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如今的中国还真的不太适合打仗

　　战争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刚刚爆发的巴以战争以及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都告诫中国，必须时刻警惕战争危机，必须高度重视战争的残酷性。事实上，现如今并不是战争离中国越来越远，而是正在中国周边徘徊并日益向中国逼近，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一些忧国忧民杞人们的心头。十多年前，笔者曾就这个问题抒发了一点感想（参阅笔者2011年文章《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考验》），时至今日，感想更多更复杂。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精神与政治面貌有了极大的改观进步，斗争勇气与军事实力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坦率地说，以笔者的观察与理解，今天的中国对于战争的准备不能说没有，但仍然很片面很不到位，总体上并没有准备打仗，并且也不太适合打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神状态不适合

　　发怒同别人打起来的样子与平时悠闲无事的样子截然不同，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是很简单的常识。对于现如今中国集体性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但就是不具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那股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一点“狠”劲都没有，何谈投身战争浴血战场。更严重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等这些从事战争所必须的精神资源一直受到饱受摧残打击，一大批号称“人间清醒”并要给中国搞再“启蒙”的“精英”们瞄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发动猛烈的攻击，他们一直在鼓噪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矢志不移地要把的这种思维贯彻普及到中国的一切角落，他们还极力鼓噪中国以及中国人只应跟在西方后面毕恭毕敬、亦步亦趋，要把这样的理念牢牢的印刻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这些“精英”身居社会上层，往往都是些著名教授、专家，不仅把控掌握各种官方智库，其中有的还是××院参事，享受××院特殊津贴等头面人物，更有的则干脆就是体制内位置显赫的大员，一概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整个社会的舆情与思维导向总体上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在这些人影响与牵引下，如果把中国比拟为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真实心理就是对战争躲开走、绕着走，并为此做各种勾兑交易，完全没有直面战争、迎头而上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社会面貌不适合

　　现在大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积极的一面看，中国正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这是主流，是大势，对此必须予以清醒的认识和认知。但消极的一面也不可忽视，这是社会与历史的辩证，从消极的一面看，当前中国社会看起来很繁荣，资本很活跃，富人很多，但贫富差距相当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容易。因此，从消极的一面看过去，概括地说，当今中国的社会面貌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为富不仁、骄奢淫逸者众。当今中国有一大批富豪大款，据说还崛起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正努力向富豪大款的目标攀登。但是，富豪大款并不是进步的代表与前进的动力，相反，他们整体性地一有钱就变坏，经常干出种种悖礼逆伦的事情，干坏事能以一当十，保家卫国却十不当一。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并不是发财致富的人多了，战斗力就强大，实际的情形是，贫富差距越小才越能打仗，贫富差距大了，指望富人出钱、穷人出力，以此来打仗，完全行不通，贫穷的人没有理由为富人们去打仗，老百姓更愿意去当看客。宋王朝末期和清王朝末期都曾出现这样的情形，现如也有许多人在拿这个理由说事。

　　二是尸位素餐、麻木不仁者众。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在官僚阶层当中。现在没有必要讨论这支队伍究竟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大小小的官员很多都假话连篇，套话大话满天飞，伪忠诚、伪君子遍地皆是，充斥要害部门、权力机关，而真正公忠体国者并不多，由这样的群体来运转国家机器，进行公共治理，实施社会改良，效果可想而知。相应地，其动员与组织能力也必然是江河日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也就完全符合逻辑了，如果不这样才奇哉怪也。经常有人拿当年淮海战役老百姓推小车的事当资本，但如果对比当下的话，恐怕比来比去也只有一声“呜呼”而已；

　　三是纪律与秩序性不强。古今中外经验证明，战斗力建立在纪律与秩序的基础上，一盘散沙的民族与社会不适合打仗，也没有什么战斗力。现如今中国的社会不能说一盘散沙，但无视纪律不讲秩序的现象比比皆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常态，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松松垮垮、拖拖拉拉，整体上依然缺少纪律性和秩序性。笔者真不敢想象，如果有朝一日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响起空袭警报之后，会发生怎样一种的情形，难道真的能井然有序地进入各自的位置吗？进一步说，如果中国遭遇俄罗斯那样的制裁或战争冲击，中国社会还能像俄罗斯那样稳定有序吗？类似的事情，简单地想象一下都未免令人脊背发凉。

　　其三，经济结构不适合

　　当今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和平经济，距离战时经济天差地远，一旦需要的时候进行平战转换，短时间内恐怕也将千难万难，突出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是对外依赖严重，原材料对外依赖，对外贸易比重过大，一旦发生战事，必定要在强烈的冲击下导致经济大幅度缩水，并带动整个体量发生直线下跌。

　　二是高密度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很容易受到袭击。历史上中国工业及经济曾几次内迁，就是要解决这等严重情形，但每次内迁之后不久，就故态复萌，并且还来的愈甚。事实上，这种经济与技术重心严重倾斜的状况对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相当不利，一旦遇到战事更是压力巨大，但道理好说办法难找，是社会治理和战略运筹中很典型的知易行难问题。

　　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到必须考虑设计制订从和平转向战时的办法与途径的时候了。在这样的命题之下，就要针对经济结构、社会面貌、精神状态等各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的军事路线，以为仅仅储备足够的武器装备弹药就万事大吉了，那是不行的。打仗的事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经为无数历史经验所证明。因此，为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进程不被打断，中国应该加快引导建设中国适合打仗的功能与机制。当然，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浩大系统的战略工程，但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出发，这确实必须要下好的先手棋。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于“秦安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