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一场至关重要的结合

　　引言：

　　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资本的无限积累、世界的商品化、对劳动力和自然的无情剥削及其带来的残酷竞争，通通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这一深层且全面的威胁要求我们同样进行一场深层且全面的变革：社会大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综合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提供了一条根本性的出路。它否认资本家基于市场扩大和量化的扩张所提出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进步），它支持用非货币标准制定政策，如社会需求、个人福祉和生态平衡。同时，它还对屈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思想“市场生态学”和无视自然限制的“生产主义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

　　人们愈是认识到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交织缠绕，他们就愈加支持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一场相对较新的运动，但其一些基本论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今，知识分子与激进分子们正在还原马恩的遗产，他们在充分尊重人类与地球需求的基础上，以民主的生态规划为原则对经济进行彻底调整。

　　二十世纪“实存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s）与对环境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并没有为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供理想模式。因此，我们必须规划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全球各地无数运动相联系，而这些运动都坚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实现的，更是必需实现的。

　　民主生态规划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的生态规划，即由民众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局（如前苏联）对经济进行主导。在向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初期，我们必须打压诸如化石燃料开采等危及气候的经济部门，或者调整生产结构以发展新能源部门。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积极追求平等工作条件和工资条件的充分就业的过程。这种平等主义不仅有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还能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生产力的结构转型上起到关键作用。

　　归根结底，这种设想与私人控制生产资料和分配的过程充斥着矛盾。要使投资和技术创新为群众利益服务，须将决策权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银行和资本主义企业手中夺走，并置于公共领域。因此，哪一条生产线应该得到优待，如何在教育、卫生和文化领域进行的资源分配，这些问题不由财产所有者组成的寡头和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所决定，而是由社会本身民主地决定。同时，民众也能直接决定投资重点，比如废除所有的燃煤设施，使农业津贴倾斜有机生产行业上，其他次要的决定则移交给国家、区域和地方的相关民选机构。

　　尽管保守派散播着“中央规划”的恐惧，但民主的生态规划最终还是被证实给了人们更多自由，原因如下。首先，它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法则”中解救人们，这些经济法则把个人束缚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铁笼子”（iron cage）中。商品的价格并不由“供求法则”任意摆布，而是受社会和政治诉求影响，具体表现为通过税收和补贴来激励社会生产从而抑制社会矛盾。理想情况下，随着社会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它将根据公民的意愿自由分配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意味着大量增加自由劳动时间。计划和减少劳动时间是走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大幅提高的自由劳动时间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参与民主管理的条件。

　　最后，民主的生态规划意味着社会拥有决定自身命运的自由。既然民主理想不把政治决策的权力赋予少数精英，为什么这一原则不能适用于经济决策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即产品或社会服务对福祉的价值，仅表现为交换价值或市场价值。因此，当代的许多产品在社会层面是无用的，或者说是为快速更替即计划性淘汰而设计的。相比之下，在有计划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将是社会生产商品与提供服务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也会产生更为深远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1]

　　民主的生态规划考虑大型经济决策，而不是影响当地餐馆、杂货店、小商店或手工业企业的小型决策。更重要的是，这种规划便于工人对自身生产单位进行管理。例如，是否将私人汽车工厂转变为公共汽车或电车工厂的决定权由社会全体作出决定，但是工厂内部组织的运作则由该工厂的工人进行民主管理。一提到规划，有关“集权”或“分权”特点的讨论便层出不穷，但其核心则是地方、区域、国家、大陆或国际等分级进行的民主管控。例如，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只能从全球范围处理，这则需要一种全球民主规划的形式。这种嵌套式的民主决策与一般描述的、被人不屑一顾的“中央规划”截然相反，因为其决定不来自“中央”，而是由受影响的民众分级地民主产生。

　　民主多元的讨论应该在各个级别得以实现。人们通过政党、平台等政治运动了解到不同的主张，并相应地投选出理想的代表。但是，代议制民主必须由互联网的直接民主所完善、纠正。从地方级的事务、再到国家级、世界级，民众的参与遍布所有主要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公共交通是否应该免费？私家车主是否应该额外纳税补贴公共交通？是否应该对补贴太阳能行业从而使其与化石能源竞争？是否应该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至30小时、25小时甚至更短，从而减少社会生产？

　　这类民主规划需要专家的参与，但专家只能教育性地就不同的结果提出专业的意见，供民众决策参考。有什么可以保证人们做出的决定利于生态呢？没有。但生态社会主义肯定，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和对商品拜物教的崇拜被打破，民主决策也将更加理智和开放。若是没有民众的斗争、自我教育、社会经验，这样一个达到高度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新型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怎么看，难道不是市场盲目规划和“专家”生态独裁下的决定更加危险吗？

　　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进步到生态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是一个历史进程，是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永久性革命转变。这一转变的实现，不仅会带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平等民主的社会，而且会带来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它将凌驾于金钱的统治之上，摆脱广告带来的的消费恶习，避免无用和对环境有害的商品的无限生产。这样的变革，依赖人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积极支持。从小范围的对抗到全球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种集体的斗争经验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发展程度。

　　增长困境

　　经济增长问题使社会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产生了分歧。然而，生态社会主义反对“增长——退化”（growth versus degrowth）、“发展——反发展”（development versus anti-development）的二元论架构，因为这两种立场都有一个纯数量的生产力概念。第三个立场更符合今后的任务，即发展质量的转变（the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新发展模式标志着一种结束，即大规模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内的无用有害产品所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的结束。像军火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普遍而言，对于“商品”的计划性报废，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大公司创造利润。所以，关键不在于抽象讨论过度消费，而在于普遍的消费类型。这种消费类型基于大量浪费，基于“时尚”所推动的对新鲜事物的显性的、强制的追求。社会生产应该聚焦于饮食穿住以及卫生、教育、交通和文化等满足人们真正需求的基本服务。

　　显然，这些需求在南方国家（译者注：意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多处于南方）远未得到满足，因为这些国家更加需要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如铁路、医院、排污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不需要效仿发达国家建立生产体系，他们应以引进可再生能源等更环保的方式谋求发展。虽然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需要扩大农业生产应对不断增长的饥饿人口，但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运用农业生态学，它根植于家庭单位、合作社或较大规模的集体农场，而不是以破坏性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方法大量投入农药、化学品和转基因生物。[2]

　　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将结束南方国家现在面临的令人发指的债务体系，即先进工业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剥削。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从北方到南方的强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流动，其根基是强大的团结意识和到对全球性问题集体解决方案的认识。这不需要富裕国家的人民"降低生活水平"，只需要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诱导下，避免沉迷于无用的商品消费，因为这些商品既不能满足真正的需要，也不能促进人类的福祉和繁荣。

　　但是，我们如何区分真实的需求和人为的、反作用的需求呢？在相当程度上，后者的那种需求是由广告的精神控制所刺激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告业已经侵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塑造了从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到体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一切。促销广告已经无处不在，潜移默化地侵袭着我们的街道、景观、传统和数字媒体，塑造了显性和强迫性消费的习惯。此外，广告业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浪费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源头，最终由消费者买单，这个"生产"的分支与现实的社会生态需求直接相悖。广告业虽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但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社会中，广告业将无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审核和传播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消费者协会。虽然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但旧的习惯很可能会持续一些年，任何人都无权支配人们的欲望。改变消费模式是文化变革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持续的教育挑战。

　　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一个没有尖锐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中，“存在”高于“占有”。人们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商品，而是追求更多的自由时间，以及通过文化、体育、游戏、科学、爱欲（erotic）、艺术和政治活动所能带来的个人成就和意义。尽管保守派认为，成瘾的占有欲源于内在的"人性"，但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相反，这种欲望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商品迷信、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告所诱发的。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关键点：

　　“产品摧枯拉朽般的积累.......绝不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发展才能和倾向；保护健康和生命；照顾子女；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一旦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就会成为主要的动机。”[3]

　　当然，即使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会面临冲突和矛盾。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将面临着：保护环境的要求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生态需要与发展基本基础设施之间的紧张关系；大众消费习惯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紧张关系；社区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互相竞争的欲望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权衡和平衡这些利益必须成为民主规划的任务，从资本和利润的要求中解脱出来，通过透明、多元和公开的公共对话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各级的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错误，而是允许社会集体的成员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纠正。

　　思想根源

　　尽管生态社会主义的提法相对较新，其思想根源仍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十九世纪的环境问题并不像当代生态危机初现端倪时那样突出，因此，马恩的著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不占核心地位。但在理解资本主义活动与环境破坏的联系时，在使现行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时，其著作中的观点和概念至关重要。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后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部分论述，不但对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加批判，还将人类的进步主要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但马克思决然反对当今所谓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即以资本、财富和商品的积累为自身目的的资本主义逻辑。不同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中普遍的扭曲了社会主义形象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念是生产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类需求、幸福和满足所必需的商品。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的核心特征不是产品的无限增长——即拥有，而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即存在。[4]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自我发展，即艺术、爱欲和智力活动等自由时间的延长，这既与深深痴迷于物质产品消费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对比，也缓解了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5]

　　除了对环境的假定利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把资本主义归结为物质变换的裂缝，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中断。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言：

　　“资本主义生产......阻碍了使土壤持久肥沃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运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

　　这段重要的论述揭示了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主义“进步”引起的矛盾及其对自然的破坏性结果上的辩证思想。当然，这个例子局限于土壤肥力的丧失。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生产具备破坏“永恒自然环境”的趋势。从类似角度出发，马克思再次表明了他一以贯之的论点，即资本主义以同一种掠夺逻辑剥削和贬低了工人。

　　大多数的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者受到马克思见解的启发，生态学在他们的分析中已经变得更加核心。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在欧洲和美国逐渐成型。持不同政见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哲学家曼努埃尔·萨克斯坦（Manuel Sacristan），于1979年创办了生态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杂志《同时》（Mientras），他提出破坏力与生产力这一对辩证概念。作为现代文化研究创始人，英国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是欧洲最早呼吁“生态的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他常被当作“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发明者。法国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认为，政治生态学必须包含对经济思维的批判，并呼吁对社会进行生态和人道主义改造。美国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认为，不是人口增长导致了环境破坏，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技术，他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替代方案。[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杂志。其创办的灵感源于“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思想。第一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矛盾即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特别是生产方式与环境状况之间的矛盾。

　　在二十一世纪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相关的新一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断裂（metabolic rift）的概念。2001年，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与我（即本文原作者）共同发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2008年，我与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在《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Belem Ecosocialist Manifesto）中对该宣言做了进一步发展，来自四十个国家的数百人签名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并在2009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发表。此后，该宣言成为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参考来源。[8]

　　为何环境主义者亟需成为社会主义者？

　　正如大部分学者所言，资本主义与可持续的未来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由化石燃料推动的经济增长机器，是造成地球上气候恶化和大范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其无休止的扩张和积累、资源浪费、浮夸消费、计划淘汰、不惜代价追求利润的非理性逻辑，正将地球推向深渊边缘。

　　“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的出路旨在既要维持主导经济体制，也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长达25年的国际会议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彻底地暴露出这种改革方案的不合理性，[9]致力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势力不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根源。

　　举个例子，许多国家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决心要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下（理想情况是1.5℃）。相应地，它们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此次会议没有建立任何执行机制，也没有建立违规约束机制，从而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能遵守承诺。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国，现在却由一个对气候问题漠不关心、并使美国脱离巴黎协定的人（译按：指特朗普）管理。即便所有国家都履行了承诺，全球气温也会上升3℃以上，以及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10]

　　归根结底，绿色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之间的矛盾，微观理性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短视盈亏计算能力，宏观理性体现在为共同利益采取的集体行动。市场的盲目逻辑在生态理性的内在矛盾中抵制能源的快速转型，即拒绝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问题的关键并非将“坏的”破坏环境的资本家和“好的”绿色资本家分开讨论；归根结底，批判的重点应该落实于残酷竞争的系统，以及一场旨在破坏自然平衡的短期利益竞赛。现在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替代性系统，将公共利益刻在制度的DNA 里——可以说这样的环境挑战已与社会主义挑战密不可分。

　　这一挑战要求建立E.P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这种超越经济本身的经济系统建立在非货币的社会生态原则基础上，并通过民主决策过程加以管理。[11]我们所需要的远不止渐进式改革，而是一种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出现，这种文明将带来新的能源结构和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公共规划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没有用于生产经济价值的物质产品，如设施、机器和基础建设，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景。

　　如果生态政治在现行体制和“市场经济”规则内运作，它将无法应对我们目前严峻的环境挑战。如果环境主义者无法看清利润逻辑孕育“生产主义”的过程，那他们注定面临失败，甚至被这个过程吞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缺乏一致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导致大多数欧洲绿党，尤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绿党，仅仅成为中左翼政府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自由主义管理的“生态改良主义”（eco-reformist）的一部分。

　　当然，与资本主义相比，苏联“社会主义”下的自然界情况也并非更令人乐观。这也是生态社会主义与过去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纲领做出决裂的原因之一。既然生态问题的根源是制度性的，那么环境主义就要挑战猖獗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理性结合二十一世纪的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

　　为何社会主义者亟需成为环境主义者？

　　文明社会与自然界的生存状况皆如临深渊。不把生态学作为核心要素纳入其战略方针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显得不合时宜，毫无意义。

　　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危机最具威胁性的表现形式，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家们预测，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至工业化前2℃以上，会出现令人生畏的后果，比如海平面大幅上升，从孟加拉国达卡到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和纽约等大多数海上城市都可能被淹没。沙漠化的扩大、水文循环和农业产出的紊乱、频频出现的愈加极端的天气状况、物种的丧失，这些现象都在隐约出现。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1摄氏度。当全球温度上升5度、6度甚至7度时，我们将达到一个地球无法支持文明生命、甚至无法居处的临界点。

　　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以脱缰野马般速度飞速扩大，以至于超出了气候学家们严谨的预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报告与实际日益增长的气候影响相比，显得过于乐观。过去，人们关注未来；现在，人们担忧当下。

　　部分社会主义者接受对生态学的吸收，但反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包括生态学、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其它进步的阵线。但“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揭示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它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新理解，即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剥削和破坏的体系，摧枯拉朽般破坏了生物圈。第二，它将社会主义改造的含义，从所有权的改变扩展到生产装置、消费模式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文明改造。第三，这个新词强调了它对二十世纪以社会主义名义所进行实验的批判性看法。

　　二十世纪以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和苏联式共产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对人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不闻不问，甚至有时公开地轻蔑这一问题。各国政府为了谋求“发展”，一窝蜂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加以利用和改造，却无视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沉重代价。

　　苏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生态潮流蓬勃发展，环境政策得以颁布。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斯大林主义官僚化进程的深入，在工业和农业中以极权主义的方法强行推行一种无视环境的生产主义，而生态学家则被边缘化或淘汰。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这一长期灾难性后果的戏剧性标志。

　　改变财产所有权而不改变财产管理方式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社会主义必须将生产体系的民主管理和重组置于改革的核心，同时坚定地致力于生态管理。这既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生态学，而是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大转型

　　长远的绿色社会主义斗争需要在短期内展开具体的、紧迫的变革。我们不能对“纯净的资本主义”（clean capitalism）抱有幻想，我们在争取时间建立根本性的转变时，必须使改革方向始终沿着降低人类与自然的风险的方向前进。推动国家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斗争是关键一招，同时，地区也要努力朝着农业生态模式、合营太阳能和社区资源管理等方向转变。

　　这种具体的、直接的斗争极其重要，因为局部的胜利在对抗环境恶化以及绝望的未来上产生了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些斗争能够提高生态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并从社会下层推动行动主义。意识和自我组织都是彻底改变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前提和基础。只要将数以千计的地方性和局部性的努力放大为一个总体性的系统性的全球运动，就能开辟出一条通往社会大转型的道路：一个新的社会和生活模式。

　　这一愿景注入了“社会运动之流动（movement of movements）”的流行理念，它源于全球正义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多年来，这一理念促进了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的融合。生态社会主义只是大流中的一条分支，它并不自诩比其他运动“更加重要”或“更具有革命性”。这种好胜性的主张会适得其反地滋生两极分化，但我们追求的是团结。

　　相反，生态社会主义旨在为社会大转型的各项运动所拥护的共同精神作出贡献。它将自己视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由于全球生态、经济和社会危机是不分国界的，因此，与促成这些危机的系统性力量的斗争也必须是全球化的。许多重要的交叉点在生态社会主义和其他运动之间渐渐浮出水面，正如让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和生态社会主义成为趋同和互补的运动。[12]气候正义运动将反种族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破坏遭受歧视的地区的生存条件。在土著运动中，一些领导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而反过来，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以社区团结和尊重自然母亲为基础的土著生活方式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灵感来源。同样，生态社会主义在农民运动、工会运动、脱贫运动和其他运动中也能得到回响。

　　正在聚集的“社会运动之流动”需要体制变革，它使我们相信在商品化、环境破坏、剥削和压迫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我们凭借激进但羸弱的力量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统治精英力量。但我们的力量正在成长，成为我们终止资本主义“增长”灾难的希望。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大转型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并非像马克思那样将革命定义为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将革命看作人类在火车坠入深渊之前的急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需一个人把好这个刹车，并铺设新的轨道将火车引领上新的方向。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恰好能指导这一世界历史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