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5日，以“一党制”治理埃及的执政党埃及民族民主党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包括总书记谢里夫和副总书记兼政策委员会主席、穆巴拉克总统之子贾迈勒都宣布辞职，只留下32年来“一人制”治理埃及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留任该党主席，另，一位叫胡萨姆·巴德拉维的民族民主党成员成为该党新的总书记和政策委员会书记。

看似，穆巴拉克中以此为让步作为与开罗解放广场上聚集不散的那些牵动全世界神经的抗议者们的媾和条件。

最初，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对发生在突尼斯、埃及，以及也门、约旦等中东或者北非国家的一系列街头革命，都怀抱着无限的期许，因为这些街头抗议者打着的招牌都是反腐败，尤其是在突尼斯，抗议者对专权20多年的前总统深恶痛绝，但又并不想完全推翻由其领衔的政治体制的统治，他们的诉求很快得到满足，总统夹着尾巴逃跑了。

不过当这股街头革命之风转眼吹到埃及的时候，风向却为之大变，在那些使用Facebook、推特的年轻抗议者身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叫作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的身影――穆斯林兄弟会（al-Ikhwān al-Muslimūn），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1928年由哈桑·巴纳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创立，最初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班纳运动”，后改为“穆斯林兄弟会”。1933年在开罗设立总部，并在埃及50个地区建立分支组织，最高领导机构为训导局，哈桑·巴纳任总训导师。1938年，兄弟会转入政治斗争，以建立政教一体的伊斯兰国家为最终目标，1948年，兄弟会军事力量在反对以色列建国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得到加强，但哈桑·巴纳却于1949年被暗杀，1952年，兄弟会参加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随后与纳赛尔政府发生冲突，遂于1954年遭到镇压，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兄弟会仍是非法组织，但被允许举行集会和出版刊物，对萨达特政府持温和的反对派立场，1982年后，兄弟会放弃暴力活动，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开始保持距离，并间接参加议会政治，向合法的政党一步一步转化，到目前为止，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为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政体里最大的反对派。

其基本宗旨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复兴伊斯兰教，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哈里发为统一象征，建立不分民族、不受地域限制的穆斯林世界社团，摆脱外国援助，清除外来影响。

这与自上台之后已接受了4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援助，并因此而成为美国在北非的最强大同盟者的穆巴拉克政府可谓针锋相对。

当然，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埃及反对派这次能发动如此震惊世界的开罗街头革命，亦与专制统治埃及3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变得越来越腐败、越来越无能有莫大头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穆巴拉克32年来之所以在埃及不倒，依赖的手段除了为常人所知的“专制”二字之外，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美援，是长久以来至少400亿的美援支撑着它。

所以，当下的埃及政局与1940年代后半的中国政局颇为相似，专制和美援恰恰是当时蒋介石政府的两件利器，只是当时的中国，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反对派，且这个反对派手里有几百万荷枪实弹的士兵。

所以，度测埃及政局当下的变化趋势，以1940年代后半中国的政局走势做参考一点儿不会错，若说它们之间有区别，就是作为当政者的穆巴拉克政府可能还不够如蒋介石政府那么专制和腐败，以及作为最大反对派的穆斯林兄弟会也不够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那样有军事实力。

所以，埃及的政局改变暂时不是通过战场，而只能通过手无寸铁的街头抗议来实现。

我相信，说埃及的反对派相似历史上的毛泽东革命集团，一定有许多中国的自由派为之不齿，为之愤怒。

所以，我要引入另一个证据，即当今的美国政府对埃及政局的态度。

近20年来，美国从来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反对派搞颜色革命而达到扩大其在该地影响力的资源占有的目的，但奇怪的是这一轮的从北非到中东的街头民主运动中，反对派们的身后却独独缺少了美国的身影，到开罗街头运动开始，谜底找到了，因为开罗的的街头运动最明确诉求之一是反美，这是穆斯林兄弟会这么多年来能在埃及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埃及的街头革命讨求之一就是压缩美国在埃及的影响力，而不是更依赖于美国和最终惠顾于美国，这是阿拉伯世界继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的对美国世界霸权的极端手段式的挑战之后，对这种霸权的又一次和平方式的挑战，或者说，是一种带着深刻的阿拉伯宗教印迹的民主斗争。

当然，这也是种中国的带路党人们实在无法接受的民主方式――在他们的脑子里，凡是民主，就都要是和美国人站在一起的，这次，它们却站在相对方向上。

亦有人说，这次风行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风行于那些主流政体亲美国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运动，其实是继当年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之后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是第一次阿拉伯革命不彻底之后，阿拉伯人民和穆斯林信徒痛定思痛之后的再一次革命。

从始至终，美国都没有承认在埃及执政时间超过萨达姆的穆巴拉克是一个独裁者，在政治上没有放弃这位盟友，或者因为它们暂时还没找到新盟友，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到埃及的特使威斯纳在会见了穆巴拉克之后于2月5日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应该继续掌权，主导民主过渡所需要的改革。威斯纳在纽约表示，“我们需要为迈出下一步的先决条件达成共识。穆巴拉克总统必须留任，来主导这些改革措施。”“我认为，穆巴拉克继续担任领导非常关键，这是他留下遗产的机会。”“穆巴拉克一生中为他的国家服务了60年，现在是他指出前进道路的最理想的机会。”

至今为止，站在埃及街头革命的远处张望的美国人一直在想方设法为他们过去的好盟友穆巴拉克寻找生机，所以说，本文开篇出现的所谓埃及民族民主党领导层的大换血，其实并不是穆巴拉克在和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反对派讨价还价，而是美国在通过穆巴拉克在与后者讨价还价，以及尽量将解决问题的时间拖延得久一些。

现在的关键是，穆巴拉克本人是立刻辞职还是如他所言等到9月份再辞。

以俟美国能在埃及找到新的盟友式替代者，当然这样的人也不会出来掘穆巴拉克的墓。

不过，今后的局势恐怕是美国人也不可能控制得住的，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以及站在这些抗议者身后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站在穆斯林兄弟会之后对美国的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早已深恶痛绝的阿拉伯宗教力量们会有这样的耐心吗？

或者，还是把埃及的街头革命看成与本·拉登恐怖主义方式不同而诉求一样的政治活动比较合适，至少是比较合理。

这时也可能有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会说，埃及正在进行的所谓民主革命，会利用民主的手段达到专制的目的，这种专制亦指伊朗式的政治体制。

这时，我还要引入另一个概念：信仰。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民族的信仰，早于现代社会中的共产主义信仰那么久远产生，而直到现在它仍然在中东和北非国家拥有巨量信众，是用实际行动证明真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本身就足以证明它在现代世界的合理性――而不只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单一信仰（无信仰）为合理性。

早在1940年代的中国大地，真正能称得上信仰的东西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共产主义。

所以，接下来的几日、几月或者几年，曾经经历过1940年代共产主义信仰带给中国的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人又可以眼睁睁目睹着当下发生在埃及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的藉助“信仰＋民主”达到的社会变革了。

民主！

民主并不可怕，民主还很可爱！

现在的埃及政局，以及未来必然到来的越来越倾向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阿拉伯宗教形态的政体走势，这到底是本•拉登先生的胜利还是巴拉克·奥巴马先生的胜利？开罗的街头革命正用活生生的实例告诉我们另一种民主，即宗教和信仰一样可以借助Facebood、推特这样的“民主工具”，通过街头运动，在现代社会一样可以获得它们想要的，我们可以对这里面的宗教和信仰持保留意见，但却不能忽视在这样的民主运动中，拥有信仰将会产生多么大的伟力，所以，目击着今天埃及的政局变故，中国人、中国政治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不该再恐惧和排斥任何形式的民主运动，而更该怕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