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五千多年有文字的成长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中国人经历了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任何人学习掌握中国历史，直观地看，就是学习掌握各朝各代的历史。因此，人们总忍不住要做这样的比较，历史上究竟哪一个朝代对中国所起到的作用最大最显著呢？很多人都相当仰慕汉唐雄风，认为那是中国历史的几座高峰，我们今天讲崛起复兴，很大意义上也是要同这几座高峰比肩，要向它们看齐赶超。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称，无论是做学问还是看问题，历史的深度决定未来的深度。通俗一点讲，就是对过去能够看多远，对未来才能看多远。中国是历史一脉相承的古老国家，历史观念尤其深厚，我们必须把今天的中国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链条中来加以考虑，应该把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串联在一起做整体性的宏观鸟瞰。因此，“古往今来”的情结总是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心中，人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总要时时地回望过去，要从过去的历程中找到通往未来的智慧与希望。
笔者也是这样，不仅经常发思古之幽情，而且每每都还冥想百年以后乃至几百年以后中国的样子。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说广为流行，那么百年以后的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五百年以后的中国又是怎样的中国呢？
可能有人要说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总而言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值得认真加以探讨。
对于这个难言的话题，不妨从以下几个视角切入：
一、周而复始的朝代化特征
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基本线索表现为各个不同朝代的更迭替代，有朝有代是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所谓 “有朝”，就是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为周朝、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各朝，表现为不同家族姓氏统治政权的更迭替换；所谓“有代”，就是每朝之中又具体地表现为代际之传递，譬如西汉的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各代等，表现为同一家族的世袭继承制。朝朝相替，代代相传，既世袭又更替，如此这般的朝代运动，构成了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
同这样一种突出特征相关联，则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的文明性状与历史轨迹。
一是维系统一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文明型国家的典型特征，因为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才能维系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否则就要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就国家的组织方式而言，大致上有文明型、民族型和宗教型等几种类型，其中文明型是发育最为高级、制度最为完备的模式，往往呈现高度的文明光彩。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因而也被人们广泛赞许为悠久灿烂的文明，这样一种文明类型的国家要实现永续发展，做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链条不断，不能依靠家族，也不能依靠势力集团，而只能依靠制度，这就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是“里”是“本”，朝代更替是“表”是“象”，没有中央集权制，朝代更替不可能实现，没有朝代作为基本的表达方式，中央集权制也将昙花一现而难以实现持续性发展。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中央集权制之所以大都以短命而告终，原因在于这个制度没有找到可行的运行方式，而中国却成为突出的例外。
二是“民本”决定的“周期性”循环
在朝代更迭替代的过程，兴衰成败交替循环，如同一条有规律的曲线一般蜿蜒而有频率地向前伸展，表现出强烈的周期性，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周期率或历史曲线。这样的周期或曲线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上不曾有或者不明显，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则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以往朝代摆脱不了的历史周期率，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局限性，他们往往以“民本”思想立国，甚至能够开创一番盛世，然而后来总是会背离“民本”，终使社会阶级矛盾激化而走向败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也好，还是今天提出的“自我革命”也罢，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探求长期坚持“民本”立国、“民本”执政，从根本上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个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当然应该具有这样的政治本质和执政水平。但说到底，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领导者会不会忘却根本，能否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能否长期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固政权、求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什么时候忘了历史教训，走到“民本”的反面，那么毫不客气，以往的“周期性”历史循环不可避免地就会重演。
二、鲜明的继承性、连续性特点
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常常有这样一种感受，“尽管西方人相当欣赏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但是长久以来，他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毫无变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由公元前5世纪建立起来的儒家原则统治了数千年之久”，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这样的国家没有“社会史”，他们所强调的仍然是西方的活力与中国的僵化（《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金世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谓“旁观者清”，上述西方学术的视角也不见得正确，但却是旁观者之于中国历史的直观感知。将中国历史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对照起来进行比较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最显著最突出的特质，是鲜明的继承性与连续性。这一特质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来描述：
一是“一脉相承”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之间的更迭替换在时间维度上有长有短，统治时间较长的可达三、四百年的漫长光阴，统治时间短的则只有二、三十年的暂短一瞬。但不管长也好、短也罢，每一次王朝更迭，都伴随着全社会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改组，都要经历一场十分剧烈的社会运动，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强烈的历史颠覆。比如著名的秦末天下大乱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但是，天下大乱之后再造与重塑的中国社会不过是另一个王朝的翻版，譬如新生的汉朝几乎原封不动都照搬照抄了秦朝的制度形式与文明模式，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不管秦末天下大乱到何种程度，但当新一个王朝再度出现并再度展现与展开中国历史画卷的时候，所变换的只不是最高统治者由赢姓变刘姓而已。简单地形容，就是只是变换了一下标题，实质性的东西则一成不变。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王朝之间的替换不管发生多大的变乱，结果和结局都只是统治当局的变换，但并不构成历史与文明的颠覆，更多的还是制度、模式、文化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社会的细胞结构、组织形式，政权的运作方式等，这些基本的社会项目都大同小异。典型的事例就是当朝修前朝史，这几乎成了新王朝确立之后第一件政治大事。即便像辽、金与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也是如此，从未发生类似于清真寺覆盖基督教堂或者印度神庙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中国，当朝否定前朝的统治权，但并不否定中国的历史，历史依照既定的轨迹继续曲线性地向前发展延伸。如此这般各朝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演绎，奠定中国文化与文明基本面貌，造就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或者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长什么样，基因是祖先给的，是从祖先那里开始一代代演变过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中国文明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就是这种历史继承性的直接反映。
二是“内生变革”
同西方旁观者的直观印象恰恰相反，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僵化的社会，不要说漫长历史中屡屡发生的大混乱、大动荡和大改组，仅仅就内部思想革命、政治变法与制度改革而言，所发生的频次与力度都不是西方世界历史所能比拟的。事实上，迄于三代逮至明清，中国社会的土地制度、官僚制度、政治架构、文化教育体系，始终都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其完整性与优越性都曾达到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形态，中国社会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即秦汉时期）就基本摆脱了贵族或者武人政治的桎梏，而形成日臻完备的文官治理体系。至于宗教政治，则自始至终都未能在中国登上政治舞台。可以说，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从未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政治上像中国社会那样成熟，达到中国社会那样的高度。
与内部活跃变革演进的同时，是中国社会高水平的对外交流。同人们习惯性的认知恰恰相反，古代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对外开放，对外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从汉代开通西域、通西南夷，到唐代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直到郑和下西洋，中国社会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与文明。仅以消化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外部民族数量而论，就远不是其他民族所可比拟的，从夏商周时期的巴、氐、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狄、夷，到汉代的匈奴、月氏、塞种，至于后来的鲜卑、乌桓，靺鞨、高车、粟特、突厥、柔然、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数量众多的民族先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考诸中国历史，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排外的国家，对外来文化和外来民族，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包容胸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对内变革与对外交流的历史。对内治理与对外经略从来都是治世安民的两手，而且两手都要硬，如果哪个朝代不是这样，则这个朝代的政治就是瘸腿的政治，其统治者就要沦为蹩脚之徒。
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是，中国社会的“内生变化”从来都以“一脉相承”为根本为前提，二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也就是“表”与“里”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有机结合，也是“不变”与“变”的有机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看到，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融合融化外来的东西，而从来不被外来的东西融化融消，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是这样，近现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基本的发展路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回望历史是为了着眼现实，也为了展望未来。既然过去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连续完整的链条，这样，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呢？未来的中国是不是也要接续传承这个链条呢？
这是有关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大问题。
我们认为，从中国历史文化文明连续性和朝代更迭变化的替代性出发，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然不能等同于一个新朝代，但仍然是中国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其历史方位具有如下的特点与特征：
第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任何人都不是天上掉下来了，民族、国家与社会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面趸来搬来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来了。因此，它必然是首先继承，继承民族的血脉基因，继承这个文明的基本范式，包括国家组织形式、社会治理框架、政权运行方式等等。因此，人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仍然是统一多民族文明类型的国家，仍然实行高水平的中央集权制，仍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省县乡的治理架构。这种模式甚至在西周那里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影子，同秦汉王朝看起来则更是一脉相承。对于这样一种状况，作为中国人不应该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们不能拿西方的政治标尺来丈量中国，相反，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是我们最宝贵、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只有这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拥有足够的历史合法性，否则，把过去的历史一风吹掉，所谓的“复兴”在中国也就不复存在了，就只有崇拜西方“上帝”，使劲削足适履向人家看齐、当人家的附庸了。
当然，今天的中国又完全不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经历过深刻革命洗礼的中国，是在重塑政治逻辑与思想价值之后建立起来的，在继承的基础上革命。革故鼎新，割断了中国历史诸多腐朽、没落的东西，在光复民族旧物的基础上再造中国，建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继往开来、承上启下，传继与革故的相结合，这就是今天中国在整个历史大链条上的定位。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这是人类社会的唯一，不管今后的历史多么遥远，必定还将是这样。
第二，走在新的历史上升曲线上
中国历史有鲜明的周期性，表现为清浊治乱、成败兴衰不断循环与轮回，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描述不过是这种轮回的直观反映。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已经跳出了中国历史既有的那个周期率，是不是已经避免了上述那种轮回，现在还不得而知，也不能下最后与最终的判言断语。但现如今的中国正走在历史上升的曲线上，中国不是在堕落，没有颓废，也没有混乱与动荡，而是在和平发展，是在稳健而显著地发展壮大。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断加强，其政治与历史地位日益巩固而不是削弱。此前一个时期，有人曾抛出这样一个诘问，声称“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没有登记，不合法”。这等说法，说轻一点是对政治与历史的无知，因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来源于中国人民拥护的合理性，拿法律程序条文来压历史与政治，这等伎俩十分荒唐。至于这种说法的政治企图，人们都心中有数，其所诅咒詈骂的不过就是这个政权、这个朝代和这个国家。
但是，当今中国的国运绝不是恶毒诅咒所能破坏干扰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国运”一说，也有人将其说成是“气数”“国祚”，抛开其中迷信因素，所言所指就是大环境、大背景、大趋势，其实都是机遇与条件的问题，近代中国就曾走到国运的谷底，整个民族曾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可怕危机。
现如今中国也有一个国运问题，只不过说法是“战略机遇期”。过去四十年，这个“战略机遇期”属于中国；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仍然面临发展壮大的“战略机遇期”。尽管有巨大的挑战与风险，但时（即时间）、势（即趋势）、义（即道义）都站在中国一边，都有利于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现代的中国将发展迈上中国历史的新高峰，将在人类世界占有空前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什么困难与挑战，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走向复兴了。相反，当代中国上下内外都有诸多极其艰难的课题。在外部，有霸权的巨大威胁，虎视眈眈要搞垮中国；在内部，存在腐败变质的可怕危险，要解决执政者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异己分子、两面人以及敌对势力的潜伏者等。破解这些难题与挑战，需要伟大的智慧、思想与能力，需要到人民那里去找，需要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去找，同时也需要要到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里找，各朝各代的治理经验是一个资源丰厚的宝库。
第三，从未来回望今天
一百年前的中国什么样，五百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今天我们差不多都确切地知道。一百年前的中国饥寒交迫、存亡危机，五百年前的中国是明朝弘治时代，沉闷僵化。但如果我们把思维向未来延伸，则只能靠想象。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过去有几千年的中国，今后还会有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中国，未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会有许多个不同形态的中国，现时代的中国承上启下，不过是中国宏大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阶段而已。
对此，我们不妨来一番思维穿越，穿越到未来回望今天。假如五百年以后某一个中国人研究现在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感观、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他将能够发现，五百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国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一座伟岸的高峰，对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个共和国功绩更加伟大，成就更加辉煌，各个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共和盛世”或者“新华盛世”。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改变了中国和世界，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古人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同每个人不过是人世间匆匆过客一般，一个接一个的朝代也不过是历史的过客，说到底，整个人类也不过是大自然的过客。有生长就有枯萎，有诞生就有消亡，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与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这样讲是否消极？有人不免因此要问，那我们的理想与信仰究竟在哪里呢？回答是，在我们的目光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渴望里，也在我们的不懈奋斗之中。这就是人类的存在价值和历史意义。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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