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比较阅读秦史和宋史以资当下的治国理政,深感除了网络不同外,今天我们的学风多了北宋的虚浮,用程颐的比喻就是“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郭沫若也批评苏轼“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互联网的出现反而加重了学术的这类于事无补的矫情。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失去孔子及后来秦人的坚定、刚毅和果敢的性格以及“奋六世之余烈”学风。尽管北宋的经济在世界上早已“遥遥领先”了,可它却败在还填不饱肚子遑论“三菜一汤”的金人脚下;秦人经济尤其金融尚不如齐国遑论世界,而秦人却可以团结一心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这些带有血腥味的史实读来让人扼腕。学风问题真得关乎国运,通鉴真得可以资治,今天的学者真得不能一头钻到账房的GDP数据中,而应钻到铁血历史中,多读点能让毛泽东读了十七遍的《资治通鉴》。正是:
“焚书坑儒”勿动情,
空议国事血溅腥。
孔子若知靖康耻,
定会痛斥下手轻。
北宋盛产“少正卯”,
国难近逼人躺平。
苏轼若知靖康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江西荒坟哭李德,
湘江泪飞满天星。
遵义不是清谈处,
春水东去总无情。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张文木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