谬的物化。帝国主义始终是一种暴力的阶级关系，它并非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大多数左翼人士将剥削者视为‘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种物化，因为国家并不是，也从未是宏观的行动者。一个国家不能剥削或被剥削。”——Robinson,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the Global Police State.”
然而，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并不是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观点，卡尔·马克思对那些他说无法看清“一个国家如何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变得富有”的人表现出了轻蔑。同样，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主张，帝国主义的主导倾向是“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稍后，他指出，“被压迫国家的剥削……尤其是殖民地被少数列强剥削”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列宁明确表示，提到剥削时，意味着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从”一个受压迫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赖国）“抽取剩余利润”。
尽管如此，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催化剂》杂志编辑维维克·奇伯认为，列宁关于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体设想是“有缺陷”，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经济性的（而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以及他关于资本主义富裕国家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即劳工贵族）从帝国主义中受益的观点，也存在问题。在奇伯看来，列宁的这些分析是错误的，而他的理论意义主要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领域。
关于列宁理论及其当代相关性的一些严重误解，部分源于西方激进学者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其他主要著作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列宁在1916年至1920年间写了六篇关键性文章，这些文章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纲领》（1916年1-2月写作）；《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写作）；《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作的纲领，1920年6月）；《帝国主义论的法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这些额外的，主要是后期的列宁著作补充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直接聚焦于发达帝国主义大国（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问题（今天，随着加拿大的加入，这些国家构成了七国集团，即G7）。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积累的兴起取代了自由竞争时代，创造了相对少数几家企业的巨大剩余利润领域，它们逐渐主导了经济。列宁列举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中，他强调了资本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集聚与集中的过程，作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第三个特征是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区别，即资本向全球市场转移。第四个特征，总结前三个特征，是少数国际资本主义垄断企业主导世界。第五个特征是“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列宁的分析强烈反对德国社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曾认为帝国主义将发展成“超帝国主义”，即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最强者联合”的形式实现统一，这一观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更加集中的帝国主义阵线，但这主要是美国全球霸权的结果，将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降格为次要伙伴。总体来看，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策的观点，明显不如列宁将其视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有深度。
如印度政治经济研究小组（RUPE）所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聚焦于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因此，他在该著作中没有探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影响”。要理解他这一部分的分析，就必须转向列宁在其他，主要是后期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在列宁直接面对外围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反帝斗争。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立即面临着帝国主义大国的军事干预。列宁观察到，丘吉尔愉快地宣称，俄罗斯正遭受“十四个国家”的侵略，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反对十月革命。同时，俄罗斯革命激励了亚洲的重大起义，如中国的五四运动（1919年）、印度的不合作运动（1919年）和伊拉克革命（1920年）。
列宁当然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思想家，他不可能忽视这些新兴革命运动的深远意义。因此，他更加专注于欠发达经济体的剥削问题，而这始终是他对帝国主义分析的主要历史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依附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剥削的问题，早在列宁1916年的著作中就已显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纲领》中，他指出，一些殖民地/依赖国在资本主义下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决，但前提是革命能够促成这一点。这样的革命最终要求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进行革命。“没有一个国家，”他写道，引用马克思早期的观点，“可以在压迫其他国家的同时实现自由。”
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列宁写道：
“极少数富国——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列宁《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列宁不仅主张垄断资本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依附国，通过这些手段获得超级利润，还指出，正如恩格斯曾暗示的那样，这使得垄断资本能够“贿赂”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即劳工上层阶级），这一命题被称为工人贵族论。列宁在1920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正是这一点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保守性质，以及所有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保守性。他写道，“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下到和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列宁《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强调了“世界人口中一小部分”如何“获得了剥削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甚至优先于阶级斗争，尽管两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列宁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了这一立场。他明确区分了“受压迫、依附和被支配的国家”与“压迫、剥削和主权国家”。他在这里明确表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常常通过建立表面上主权独立、但实际上在经济、金融和军事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来掩盖国际剥削的程度。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些观点，并得出结论，当前在被压迫国家的欠发达条件下，“任何民族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些“民族革命”斗争，尽管它们的主要阶级特征是资产阶级的，仍然需要支持，但仅在它们是“真正革命”的斗争时才应支持。他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这些革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认为，鉴于它们具有反帝性质和复杂的阶级构成，且以苏联为榜样，它们完全可能发展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发展所承担的许多任务。
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在呈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时，在列宁的支持下，紧接着由印度马克思主义者M·N·罗伊所写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纲领》一起通过。这些“补充纲领”的核心观点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扭曲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依附国的经济发展。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经历了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的进步。帝国主义列强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和殖民地中榨取了超额利润。
“外国的统治阻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开展革命首先就要推翻外国的统治。帮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支持当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是给被压迫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解放的道路……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际力量，已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的狭小范围。多数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它们努力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纲领》
两年后，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中提出了一些与依附理论相关的核心观点：
“正是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压力的减弱，加上不同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促进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并将继续超越大国帝国主义统治的狭隘和限制范围。此前，大国资本主义试图将落后国家从世界经济贸易中孤立出来，以此来确保其垄断地位，并从对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财政剥削中获得超额利润。殖民地本土生产力的崛起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本质就是利用世界经济不同领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获取垄断超额利润。”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代表了战间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高峰。在该提纲中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全部经济政策是为了维持和加剧殖民地的依赖，深化其剥削，并尽可能地阻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被输出到国外，导致“殖民国家的国有财富被榨取”。
最困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欠发达国家反帝革命的阶级基础。列宁曾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起义必须实现通常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关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民族革命”斗争的性质不一定由民族资产阶级来决定。毛泽东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大的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构成了买办阶级，充当国际资本的附庸。同时，较小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主要寻求将自己发展成大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力量依赖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最终还依赖于农民。
所有这些以及大多数后续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都源于列宁的理论。正如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写：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在于它彻底革命化了对革命的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已经设想了殖民地和依赖国家可能发生自身革命的可能性，但这两类革命被视为割裂的；无论是外围地区革命的轨迹，还是它与城市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都不清晰。列宁不仅将这两类革命联系在一起，还使得外围国家的革命成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将革命进程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Prabhat Patnaik,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Lenin’s Imperialism”
依赖、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价值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在历史上超越了列宁时代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此时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霸权力量，并立即展开了以“遏制”苏联并压制全球革命为目的的冷战。尽管如此，一股革命性的去殖民化浪潮，许多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浪潮，仍然席卷了亚洲和非洲，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1949年5月。
与亚洲和非洲不同，南美和中美洲的殖民地相对较少，因为这些地区在十九世纪曾通过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殖民起义形成了主权国家。然而，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迫沦为依赖国或新殖民地，先是英国，再到美国。因此，拉丁美洲地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由美国帝国主义施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依赖。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源自秘鲁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工作。他在1929年写道：“我们是反帝国主义者，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在我们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履行了与欧洲革命群众团结的责任。”在马里亚特吉写作时，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在尼加拉瓜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正在唤醒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意识。此后，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受何塞·马尔蒂的反帝思想启发，并发展为一场社会主义斗争，再次将反帝革命推到了拉丁美洲的前沿，使拉丁美洲与亚洲和非洲在这方面有了共同的斗争目标。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三十年第三世界三大洲的革命浪潮，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原始分析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发展成一种丰富的全球传统，反映了多种历史条件和语言环境——但始终指向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理论和依赖理论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保罗·A·巴兰，他是《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的作者。巴兰于1910年出生在俄国帝国的尼古拉耶夫市。他在苏联的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和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并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经济助理。之后他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期间正值凯恩斯革命时期。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他参与了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调查。战后，他曾在美联储工作，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之前，在牛津大学做过一系列讲座，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那时准备的，他也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印度统计学院工作。他是古巴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并对切·格瓦拉产生了重要影响。1966年，巴兰与保罗·M·斯威齐共同撰写了《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巴兰的背景十分广泛，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体现了列宁、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帝国主义理论，还融合了苏联和印度计划经济的经验。与此同时，他将这一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条件结合了起来。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奠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极大地扭曲”并阻碍了欠发达世界的发展。1830年，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占据了全球工业潜力的60.9%。到1953年，这一比例降至6.5%。巴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实际当前产出与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他解释了阻碍欠发达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主要帝国主义大国将剩余剥夺走，然后将这些剩余投资于本国经济，或以提高对欠发达国家长期剥削的方式投资于外围国家。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巴兰认为，帝国主义使得帝国中心国家的上层工人间接受益，从而形成了与广大工人阶级对立的“工人贵族”，他们从垄断桌上捡到的“剩饭”成为了这种阶级的象征。
巴兰依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日本与印度进行比较。日本代表了除欧洲或欧洲白人殖民地外的经济发展的独特实例。帝国主义大国在十九世纪主要将力量集中于征服中国，因此未能殖民日本。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这一历史进程是对西方不断扩大的军事威胁和不平等条约的回应），日本能够为快速工业化创造内生的社会基础，并借助西方技术的引进实现这一点。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其成为资本主义大国。与之对比，印度自十八世纪被英国殖民后，英国摧毁了印度的工业，使其长期处于欠发达或依赖性发展的状态。
继毛泽东之后，巴兰坚信，在欠发达国家，买办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结盟）直接与国际资本联系，并在其社会中扮演着寄生虫的角色。他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的主要任务：阻挡，如果不可能则就延缓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六章）他解释道：“虽然外国投资者把从不发达国家取得的利润在东道国进行再投资或抽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就整体而言，不发达国家一直把很大部分经济剩余以利息与红利的名目输往更发达的国家。”然而，最糟糕的是，很难说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外国资本剥夺其经济剩余与外国企业重新投资带来的危害哪一种更大。几乎在所有方面，依赖型经济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市场”的附属品。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一点上，巴兰指出中国的例子，中国通过“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轨道”，成为“鼓舞和激励其他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源泉”（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章）。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55年万隆会议后仅两年，该会议启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运动，对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拉丁美洲国家未参与万隆会议，但新的第三世界视角促成了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依附理论分析的爆炸式发展，这一理论的推动更多地源自古巴革命。巴兰于1960年访问古巴，和利奥·休伯曼、斯威齐一起与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会面。切·格瓦拉与巴兰关于不发达的总体分析紧密相连。正如切·格瓦拉在1965年所宣称：“自从垄断资本掌控了世界，它就让大部分人类陷入贫困，将所有利润分配给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一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依赖分析的主要贡献者包括瓦尼亚·班比拉、塞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罗道尔福·斯塔文哈根、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鲁伊·毛罗·马里尼、沃尔特·罗德尼（其最著名的作品聚焦于非洲的贫困问题）、克莱夫·托马斯和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德国裔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尔·弗兰克在1967年出版《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深刻影响了这一领域，书中强调了“不发达的发展”。
在非洲，埃及裔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195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与巴兰的书同年出版）中，对主流发展分析进行了全面批判，该论文后被出版为《世界规模的积累》。他随后对依赖、非平等交换和世界体系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阿明的分析集中在两种经济的区别：一方面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自我中心”经济，依照其内部逻辑进行扩张性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处于外围的“解构性”经济，生产结构是围绕帝国经济的需求进行安排的。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外围经济的解构性特征使得“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秩序的革命成为唯一的现实选择。然而，阿明认为，脱离并不是指绝对与世界经济隔离或“自给自足”，而是指脱离围绕支配中心和从属外围组织的世界劳动价值体系，转向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
希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贡献。伊曼纽尔认为，在新殖民主义时代，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不平等的，一个国家获得的劳动价值超过另一个国家，这主要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全球不流动性，这一观点引发了长期的辩论。阿明通过提出，当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工资差距大于它们生产力差距时，就存在不平等交换，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争论。他进一步认为，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下，价值法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阿明认为，处于不发达世界的统治阶级现实是“买办化和跨国化”，需要新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策略，因为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这样的革命脱离策略将依赖于“建立反买办的社会集团”，旨在实现一个独立的主权项目，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控制脱钩。在关于帝国主义和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关系时，阿明提出，列宁的工人贵族理论并未充分阐述整个“不平等国际分工”如何在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创造广泛的支持帝国主义的结构，这些结构无法简单地忽视。他认为，这里所需要的是“建立反垄断集团”。
从197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大部分融入了世界体系理论（后来发展为世界体系学派），由奥利弗·考克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弗兰克、阿明和乔万尼·阿里吉等人开创。世界体系理论通过将国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克服了依赖理论的一些局限。因此，世界体系成为了主要的分析单位，划分为中心和外围（同时还包括半外围和外部地区）。然而，在某些版本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尤其是阿里吉的研究中，帝国主义理论有所偏离，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简单归结为霸权的变化，这与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一致。
早在1960年代，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关注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垄断资本的形式，以及它们作为经济帝国主义的主要传导带的作用。此领域的开创性分析来自斯蒂芬·海默，他在1960年完成的《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直接外资研究》论文，提出了“跨国公司”的理论，基于产业组织和垄断理论，恰恰是这一年这一术语首次出现。随后，巴兰与斯威齐在《垄断资本》和哈里·马格多夫与斯威齐的《跨国公司笔记》中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中，跨国公司在帝国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轨迹成为了核心。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文化领域。根据约瑟夫·尼达姆对1960年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阿明于1989年提出了他具有影响力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而爱德华·赛义德则在1978年出版了《东方主义》，并在1993年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随着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帝国主义的批判也扩展到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大多数关于经济帝国主义的分析集中在全球劳动力套利和全球价值链上。迄今为止，全球北方从全球南方提取剩余价值的情况，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详细展示。这表明，国际剥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系统化：它已深深嵌入全球体系的价值链中，体现在从外围到半外围再到中心的制造品出口中。因此，“超剥削”理论（即全球南方的剥削程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损害南方工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日益成为学者如马里尼、阿明、约翰·史密斯和因坦·苏万迪等人研究的主题。
今天，我们知道，杰森·希克尔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2021年全球北方从全球南方提取了8260亿小时的净剥夺劳动，相当于18.4万亿美元的北方工资。背后反映的事实是，全球南方的工人收入低于相同技能水平的北方工人87-95%。同一研究还得出结论，1995年至2021年间，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北方工资增长速度是南方的11倍。关于当代全球劳动力套利的研究与乌塔·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的最新历史研究相结合，后者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在印度的巨额财富流失。根据估算，1765年至1900年期间的财富流失，按5%的年利率计算，到1947年（按1947年的物价计算）为1.925万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额达到了64.82万亿美元。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北方当代对全球南方经济剩余的掠夺，通过后者的出口中体现的劳动不平等交换，除了正常的资本流动外，仍属于一种额外的剥削。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仅2017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金融资源转移就达到了4960亿美元。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资本逆流的悖论，或者资本向上流动的悖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各种偶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却无法承认经济帝国主义的现实。
在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维度上，21世纪的焦点是美国霸权的持续衰退。分析集中在自1991年以来华盛顿（得到伦敦、柏林、巴黎和东京支持）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其目标是通过更为“赤裸的帝国主义”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的全球力量。这一反革命动力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新冷战。
然而，尽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帝国主义理论经历了诸多发展，但真正突出的不是帝国主义的理论，而是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剥削加剧以及南方的反抗。正如斯威齐在1972年《现代资本主义与其他论文》中所言，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的抵抗重心已经从全球北方转移到了全球南方。自1917年以来，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并且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所有的革命都受到了大帝国主义强国的反革命行动的打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单方面已在海外进行过数百次军事干预，主要是在全球南方，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阶级矛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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