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的实践解决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一文第五部分；文章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05-113页。该文特别鸣谢张立伟主编和责任编辑毛伟华老师的鼎力支持。

　　新时代重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

　　人的目的或经济目的不是理性自足的命题，而是主体关系斗争的场域，以至于不作为纯理论和纯工具的设定，乃是对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工作具象。据此，需要梳理“总公式(实践)→生产一般(理论)→生产目的(人的本质)→人的目的(经济目的)”工作线索的通史方法论意义，从中提示生产目的“人民需要本位”的理论底蕴。其揭示共产主义工作内涵：重建行动历史道路之初(社会主义目的实践理性规划启航)——矛盾酝酿(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类型不断变迁)——规律初成(生活资料本位向“人本位”迈进的按劳分配规律)——系统范畴落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理性的生产目的范畴)。是故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不是重建命题，而是“人的目的”和“生产方式目的”如何统一。说到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对目的拜物教的历史走出，是“释谜”的行动，深一步看，这正是消解“抽象目的一元论”的实践理性启航。

　　沿着生产一般理论路径，重建命题是“一般”,社会主义目的理性则是“个别”,这不是理论、实践二分，是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的实践”。

　　【注释：在马克思工作术语中,“‘个别’上升到‘一般’是多重意蕴的。不过,总的意蕴是强调批判进程的客观性”。参见许光伟《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载《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

　　从而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不是别的什么规定，而正是一种联系个别与一般的特殊规定，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由社会主义目的理性启动的重建命题乃是共产主义理论规划下的实践理性。这个限定在社会主义工作范围内的实践路线图是社会主义财产重建(本身以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为历史运动条件)→身份重建→按劳分配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巩固、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生产制度；相应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性规划是：旨在消灭拜物教统治的目的理性→由“自主”不断转向“公共”劳动原则的生产理性→人民本位的生活资料理性(以人民为中心)→旨在全面消灭社会剥削的生产制度理性。这意味着一旦将生产资料公有制设定为历史理性意义的“结果”,那么，重建命题必然是持续的历史发生过程，其必须还原为“实践命题”。盖因重建命题本义指向的是共产主义劳动原则的“社会个人理性”,社会主义的这一理性规划必然对应以“自主劳动理性→公共劳动理性”的实践运动。盖因在道路—系统上，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实现消灭劳动者的身份奴化，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能实现彻底消灭劳动异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历史道路与系统实践两种意义上的统一，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从实践上提出重建“社会必需产品”的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民营资本的社会管理及经济协调，防止“目的异化”。社会主义目的是社会主义理性的普照之光，其定格在生产活动中的规定必然是国家治理体系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支撑。进一步，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还必须作为持续动态地发挥作用的公有制生产制度的实现条件，乃至作为落实公有制生产规律的经济形式的规定来看待，由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党适时提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总体生产目标追求。以上是党通过自身实践活动将重建命题有效置于社会主义工作视野的真谛所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必须被理解为共产主义实际的出发点以及合力的规定。异化是非异化状态的缺失，表现为一种抽象物——非人的力量统治，“边界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人进行隔离，但在后工业社会，边界的隔离功能将会转化为联系”[7]。从协作形式主线来看，对价值形式主线的历史终结和对自身工作线索的建设是重建命题的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奴役身份的主体形式将变成自主联合的主体形式。人民主体性来自公有制规定性和社会主义目的理性。所以，在取消“异化劳动的生产目的”(异化劳动创造资本主义货币和资本)的同时，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建设，即寻找取消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像“市场论—中性论—特共一体—财产论—工具论”思想链条鼓吹的那样)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条件。为了解决物格化的资源配置问题，党必须加强对生产协作形式、经济交往形式、分配形式的监管与治理，拱卫公有制生产目的。

　　如同“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起步一样，“资本主义目的”转化为“社会主义目的”必然是真正意义的主体生产发轫和历史启航之点，从中生长出真正社会主义主体规定乃至共产主义“人的需要”规定。这是主体性的历史回归。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类型的转化则预示着谋生的活动逐渐不再成为必要，按劳分配的社会统制将全面展开，并以“合自由性”为尺度完成自己的历史目的理性任务。社会主义人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实践意义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高度概括的这‘两个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主体。”[8]“人的本质”不应作为哲学的理念思考，而只能由“生产关系一般”引出，定格于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说本质在先或目的在先，其实都是理念的一种预设。社会主义生产总公式是“生产—消费者—公共自主劳动—生产的经济的社会主体联合形式”,它与G—W—G'是截然对立的，也从实践上彻底击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总公式的虚假形式，即“消费者—效用—偏好”的理性三位一体。个人目的是生产目的的工作末梢，也是实践理性的执行单位，所以党通过生产方式领导人、塑造人，而不是预设人性的本质。所谓“谁来配置”“怎样配置”以及“配置什么”的问题，说到底在于坚持使抽象理性目的控制在不偏离人民群众需要的轨道范围，这样，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等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9]于是正像恩格斯预言的那样，“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4](P.65)

　　这向实践提出新任务：为了彻底告别“虚幻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生产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但前提必须是迫使“目的规定”成为主体论的直接组成，迫使单个的人经由实践逻辑，走向“逐渐联合起来的个人”。这是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需要，道路理性、系统理性、规律理性乃至目的理性必须很好统一起来，不可偏废。在当前，则需要更加注重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发展理念，使社会主义生产朝着越来越多的具有人的内容属性的方向发展。

　　政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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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2]林金忠.“市场工具论”批判.学术月刊，2002，(6).

　　[3]许光伟.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策略问题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20，(1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5]王立胜.重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新中国70年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8).

　　[6]许光伟.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形成——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1).

　　[7]张康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看人的活动的边界.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4).

　　[8]习近平.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9).

　　[9]许光伟.《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原理考略——东方社会“思维舞步”的方法论性质及政治经济学通史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