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战略竞争”时期“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

　　任何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件事也是这样，在环境、 前提、以及条件等都发生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下，“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人类世界全新的历史面貌

　　现如今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今天的世界迥异于过去，其突出表现就是天下大乱，大乱之下必然是大动荡、大改组，各种矛盾叠加激荡，各种强烈破坏性的冲突此起彼伏，可以说，过去那种以和平发展为基调或主题的生态环境已经被覆盖、颠覆与替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展望未来，战乱频仍将成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突出特征，这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不可忽视的大环境。

　　其次，对华“战略竞争”促使中西方关系走进新的历史时期

　　“战略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的主打与主干，在此框架下，今后的中美关系必将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战略竞争”的新时期。不仅如此，在霸权当局的操纵下，整个西方世界也都将围绕霸权的对华“战略竞争”而展开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从而使整个中西方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不可忽视的大前提；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对外开放”以新的内涵

　　“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对外开放”的本质属性与核心要求，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服务方式与服务途径则有所不同。改开开放的初期，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外国的资金与技术，把中国的经济搞活。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则必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必须服务于抗击霸权对华“战略竞争”的迫切需要，其核心内涵于具体指向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

　　正因为这样，所以，进入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呈现强烈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内涵更宏大

　　过去，“对外开放”的目的简单而直接，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与技术，现在则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好和更有效地塑造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过去，“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引进来”，现在则在此基础上更重视“走出去”，譬如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过去主要是面向美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则应更多地面向不发达和欠发达国；过去主要是着眼于中国自己的发展进步，现在则不但要使自己获得发展进步，更注重于推动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发展…凡此种种，都说明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在内涵与品相上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如此这本般的“对外开放”才堪称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否则，如果只是过去那种“对外开放”简单的重复和少许的修正、加码，则如论如何也难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第二，保障更艰巨

　　迈上新台阶的“对外开放”显然更加复杂艰巨，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全新的要求。在“质”的方面，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求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更多的新技术手段，譬如绿色清洁能源技术、现代网络技术等，还要求中国贡献更加有效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中国主张，更强有力的开辟人类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在“量”的方面，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规模上更加庞大，将更广泛地普及到五大洲四大洋，将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

　　但是，这样“质”与“量”两个方面的扩张性发展必然要遭遇各种阻力、干扰与破坏，相应地就要带来安全保障方面的难题，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越来越大的挑战性课题。譬如在中国周边如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地是这样，在遥远的非洲、南美洲等地也同样是这样，甚至连北冰洋航线都一概是这样。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保障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将成为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战略考验。

　　第三，斗争更激烈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然要面对强大的遏制与狙击，其主要策源地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及其霸权集团。

　　过去经常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美西方集团要求中国必须“对外开放”，不允许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就是同他们过不去或对着干，就要为他们所拒斥、打压和反对，就要成为他们的战略对立面。在这样的语境逻辑下，好像“对外开放”的中国就是同美西方站在一列的中国了。

　　这其实是严重的谬误。事实上，美西方所要求的“对外开放”只是他们概念和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这种“对外开放”意味着对美西方的认同和服从，意味着接受美西方的支配与领导，也意味着美西方据此可以对中国进行渗透、安插与演变，而一旦中国的“对外开放“失去或者背弃了这样的功能，则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要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与狙杀。现如今的情形正是这样。现在，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诸般新特征、新品质无一不遭到霸权及霸权集团严厉打压，甚至连中国学生到美西方大学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机构在西方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都一概遭到种种限制与清理清除，如今并不是中国要不要”扩大开放“的问题，而是美西方要压迫中国必须按照他们的企图和旨意来”扩大开放“，否则就不许中国搞什么”对外开放“。

　　因此，要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坚决进行反霸斗争，要坚决打破霸权集团的围堵、遏制与封杀，这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难以回避的战略大逻辑。

　　遗憾的是，在一些中国人的诠释下，“对外开放”与“反对霸权主义”历来被人为的对立起来。在这些人看来，“反对霸权主义”就等于是反对“对外开放”，要搞“对外开放”就不能“反对霸权主义”。他们就是用这等流氓式的绑架来消解“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扭转和颠覆“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这是中国“公知”们惯用的手法，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干，目前依然还是这样。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应该揭穿上述那些“公知”操弄“对外开放”话术的真面目，把“对外开放”话语权、解释权从一些“公知”手里全面彻底地夺过来，要使全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这样“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各种“变”而积极地应变，必须进行坚决的反霸斗争，这样的“变”才成其为积极向上的发展与进步，所谓“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

　　【文/张志坤，大学教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