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上篇）

钱理群（1939年-），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本文原标题为《对话钱理群：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016年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现将全文分上、下两篇发布，此为上篇。

　　采写人｜唐小兵

　　｜知识分子的自觉｜

　　寻找与新时代的契合点

　　唐小兵：你在书中反复重申一个经典性的主题：上世纪50年代以后，像沈从文、梁漱溟、王瑶、赵树理，废名、胡风等知识人，无论是偏自由主义还是倾向左翼的，或是儒家知识分子，都在寻找跟新中国的契合点。

　　你认为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自觉的追求。但回头看，即使他们这样地努力，最后还是难以避免悲剧性的历史命运。

　　钱理群：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选择，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

　　还有一个前提，那个时候，无论哪一派，他们确实都对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了。

　　沈从文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他对新时代的特征很有预见：“思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信从与信仰的时代已经开始”。

　　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可贵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发自肺腑，像沈从文就说，“这样一个新中国，怎么能没有我！”

　　在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时代结束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新的时代究竟应该怎么走，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又对新中国有不同的预期与想象。

　　唐小兵：以前读废名的那些散文，感觉他是很超然世外的知识人，从没有想到原来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乃至政治蓝图。

　　钱理群：这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些知识人对国家怎么走有一些很强烈的主张，而以前的历史对这个群体的描述是不符合实际的。

　　比如我们对沈从文有很深的误解，认定他是一个田园诗人，但其实他有一整套政治看法；老舍也有一套治国的方略。这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传统的表现。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真正超然、想避世的是极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通过不同方式来参与政治。知识分子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肯定中国革命，也肯定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成绩，认同民族国家统一的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抗美援朝能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

　　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历史，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在《岁月沧桑》中贯穿两个核心主题，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坚守。

　　上世纪50年代后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若以全世界的视野来看，也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独一无二。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

　　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其实是自觉或者半自觉的，还有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内疚感。

　　唐小兵：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乡村建设派也好，都有一种愧疚感甚至负罪感。这样一种集体氛围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原罪。

　　一方面，地主家庭或者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决定了这种原罪，另一方面，没有拿过枪、上过战场、流过血，甚至对革命有过怀疑或抵触，却分享了革命的果实，这也是有原罪的。

　　但知识分子生活在新中国，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从政府那里拿工资。

　　无功不受禄的传统心理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负罪感，在心理上每个人都好像被降格了，也就是被降服了。

　　这个心态史的分析特别到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风骨也好，气节也好，都荡然无存。

　　中国站起来了，知识分子却站不起来，在人格上立不住了。

　　｜知识分子与群众｜

　　在改造中坚守住的是极少数

　　唐小兵：5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你在《岁月沧桑》中反复谈到的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

　　像沈从文的“新人民观”，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让老百姓翻身’的历史变革；共产党及其领袖‘代表的是万万劳苦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心声’”。像赵树理的小说，总要写关于真正的农民的生活，要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来说话。

　　在这种主流价值叙述中，“民众”、“人民”、“农民”这些大词被无限崇高化、神圣化。这就像对所有的知识分子施了一个魔咒，每个人都屈服在这个大词前面。

　　钱理群：这涉及中国的一个传统。

　　总体来说，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被两个东西给罩住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道”或者说“道统”，一个是对帝王的依附性。

　　个体性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比较微弱，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总要从更抽象的“天命”、“天理”或者人格化的“皇帝”那里寻找。

　　当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一个优势，体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让人放弃个人的独立，把更高的价值给丢掉了，包括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个人的独立、对真理的追求。

　　当然，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套制度化、精密化和技术化的改造知识分子的系统。它高度自觉地利用了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弱点。

　　邵燕祥的个案显示知识分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利用。邵燕祥身上明显表现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怎么称呼自己，就是革命理想主义最后被感化成一个接受改造的逻辑。

　　我的书稿中抽掉了对束星北档案的分析。当时思想改造的制度化非常厉害，不接受改造不给饭吃，导致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必须接受改造。

　　束星北是个性很强的人，最后不仅个人饥寒交迫，家人也连带受罪。

　　另外，思想改造中无所不在的监督，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氛围。

　　唐小兵：你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也谈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它也是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

　　在新的革命政治里面，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启蒙者的社会角色完全被颠倒过来了，变成了被启蒙者和被教育者。

　　教育知识分子的除了党，还有此前在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底层的工农大众。

　　在自上而下的改造和角色颠倒之中，那些坚守基本价值理念和人文立场的知识人，究竟是依靠什么思想资源在支撑？

　　钱理群：在那样一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真正能坚守下来的知识分子是极少的。

　　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很深的文化与心理渊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的认同，守住了既有韧性又有智慧的人格。

　　他还坚持自己的语言和话语方式，但这是有代价的。

　　沈从文后来退出文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台上就必须要使用一种新的语言。

　　沈从文选择了退出来，以写家书这种不公开的方式表达其思考，避免面向公共的写作，如此来保留自己一个独立的天地。

　　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智慧。

　　还有一个就是赵树理。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民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就他一个人。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对社会主义农村怎么搞，包括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理解，也坚持和努力保持农村、农民的统一立场。

　　他说：“我是农民的圣人，知识分子的傻瓜”，这句话太妙了。

　　首先他本身是现代知识分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但他跟其他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没有屈服过。

　　另外，他不是简单的农民代表，他有社会主义理想。他有几个标准，如生产要发展、农民要获得实际利益、法律的伦理化，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珍贵。

　　他还提出一个隐忧：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要消失，而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后都离开农村，一去不复返。

　　所以他到晚年就大写体力劳动者的颂歌，强调既要保证你的脑力劳动，也要从事体力劳动。

　　这在今天看来非常深刻。可见赵树理不仅在坚守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些思想资源。

　　实际上，坚守住的就是这么几个人。

　　｜知识分子与政治｜

　　胡适、鲁迅和康德的“政治参与”

　　唐小兵：这引出了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你反复用精神迷误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处境与心灵，一方面中国文化有一种强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强调责任感，要参与社会和国家建设，要勇敢地发声；但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甚至像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缺乏一种责任伦理或者对政治的实际进程充分的了解政治能力和心智成熟。这就陷入两难困境的悖论之中。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状态才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钱理群：可以肯定地说，实际生活脱离不了政治。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有不同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参与，或是政治运动，或是参与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一种是社会运动，包括抗议运动、维权运动等。

　　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一个是体制外的政治。

　　我一直认为胡适和鲁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

　　胡适终其一生对政治都有兴趣，甚至有直接参与，但每次到最后要求入阁了或竞选副总统的最后关节，胡适就止步。

　　胡适提供了一个参政还保持独立、在进退之间把握了分寸的典范。但有一个条件，蒋介石能接纳他和包容他。

　　鲁迅也是一个典型，就是“精神界的战士”：不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做批判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和知识界发言发表独立性的、批判性的言论。

　　还有一种类型是我自己最推崇的，就是间接的政治参与，比如说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倡导改革、发表意见。

　　你不一定对当下政治直接发表意见，却可用文化实践产生影响，因为目前能做的反而是这些领域。

　　当下在这些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参与。

　　知识分子还有一种道路是思想启蒙家，比如康德式的启蒙。

　　理论和实践看起来是保持距离的，实际上是对一个时代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价值观念。

　　建立一个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我认为这是要比前面的几种类型知识分子更重要的。

　　下篇：钱理群｜真正的完全平等是彼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