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

　　——南茜·弗雷泽批判理论评鉴

　　丁堡骏 张沁兰

　　摘要：针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弗雷泽通过资本主义非经济的“他者”视域，从横向/纵向、主观/客观、理论/实践的维度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的完整叙事，扩展21世纪资本主义的概念，由此深度剖析其制度特点和危机倾向，提出重塑阶级斗争与边界斗争的社会解放形式及其评价标准。弗雷泽的总体批判理论以其社会批判的宏观框架，响应了马克思“时代的斗争和愿望的自我阐明”,旨在结合分散的斗争形式，为当代社会解放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种种社会矛盾与苦难的高度敏感，对社会民主的追求，对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今天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了一次新的可能的理论借鉴。

　　南茜·弗雷泽是当代最杰出的批判理论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致力于在女权主义、社会正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批判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今天，弗雷泽认为，“我们有麻烦了!”[1]8民众深受各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和现存的痛苦所困扰：沉重的债务、不稳定的工作和被围困的生计;公共服务不断减少、基础设施摇摇欲坠、各个领域边界强硬;种族化的暴力、致命的大流行病和极端天气等等——由于政治功能失调，所有设想和实施的解决方案都被阻挠。

　　弗雷泽的新书《食人资本主义》对上述所有社会现象追根溯源，并直指这些弊病的根源——资本主义。“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却没有一个批判理论能说明，更不用说为我们指出一个解放性的解决方案。”[1]10弗雷泽认为，今天的多维性危机产生了新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冲突，牵涉多个不平等的轴心，但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批判理论。因此，她从横向/纵向、主观/客观、理论/实践的维度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完整叙事，旨在将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结合，以构建一种“危机理论”——对当今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界定，这种界定是一种既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新范式[2]7-10。

　　一、21世纪资本主义的概念构建

　　21世纪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弗雷泽认为这个时代缺乏适合的资本主义概念。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指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雇佣劳动和生产盈利的经济体系，还应从非经济的“他者”视域下，来完整构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因此她提出“前景”+“背景”的二元叙事模式，重新构建一种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景”(front-story)

　　弗雷泽追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认为“正统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体系，包含以下四点特征：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无产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出现阶级分化;二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才能获得所需生活资料，由此出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了主体，人类只是它的棋子，私有者所做的一切一定都是为了资本扩张，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四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处于中心地位，是社会资源配置决策的主要手段。弗雷泽认可马克思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将上述四点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3]2。

　　但她也提出仅有上述的经济“前景”对资本主义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大卫·哈维指出：“把建立在掠夺、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归为‘原始阶段’,而这个阶段被认为是某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系统。”[4]85弗雷泽也赞同上述观点，认为要使经济上的剥削成为可能，则需要探寻“支撑”剥削的可能性条件。弗雷泽提出，要对资本主义有充分的了解，需探寻剥削背后“隐蔽的居所”(hidden abode)[1]11,才能完成资本从何而来的完整叙事。

　　(二)资本主义的非经济“背景”(back-story)

　　针对上述“正统的”资本主义定义，弗雷泽提出“去正统化”(de-orthodox-ification)。要使经济“前景”的故事完整，必须探寻背后使其可能的“背景”条件。因此，弗雷泽转变认识论视角，提出使剥削成为可能的四个非经济“背景”条件，扩展资本主义的概念。

　　第一，从商品生产到社会再生产。

　　弗雷泽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提出社会再生产。这其中既包括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生育、抚养、烹饪、清洁和照顾家庭成员(家庭中的劳动力和最终将取代他们的下一代劳动力),又包括家庭之外的学校、教育机构、社区、教堂、社区协会和托儿机构等的照料活动。这些活动使有偿劳动成为可能，为资本所需的劳动力提供照顾、供给与互动，以此构成维持人类和维系社会的纽带。“商品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深刻的性别差异。‘生产性’的有偿劳动和‘生殖性’的无偿劳动之间的分离，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从属地位。”[1]11-12虽然在20世纪，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已转化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再生产再次被私有化和商品化。公共服务的缩减、大量女性从事低薪酬服务工作，再次映射了资本主义通过性别秩序的支配，使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产生制度性分离。

　　第二，从经济到生态。

　　弗雷泽从生态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资本主义在商品生产时不仅将自然资源作为原材料和能源投入，还把自然当作吸收废物的“水槽”。自然成为资本的一种资源，其价值既被预设又被否定。在结构上，资本主义导致了自然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鲜明分离，由此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开启了被误称为“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的全新地质时代。“人类世”是一个地质学概念，由保罗·克鲁岑于2000年时提出，主要指由18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在这里，南茜·弗雷泽觉得这是一个误用的术语。她认为造成全球性影响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人类活动”,而是“资本”。新自由主义使得这种分离充满了复杂性，同时不断模糊人与自然的界限，比如新的生殖技术和赛博格的不断进化。这些(科技)的发展不仅没能使人与自然“和解”,反而加剧了资本对自然的商品化和吞噬。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仅仅只是”将已有的自然现象市场化的圈地运动不同，弗雷泽提出21世纪新的圈地运动深入到了自然的“内部”,改变其内在的“语法”[1]12。

　　第三，从经济到政治。

　　弗雷泽从公共权力的视角出发，指出“公共权力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帮助资本主义建立和执行其构成性规范。”[1]12诚然，公共权力通过“保证产权、执行合同、裁决争端、镇压叛乱、维持秩序等方式”[1]38来维护和保障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现代领土国家通过法律制度为市场交易创造经济空间，同时也创造和保证了货币。可以说，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3]。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而在过去的社会形态中，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融合。例如，在封建社会中，隶属制度将土地、劳动和军事力量的管控授予单一贵族。弗雷泽援引政治理论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被分割开，二者都有其各自的领域、媒介和运作方式[5]10-14。

　　此外，地缘政治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条件。资本过去在国家领土内快速流通，但要使资本跨界互动，则取决于国际法、大国之间的中介协议和超国家制度。在整个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前景”故事一直依赖于一系列全球霸权的军事和组织能力。弗雷泽赞同历史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过去的500年里，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规模扩张的，并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加上整个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6]16。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的结构性分离，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分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核心与外围的分离[1]12-13。而且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上对政治能力的吞噬，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民主危机。

　　第四，从剥削到征用。

　　弗雷泽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探寻“征用”(expropriation),一种持续强行夺取被征服和被忽视的人民财富的方式。“剥削”与“征用”均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二者的行为方式迥然不同。剥削在自由契约交换的幌子下将价值转移给资本：作为使用劳动力的回报，工人得到的工资(应该)包括他们的生活费用;虽然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但它(应该)至少支付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相比之下，通过征用，资本家放弃了所有这些细枝末节，转而粗暴地没收他人的资产，却付出很少或根本没有付出代价。资本家通过将征用的劳动力、土地、矿产或能源输送到他们公司，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

　　在她看来，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对应着一种地位等级。一方面，被剥削的工人是合法的自由人。他们在国家领土内可享有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地位，受到国家的保护，并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被征用的工人则是不自由、依赖性的个体。他们被剥夺了政治保护，在本质上易受到侵犯。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将生产阶级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别的个体：一种适合于“单纯的”剥削，另一种注定要被野蛮征用。而征用和剥削的分界线与全球的种族颜色线大致吻合，政治主体化编码并强化了二者间的界限。这种制度性分离牵涉一系列结构性不公正，包括种族压迫、帝国主义(旧的和新的)、土著人的剥夺和种族灭绝[1]13。

　　(三)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制度化的社会秩序(institutional social order)

　　虽然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经济，但弗雷泽拒绝将资本主义只视为一个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并非无处不在。……市场化区域与非市场化区域相连，事实上依赖于非市场化区域”[3]5。她认为上述的非经济“背景”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景”。同时，也不同于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和左翼活动家的浪漫主义，他们以内部/外部的图景定义资本主义，将非经济“背景”视为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社会反动力。弗雷泽打破了简单的内部与外部的对立，认为非经济“背景”与经济“前景”构成共生关系。经济“前景”取决于每一个非经济“背景”的价值和投入，每一个“背景”只有通过与经济“前景”的对比，才能获得其具体的特点。要理解“经济”这个概念，必须与“政治”形成对比;“生产”与“再生产”“自然”(非人类)与(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换言之，只有通过“他者”的视域，才能完善地对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

　　基于此，弗雷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解放潮流相结合，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前景”+“背景”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且这种秩序是以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资本主义与性别统治、生态退化、种族/帝国压迫和政治统治的结合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这是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通过探寻剥削的正面故事到背后“隐蔽的居所”,构成了认识论视角的重大转变。

　　当然，弗雷泽对资本主义的概念构建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换言之，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演化，直至今天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弗雷泽援引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1),指出上述的非经济“背景”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一般特征，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历史上特定的积累制度秩序之下形成的。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制度特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理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43。可为何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时代仍有其生命力?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已有很长的生活阅历。”在他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着，(虽然)资本主义的形态从不是相同的，但本质却始终是相同的[8]14。弗雷泽也赞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的300年中一次又一次被改造，每一时期的资本主义都克服或规避前一阶段的困难和限制[2]15。因此，弗雷泽在完成横向的概念界定后，从纵向角度出发，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及其制度特点。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与许多历史学家的分期相同，弗雷泽也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但不同于大多数学者依据国家和市场在每个制度中具体关联的划分方式，基于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不仅由“价值规律”起推动作用，也应探寻资本积累背后的依赖路径。正是这些非经济“背景”(社会再生产、政治、自然、种族)所塑造和引导的积累制度，构成了“价值规律”背后的推动力。因此，弗雷泽以综合的方式沿着非经济“背景”的轴线，探寻“价值规律”背后的依赖路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作用和局限，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

　　弗雷泽依据资本主义“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概念，主张非经济“背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是划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标准。上述每组“背景”与“前景”之间的“领域”间界限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不仅改变了每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经济、生产和社会的终点，还是新阶段政治、再生产和自然的起点。“领域”间界限变化的同时，导致了每个相关术语质的变化，进而出现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在历史上各领域同步展开积累制度的路径依赖序列。弗雷泽强调制度化的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是受“价值规律”指导的“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也是区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2]61-65。

　　(二)资本主义的危机——4D危机理论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的3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四种社会阶段，每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政体都针对前一种政体的问题而完善，但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其独特的特征，会造成根深蒂固的矛盾，因而她提出了4D危机理论[2]152-154。

　　第一，分离(division)。在先前的社会形态中并未出现各个领域的分离，但资本主义社会却导致了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再生产构成了性别分离，公共权力构成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分离，自然环境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

　　第二，依赖(dependence)。虽然资本主义造成了关系的分离，但经济“前景”依赖于公共权力、社会再生产和自然的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免费搭便车”,依赖非经济的“背景”条件，包括社会再生产提供的照料活动、自然提供的免费资源、国家提供的公共权力以及对外围地区的各种征用，但却没有赋予这些活动货币化的价值。

　　第三，否认(disavowal)。资本主义矛盾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景”否认其从非经济“背景”中大量吸取价值。资本家假定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和自然投入几乎是无限的。他们把“背景”当作免费的礼物，却并不关心如何补充，只是破坏为之依赖的投入。

　　第四，将前三个特点结合，弗雷泽认为会得到第四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失稳(destabilization)。资本主义社会在三个构成性边界上都有(自我)不稳定的内在倾向：生产/再生产、政体/经济、人类社会/非人类自然。因为资本主义否认其对背景条件的依赖，又对“背景”资源取之不尽，在无止境的积累驱动下，会使其“背景”失稳。这也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经济与各个领域分离，并掩盖其价值和重要性。经济依赖于社会再生产、公共权力和自然，却不承认这些“背景”条件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驱动力，将破坏这些领域的稳定性，最终危及经济所需的“背景”条件。这种奇特的“分裂-依赖-否定”的关系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深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矛盾一样，是有危机倾向的。然而，弗雷泽认为问题不是位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 ,而是位于分隔(和连接)生产和再生产、经济与政治、人类与自然的边界。通常情况下，这种矛盾并不明显，相关的危机趋势也难以察觉。然而，当资本对扩大积累的驱动力与它的社会基础脱节，并与之背道而驰时，这种矛盾就会变得尖锐，破坏了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损害了长期维持积累所需的社会能力。资本逐渐破坏自己的可能性条件，其积累动态就像衔尾蛇(ouroboros)一样，终将自食其果[1]37。

　　(三)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crisis tendencies)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591-592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革命进步的阶级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新的制度将取代旧的制度。弗雷泽认为这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过于狭隘，是一种决定论和单一因果的表现。她强调危机倾向不是根源于经济，而是根源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经济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弗雷泽深受卡尔·波兰尼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前景”有一种固有的危机倾向，即破坏其自身“背景”的可能性，包括破坏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它所依赖的公共权力。因此，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政体演进是由于危机倾向导致的“制度变革”,这种变革必须包括(至少)两个不同的层次，体制结构的“系统层面”和社会行动的“社会层面”[2]65-70。

　　一是“系统层面”(system-level)。马克思理论的“危机倾向”主要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弗雷泽赞同资本主义的危机隐藏在经济内部，并以利润率下降、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大规模失业等经济方式体现。但不止于此，弗雷泽超越了这个概念，提出“准波兰尼式”的危机倾向，认为这些危机出现在经济“前景”与每个非经济“背景”(政治、生态、社会再生产、种族)的边界构成了领域间的矛盾。而在某些时刻，马克思主义和波兰尼主义所导致的危机倾向间的关系更加尖锐，且这两类危机倾向相结合，就会构成“系统层面”危机。随着“系统层面”危机的深化，就会形成“社会层面”的危机。

　　二是“社会层面”(social-level)。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变革的理解，认为当生产方式遇到“客观”的制度困难时，阶级斗争会逐渐尖锐化和扩大化，最终通过革命的形式，重塑社会秩序。弗雷泽认为其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斗争。虽然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特点，并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几乎每个阶段，但这种“马克思式”的冲突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类型。弗雷泽超越斗争的“主观”因素，转向斗争的“客观”维度。她根据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在经济与每一组非经济“背景”相结合的地点还会爆发新的边界冲突。当客观矛盾和危机爆发时，社会行动者会对旧政权的危机作出反应，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政体都是在从前一个政体的具体危机状况中产生，并试图克服后者的僵局，但每个政体也会引入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的规范性和社会本体论，具有“分裂-依赖-否定”的关系必然导致其自失稳。如何进行制度变革应对结构性的危机倾向?无论是体制结构还是社会行动，在主观上她都拒绝只通过阶级斗争的决定论，而提出扩展斗争的定义——构建“边界斗争”的概念，旨在规范性基础上解决总体危机。

　　三、时代斗争与社会解放的路径选择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概念和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为基础，提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特色和潜在解放性的冲突形式。然而，基于弗雷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她认为只有在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下，才能理解冲突的多种形式，在实践层面为社会解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扩展的斗争形式

　　第一，阶级斗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斗争形式。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斗争关注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典型范例。阶级斗争催生了最先进的阶级意识，促使了革命的可能。这也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解放社会转型的最大潜力。但弗雷泽认为，阶级斗争排除了无酬劳和被征用者的工作。在社会必要的工作领域中，有许多就业的无产者从事着雇佣劳动的工作。这部分群体的斗争往往远离生产点，而由资本主义沿着其他统治轴线构成的，包括性别、自然和种族。这类群体涉及或至少间接促进剩余价值积累的过程。因此，资本主义需要扩展对“工人阶级”的视角，并扩展对“阶级斗争”的理解。

　　第二，弗雷泽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边界斗争”(boundary struggle)的概念。不同于卢卡奇式的商品形式普遍性，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社会，弗雷泽认为除了将商品和市场作为规范性语法和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在引入了其他领域的背景条件后，每个加入的背景条件都会使本体论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当生产与再生产、经济与政治、人类社会与非人类自然相接触时，边界会出现潜在的危机和斗争节点，这就是“边界斗争”。这些边界深深根植于斗争之中，且这些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频发。针对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的斗争，边界斗争可以回应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点真实的、不公正且根深蒂固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引起阶级斗争的形式。既不同于“次要矛盾”,也不是“虚假意识”的体现，而是真正揭示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沿其统治轴心出现的突出斗争[2]165-167。

　　第三，阶级斗争与边界斗争的关系，弗雷泽提出不是狭义上的附加或者取代阶级斗争，而是扩展阶级斗争的概念框架。如果只用单一的阶级透镜或是视角来看待问题，就会忽视潜在的结构性特点。应当看到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种族压迫、帝国掠夺等斗争重叠缠绕。弗雷泽认为这是一个视角问题。她使用“边界斗争”的表述，旨在更关注社会冲突如何以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制度分离为中心并与之相抗争。相比之下，“阶级斗争”则是为了关注与这些分离相关的群体划分和权利不对称。但如果只从阶级(或性别、种族)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体制特征。而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与这些特征纠缠在一起，并由此来组织。而如果只从边界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斗争，就会忽视制度性分离所产生的社会断层和统治关系。

　　弗雷泽认为，阶级斗争和边界斗争之间的区别是分析性的。许多现实的社会冲突中包含了二者的要素。批判理论家应把两种视角都带入其中，看看边界和阶级(或性别或种族)的分离是否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且二者的关系如何。弗雷泽希望能以一种双重视角的方式来看待斗争，以期以更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方式探索和响应马克思批判理论“当代的斗争和愿望的自我阐明”[9]10。

　　(二)多样的斗争类型

　　针对边界斗争的概念，当领域间出现边界“入侵”时，如何划定边界之间的界限?弗雷泽认为有多种的划分形式。一是根据边界的移动位置，可以分为防御性斗争和进攻性斗争。防御性边界斗争旨在击退入侵、侵入或滑过边界的行为。当人们对现有或过去的安排感到满意，想把边界移回以前的地方，捍卫旧的边界;进攻性边界斗争旨在反对系统运动，并作出进攻性的回应，试图将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二是根据产生的变革性效果，可以分为肯定性斗争和变革性斗争。肯定性边界斗争对斗争的存在形式表示肯定，但认为需要改变其边界的位置;变革性边界斗争认为问题不但在于边界的位置，而且在于边界的存在、特征、划分者等，如果不完全废除边界，则需要改变这种安排的深层结构。三是边界斗争的划分形式多样，一个特定的边界是“硬”还是“软”,是不可逾越还是多孔的斗争，以及关于边界应该如何划分的“元”斗争，都可纳入划分的界定之中。不仅如此，阶级斗争也有不同类型，可能是防御性的、进攻性的或是变革性的。边界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有各种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激进主义[2]174-176。

　　针对多样化的边界斗争，弗雷泽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对边界斗争进行规范性的评估。在边界制造的过程中，如何创造一种更新的、更民主的划定边界方式?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其核心是建立在对边界的构建和超越上。因此，她认为无论如何构建边界斗争都需要有“解放”的积极意义，任何寻求改革、拒绝或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都必须优先考虑边界问题。

　　(三)构建评价解放的规范性标准

　　对于批判理论的目标追求，弗雷泽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旨在通过批判实现社会解放。她拒绝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她认为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预设的、先验的规范性边界，但在制度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都被突破，因为其违反了根植于事物本质中的基本要求。因此，她提出了“工具箱”的概念，作为评价社会解放的规范性标准，来判断各种运动、思想和政治方案的解放潜力[2]177-178。一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离沿着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界限，巩固了其根深蒂固的统治关系。弗雷泽希望通过非统治(nondomination)原则，排除将指定群体或社会行动者群体的从属地位制度化的替代建议。二是所构建的评价标准能具有可持续性(functional sustainability),能在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中稳定下来，且以保持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稳定的动态为前提。三是构建的标准应当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民主(democracy)机制，即参与者能够参与、决策和改变政策。

　　通过阶级斗争和边界斗争，她希望能提供一个更大的画面，通过重新划定边界，扭转领域中的优先次序，让实际参与社会斗争和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们都能够定位自己，并思考或概念化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扩展的资本主义概念，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食人性”,并为这个时代的斗争和运动提供一种可能的社会方向，将原本支离破碎和分散的斗争形式联系起来。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边界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突出和决定性问题。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1947——)，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批判理论在美国被公认的主要代表。

　　四、对南茜·弗雷泽批判理论的评鉴

　　弗雷泽以宏观的视角重塑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深度剖析资本主义客观上的危机倾向，以期为社会解放构建可能性的斗争。客观评价弗雷泽批判理论的理论贡献与局限，对认清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积极意义

　　从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来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拓展。弗雷泽的批判理论深入探讨关于资本积累的完整叙事，通过认识论视角的转变，进一步探讨构成资本主义的“背景”条件，对提醒人们格外关注资本主义非经济性的一面具有积极意义。弗雷泽的批判理论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问题与矛盾的理论回应，塑造了当代批判理论新形态，拓展并深化了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

　　从批判理论的自身发展来看，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关于大规模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往后的批判理论家们都转向独立的道德、政治或法律理论，放弃了批判理论的整体性[2]5。而弗雷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她的“三维正义理论”(2)以其社会批判的宏观框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传统，建立了关于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10]12。虽然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面临多重性危机，金融、性别、生态、政治、种族等社会冲突空前激烈，但弗雷泽仍敏锐地把握到了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致力于延续其宏观的全局性批判框架，是对恢复批判理论总体性的勇敢尝试。

　　就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而言，警醒我们资本主义始终具有“食人性”。虽然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过去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但弗雷泽在其新书《食人资本主义》中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类型，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无限积累的同时，就会吞噬所有人的非经济化财富，这样的资本主义必然引发各种危机与灾难，自食其果的同时也侵蚀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1]8。弗雷泽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彻底的批判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本性，将原本支离破碎和分散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以期创建新的社会运动实现积极的联盟，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

　　(二)局限之处

　　弗雷泽虽称其是一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但却是对马克思批判传统的疏离。在“前景”+“背景”的二元叙事模式之下，弗雷泽过分关注经济如何依赖于非经济“背景”条件，而忽视了经济因素的关键前提。“看似要全面解决社会矛盾，实际上弱化了对资本主义最核心要素即经济关系的批判力度。”[11]118弗雷泽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新解读已经完全超过了批判理论的原意，偏离了关键的前提和方法。

　　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弗雷泽将所有社会不公正都整合到她的批判理论中，完成了继哈贝马斯之后批判理论的宏大叙事，但为何选择这些维度而不是其他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区分等问题还并不明确[12]116。弗雷泽所选取的这些“背景”条件内在逻辑关系不明，只是揭示每一种“背景”条件下的危机和矛盾，以此将现有的社会政治运动整合，扩大反抗主体范围，呼吁大家共同加入社会解放中。

　　弗雷泽的危机理论考虑更多的是理论探讨，但实现路径不足，未能具体提出现实中改造世界的路径，且弗雷泽没有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经验。诚如她所言：“我在这里勾勒的观点显然是片面和初步的。它只涉及最紧迫和最相关问题的一个子集，而且是以一种坦率的探索性方式进行的。”[1]46如何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还亟待研究。

　　结 语

　　弗雷泽敏锐地指出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实质，从横向/纵向、主观/客观、理论/实践的角度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完整叙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弗雷泽以总体性的批判理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总体性危机，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种种社会矛盾与苦难的高度敏感，对社会民主的追求，对我们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今天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特点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了一次新的可能的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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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5]WOOD E M.Empire of capital[M].London:Verso,2003.

　　[6]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M].姚乃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欧阳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王贵贤.论弗雷泽和耶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4).

　　[12]陈良斌.南希·弗雷泽的资本主义危机新论[J].国外理论动态，2019(10).

　　注释：

　　(1)弗雷泽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受卡尔·波兰尼“嵌入”理论的启发,认为人类的经济体系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

　　(2)在弗雷泽2005年的《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一书中,在再分配和承认的二元视角基础上,加入政治代表权,提出了一个包括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正义理论”。

　　(本文原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