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从深圳强奸案看当今媒体

 深圳近日发生一起强奸案，引发很多关注。强奸案在哪里都不少见，一般来说，事实调查清楚后，对犯罪嫌疑人该处以怎样的刑罚，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深圳市宝安区发生的这起强奸案，从一开始就引起轰动。媒体展现了强奸地点的以及案件发生时两位当事人的监控录像，并说女性受害人的丈夫胆怯地躲在近在咫尺的储藏室里，不敢出来制止。因为实施强奸者是一位“联防队员”，受害人的丈夫害怕代表公权力的“联防队员”。而且，媒体报道说，施害者带着钢管等凶器，更突显懦弱小民的无奈。受害者丈夫面对镜头的痛哭流涕，获得了渲染的效果。
    这个案件刚被报道时，我就看到了视频，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媒体为何不给受害人打上马赛克？当受害人杨某痛哭流涕地控诉强奸犯的罪行，极为可怜地诉说自己的无奈，用极具文学性的词汇陈述自己的心情——我所承受的是任何一个男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便想，这张饱受屈辱、胆小懦弱的脸传遍社会了，今后他还怎么在社会上见人啊？很快，媒体又报道说，女性受害人在案发后两次自杀未遂，原因是无法躲避媒体疯狂的围追堵截。她的丈夫杨某也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说：求求你们，离开吧。紧接着有报道说，受害人已经搬家，找不到了。
    对于这个案件，我认为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对于涉嫌强奸本身，不管怎么说，强奸都是犯罪。不管强奸者的身份是什么，只要强奸行为事实清楚，强奸者都应该判罪，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是媒体对这一案件的报道和解读以及评论、结论。媒体突出涉嫌强奸者的“联防队员”的身份，无非是想突出他利用权势欺压小民，但真的是这样吗？受害者的痛哭流涕、媒体描述他躲在近处忍受妻子被强奸而不敢制止，甚至不敢吱声，真的是极端无奈的痛苦吗？随着后续报道的出现，人们发现，实施强奸者与受害人夫妇原先就认识，还是小学同学。甚至还有报道说，女性受害人早就与涉嫌强奸者有暧昧关系。但人们说不清这一暧昧关系究竟是两厢情愿的通奸，还是被逼无奈的屈服。于是，媒体最初的评论立即引起了质疑。
    媒体要独立、客观、公正，是社会的常识。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媒体有一种明显的不良倾向。媒体的脑海中装满强大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例如认定中国一切都坏，认定凡是与中国官方有关的，都是欺压百姓，认定中国人都是丑陋的，等等。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拥有此类观点的媒体不是认真探寻事件真相，而是从事件中选取自己需要的素材，给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做一个验证，以证明自己一贯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又被验证一次。媒体的这一做法往往会导致他们的报道与事实真相的偏离，从而对社会造成日积月累的误导。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报道的这一倾向非常明显。
    媒体在先入为主观念的控制下导致僵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媒体自身利益的需求。在这一案件中，媒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受害人的隐私，疯狂地追逐报道，导致女性受害人试图自杀，在我看来，这是媒体在杀人。如果仅仅看强奸案，女性受害人即使痛苦，也许还没有到轻生的地步。如果媒体对他们的隐私注意保护，假以时日，他们也许能抚平创伤。但是，媒体无所顾忌地突入他们的生活，深挖他们的隐私，又在姓名和画面上不做任何技术处理，结果只能导致他们今后在各种场合无法见人。以前的社会媒体不发达，受到媒体伤害的人还有可能远走他乡做逃避，如今，互联网极为发达，躲到天涯海角都躲不开网络上的传播。受害人还有孩子，有朝一日孩子长大，看到自己父母的这段经历，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媒体是否考虑过？当媒体因这条报道而刺激了发行量，当记者因这条报道获得了稿费、肯定或升迁，这样的媒体不仅在杀人，而且在吃人。幸亏女性当事人自杀未遂，否则，媒体是否还要跟进报道，继续刺激发行量？
    也许出于我多年的职业本能，我最初见到这则报道时便想到一个问题：受害店主店里的摄像头是谁装的？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警方装的，二是店主自己装的。如果是前者，身为联防队员的施害者完全有可能知道摄像头的存在。如果是后者，店主装摄像头可能是为了防窃贼、防抢劫等原因，也可能有特殊目的。不管哪一种情况，三个当事人中肯定有人知道摄像头的存在，尤其是受害的店主。是否知道摄像头的存在，对于人的行为肯定是会产生的影响。那么，三个人在事件过程中以及事后的表现，因为有摄像头的存在，记者应该如何判定？我发现，记者的报道几乎没有关注这个细节，因而没有对事实的真相抱有必要的质疑，而是偏听偏信了受害人的单方面陈词。
    当涉嫌强奸者被警方拘捕后，深圳警方的通报指出，该案事实上是受害人夫妇的联合捉奸。女性受害人的丈夫事先散布消息说自己去了外地，实际上躲在暗处，诱使强奸嫌疑人来到店里，发生了摄像头中人们看到的那一幕，然后他再报警。媒体的报道也确有虚假成分，受害人并非如媒体所说在一个小时后报案，而是在五分钟后报案。这个虚假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受害人的作假，还是媒体的胡编？多年来，媒体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经常成为达到特殊目的的工具，这种状况也被百姓看在眼里。媒体为了特殊目的、特殊利益而丧失立场，某种程度上也是职业素养低下的表现。一些有心机的人，便会利用媒体的这一弱点，自编自导自演某个情节，媒体一位抓到了新闻，结果没料到，是被“小民”利用了。受害人事后的表现，既有表演的成分，也有未能成功操控媒体的惊慌失措。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人夫妇合伙捉奸如果是事实，那么，在案发当时发生的性行为如何认定，又值得探讨一番。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人们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夫妻俩甘愿以苦肉计的方式，上演“捉奸”一幕？我认为，这一事件的复杂性未必能用“联防队员”的强势身份来解释，三个人彼此认识的事实，体现了他们之间复杂的人性关系。过去的暧昧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未能了解真相。再者，我认为“联防队员”难以称为“强势人物”。一般来说，联防队员或者协警大都是退休工人、下岗工人或临时聘用的外来人员，从财产上说，我甚至认为，身为店主的受害人比施害者更有钱。因而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未必像媒体所说的那样。
    这一案件所体现的复杂性，使得媒体最初的结论基本上完全被推翻，媒体先入为主、武断地判定事实、判定结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媒体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上应该深入反省，究竟是什么导致媒体的报道走入歧途？如果媒体不能改变这一现象，必将失去人们对媒体的信任。我们不能要求媒体的每一次报道都能揭示真相，媒体不是警察，警方破案也需要时间。但是，媒体不应该轻易地判定真相，更不应该由此轻易地判定结论。先入为主的僵化观念是媒体报道失误的重要原因，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也是造成报道失实的原因，希望媒体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