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冬：全面深化改革的世界社会主义意义刍论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而社会主义的改革同样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都表明，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改革开放是我国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西方国家以为迎来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顶住了压力，依靠改革开放实现了持续稳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旗帜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世界上高高飘扬。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由原来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由原来的温饱不足到实现了全面小康，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了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伟大成就，使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深刻转变。如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不仅应从改革开放史的角度深入总结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而且也应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广阔视野出发揭示其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

　　改革开放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的伟大实践，需要分阶段地有序推进，这也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线的重要原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问题论述不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多的要靠自身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得出规律性认识，再指导下一步的改革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一度仿效苏联。然而，事实证明，简单模仿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深刻总结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指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科学认识为我们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重要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华民族迈开了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步伐。

　　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改革发展任务和内外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内部而言，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就外部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对外开放面临全球化逆潮的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复杂的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不同的矛盾问题，要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全面深化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任务的艰巨性丝毫不亚于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提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中心任务，并以更高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任务，使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潜力得到了充分彰显，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打破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在经济领域，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双翻番”。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过去十年中全球创新领域最快攀登者之一。在政治领域，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人权得到更好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保障。在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明显增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在社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亿400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在生态领域，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在党的建设领域，十余年来，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及党的形象大幅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迈进了创新型国家行列，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坚定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正如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原副院长范文德所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使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被全球认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前景和基业。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院长普冯·温坎显也指出，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最佳替代选择。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使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看到了团结奋斗的希望，使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实践创造，也善于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也形成了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得到了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觉总结这一科学理论，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一）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国家政权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这一解放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承担着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重任，因此必然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改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主要聚焦于前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即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在他们的个别著作和篇目中，也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的论述，且极具启发意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就要自觉推动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也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层原因。后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实施的各项措施时强调，公社一开始就“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并指出工人深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逐步完成一系列经济改造，包括改革分配制度，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等等。而且，在当时马克思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强调“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而“被延缓、被阻挠”。因而，要“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实现“自由的联合的劳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指出，如果俄国能够在原始公有制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接下来它就需要充分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加快自身发展。这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在关于未来社会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中存在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应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不断改变。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和基本观点，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南，也表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论述只是呈现了一些基本观点，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理论。只有在具体、丰富的改革实践基础上才能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把握其中规律性的内容，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并总结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相关思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方向原则、目标主题、主体力量、方式方法等内容，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改革的领导力量决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的改革首先就要明确“谁是改革的领导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要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40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革命，必定要面对急流险滩，没有坚强统一的领导，改革之舟就无法行稳致远。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从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到改革理论的不断完善，从改革的总体谋划到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无不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完成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六个坚持”，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并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原则。苏联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40多年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和原则直接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必定是死路一条。某些西方国家意图对中国改革开放指手画脚，指出中国的改革如果不朝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就不是“真改革”或是“不改革”，这显然是希望中国通过改革而改向。对此，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明确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我们的改革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掌声”，要有自己的主张和定力。只有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力量和方向原则的规定，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基础，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即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是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的根本原则。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主题。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的。在这一进程中，不同阶段必然有不同的改革目标和主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高度提出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改革不健全、不完善的各项制度体制，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使我们的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同时，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政府的治理效能。然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完善制度而进行改革，相反，这一目标要服务于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当前，我们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实践贯彻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邓小平早就说过，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落脚点是放在人民身上。改革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依靠人民，只有凝聚全体人民推进改革的磅礴之力，充分汇聚人民群众的改革智慧，改革才能成功。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步骤、有方法的。“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中国4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要顺利推进改革，方式方法至关重要。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由于改革经验尚不丰富、对改革规律认识尚不成熟，我们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推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而逐渐在改革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随着改革一步步地深入推进，我们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逐步深化，就要注重顶层设计，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科学的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有利于减少失误，降低改革成本，提升改革实效。当然，这不是说有了顶层设计，就再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而是应坚持两者相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也是我们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方法。改革越深入，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越需要整体推进，不能顾此失彼。但整体推进过程中，也需要把握重点，抓主要矛盾，在重大问题、重点问题上先取得突破，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综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相关思想在今天仍是我们奋力推进改革实践的精神指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而且形成了系统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全面提升，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将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不仅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翻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新篇章，为仍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难探索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借鉴。

　　（一）越南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多方面借鉴

　　越南在1986年迈开了革新开放的步伐。越南的革新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包括实行农村承包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同时努力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之路。2016年越共十二大以后，越南共产党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保持“变革而不变色、融入而不溶化”的革新方向和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建立“不能贪”“不敢贪”“不必贪”的反腐败机制。经过近40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社会取得了明显进步。当前，越南共产党正在总结革新40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关注中国共产党新的改革部署。2024年8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革新40年总结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谢玉晋在访华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他强调，越南共产党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认为这对于越南革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越南将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在越南革新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

　　（二）老挝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借鉴及其自主发展

　　自198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老挝将走上变革道路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就领导人民踏上了革新开放之路。老挝在革新之初将重心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着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革新。之后，其革新逐步向社会和文化领域拓展，重点放在教育和医疗体制的革新上。老挝人民革命党强调革新是有原则、有步骤的，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强调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注重利用外资和科技创新成果，提高自主发展能力。这些根本原则和某些具体举措反映出老挝的革新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经过30多年的努力，老挝的革新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老挝人民革命党也认识到其革新事业还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在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发展空间受限等，于是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力图变陆锁国为陆联国。为此，老挝积极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在此框架下，中老铁路等建设项目的完工和投入使用使中老经贸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也为老挝的全面革新注入了新的动力。近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万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论断和创新成果为老方筹备十二大、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借鉴，并强调老方愿同中方深化务实合作，加快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欢迎更多中方企业赴老投资，助力老挝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三）古巴对中国改革经验结合实际的借鉴

　　古巴作为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经济封锁之中，经济社会发展极度受限。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政时期，古巴就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后续的“模式更新”奠定了基础。到了2006年7月，劳尔·卡斯特罗代理古巴最高领导职务，尤其是2011年4月他在古共六大上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开始全面推进古巴的“模式更新”，强调古巴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的目的是继续实现和完善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政治价值。此后，古巴在发展个体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克服官僚主义以及进行货币改革和建立发展特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近些年来，古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古双方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交流机制，如定期举行“中古两党理论研讨会”，就双方改革和更新经验进行充分交流。古巴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要归功于坚持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强调要充分学习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但在具体方法上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要结合古巴实际来促增长、谋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积极肯定与借鉴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多年来取得的非凡成就令世界瞩目。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关注并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极为感兴趣。正如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不仅对本国有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的改革经验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创新能力、找到新的发展源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政要以及青年学生来华参观学习。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令其叹为观止，中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令其艳羡不已。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希望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以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中国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可能带给他们的发展机遇，纷纷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并实实在在地从中受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提振了发展信心。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使其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