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没有马克思，明斯基得不了大勋章——评《虚拟资本》(之四）

　　一、为什么是明斯基？

　　《虚拟资本》第二章一开始，迪朗就用浓墨重彩刻画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而且还借用瑞银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发问：“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明斯基时刻？”

　　迪朗为什么如此推崇明斯基教授？迪朗自己给出了回答：“明斯基之所以在后世享有一定的声誉，是因为他强调，在长期繁荣时期，经济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使系统不稳定的融资结构。”

　　然而对于明斯基的声誉，我的看法是“存疑”。

　　在我看来，明斯基之所以在今天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不是因为明斯基真正揭示了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因为与马克思相比较，明斯基更能被当代庸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在我看来，“学界之所以要拿明斯基来屏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有解释力，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赵磊等：《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较：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相比，明斯基属于激进的凯恩斯主义；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明斯基又是新自由主义一个战壕的战友。

　　可见，明斯基之所以在今天享有如此高的声誉，其实跟马克思有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流经济学能给明斯基颁发这么大的勋章吗？

　　二、金融超级周期

　　迪朗关于当代金融超级周期的分析，是《虚拟资本》的亮点之一。

　　从政府干预悖论出发，迪朗描述了系统性风险的蔓延逻辑：“这种累积的动力产生了一个金融超级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累积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超级周期或许延缓了危机的爆发，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如迪朗所说，“如果从狭义的金融逻辑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解释为金融超级周期的结果。”

　　滑稽的是，主流经济学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长进，依然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政策失误和监管不利，或者干脆将危机根源诉诸于人性贪婪（所谓“元道德风险”或“系统性道德风险”云云）。

　　虽然唯物史观是迪朗分析金融超级周期的方法论，但令我有些遗憾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迪朗，在书中给予明斯基以很高的评价：“事实证明，明斯基的一些著作极具先见之明。他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证券化的文章就是如此。”

　　在我看来，如果真正把握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那么与其说明斯基极具先见之明，不如说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极具先见之明了。

　　三、明斯基的盲点

　　尽管当今学界给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又是授衔，又是授勋，但迪朗仍然指出了明斯基的失察之处，他说：“债务不断攀升不是出现在生产部门，而是出现在家庭、国家，尤其是金融部门本身。这是明斯基分析的一个盲点”。

　　所谓“分析盲点”，就是明斯基不应该忽略或不应该视而不见的地方。不论是“无法看见”抑或是“选择性失明”，被明斯基忽略的地方恰恰是分析金融危机的要害所在。

　　明斯基的盲点所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正如迪朗所说：“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金融评论家在需要为高昂的拯救计划辩护时会如此热衷于他的分析。受明斯基启发而表面化的危机解决方案导致了金融崩溃成本的社会化”。

　　用中特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讲，由于明斯基的立场依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立场，所以受明斯基启发而炮制出来的危机解决方案，就难免陷于“表面化”和“崩溃成本的社会化”了。

　　那么，明斯基的盲点究竟遮蔽了什么呢？

　　我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被明斯基所忽略的“家庭、国家，尤其是金融部门本身”的债务变化，进而搞清其中的逻辑链条，那么也就看清了明斯基的盲点所遮蔽的真相。

　　简单说一下我的结论：第一，家庭负债攀升的逻辑链条，存在于“透支与过剩”的悖论之中；第二，国家债务攀升的逻辑链条，则存在于“要阶级斗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悖论之中。

　　接下来我简单讨论一下这两个悖论。

　　四、两个悖论

　　首先来看家庭负债的逻辑链条，对此笔者已有专文分析：

　　——“在资本占统治的背景下，除了‘透支消费’，市场经济还能靠什么办法来扩大需求？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它又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可见，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言，哈姆雷特的难题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赵磊等：《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其次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债务攀升的逻辑链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资本主义政府不得不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对此笔者在专文中指出：

　　——“欧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 换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预言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被99%的人用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对于资本家来说，答案不言自明。资本家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赵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的改革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2期）

　　（未完待续）

　　【注：拙文以《金融化的奥秘》为题，已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如需核对相关论述，请以《金融化的奥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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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