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国际处境观察 - 网友杂谈

　　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四编 “接轨”观察第三章中国的国际处境观察

　　3.1西方眼里的中国

　　2008年3.14西藏暴乱事件后，西方媒体掀起了对中国造谣中伤的狂潮，其高峰发展为巴黎的反华闹剧。后来法国总统萨科齐连派三位特使到中国，为此善后。中国的主流舆论导向则呼吁国人理性、冷静，避免过激的冲动。

　　从外交策略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西方媒体的一致行动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基本态度，它迫使我们跳出一些虚幻的教条，理性、冷静地认清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认清我们所处“文明”的本质。由此才可能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之所在，才能理性地思考可供选择的道路，才能制定合理的战略。

　　敌意：来自“少数敌对势力”还是社会主体？

　　多年以来，我们总是想当然地假设，西方各国的“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敌视我们的是少数“反动派”。然而，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次西藏暴乱与奥运火炬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西方世界多数人是敌视我们的。在那个一人一票的社会里，政客不过是演员，为了挣的选票，他们必须迎合多数人的情绪。而每当面临选举，政客们都对中国做好斗公鸡状。而且，越是“左倾”、越是迎合底层公众的政客，反华越激烈，这反映了多数选民的偏好。

　　在这次事件中，西方世界原本油滑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表态反华，证实了民意压力之大。这里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法国总统萨科齐。2007年底他刚刚访华，带回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以至被称为法国最好的推销员。可是3.14暴乱仅4天后，3月18日，其外交部长库契纳就表示，欧盟应该考虑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作为对中国镇压西藏的惩罚。萨科齐则表态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可能性。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派政客的态度，是萨科齐在玩阴谋。2007年5月，在法国总统选举时，萨科齐的竞选对手法国社会党代表罗亚尔公然表示：如果北京方面拒绝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那么她将有可能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见法国政坛的另一派对华态度更强硬。这次法国国会议员提议，让参加奥运的选手在各项运动颁奖台上或者开幕式上穿戴象征藏独的臂章、头巾。议员们是绝对不敢罔顾选民态度的，可见，在我们视为浪漫、友好的法国，民意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另一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14暴乱后仅一周，她就飞到藏独“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与达赖会谈，表示“声援”。此后更领衔提出了涉藏反华决议案。注意：在第110届美国国会选举中，民主党获得压倒优势，而佩洛西被国会“一致推举”为众议院议长，说她不代表美国“民意”是讲不通的。还请注意，上述佩洛西领衔的反华议案以413票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由此可见，在我们高度重视的美国，其民意对华是何态度。

　　2008年3月27至4月8日进行的英国《金融时报》/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欧洲5个国家，平均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稳定构成的威胁大于其它任何国家。有关各国中，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的，在意大利受访者中占47%，在法国为36%，在德国为35%，在西班牙为28%，在英国为27%，

　　在美国，31%的受访者指认中国，称其威胁程度高于伊朗与朝鲜。

　　其实在美国汉学家孔华润(W.I.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关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他认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

　　更早，当年曾打开中美关系的前总统尼克，后来在其《超越和平》一书中说：

　　“中国已成为这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

　　显然，尼克松想到了当年拿破仑对阿美士德勋爵说的咒语：

　　“当中国觉醒了，它将震惊全世界。”(When China Wakes,ItWill Shake the World。)

　　所以他提出要遏制中国。可见西方列强敌视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也不仅是中国政府，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那么西方为什么这样看待中国?

　　敌意：来自“误解”还是“文明”

　　我们的主流媒体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例如凤凰卫视的邱镇海就将问题归结为西方的“傲慢”与中国的“悲情”。似乎只要西方谦恭一点，中国豁达一些，双方就可以冰释前嫌，中国就可以和平地融入“主流文明”之中。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自欺欺人。

　　当我们埋头赶路时，一个幽灵一直在西方社会徘徊，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该图是威廉二世请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的，该画描绘佛祖与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欧洲的守护女神，要她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见图4.116)。威廉二世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此后“黄祸论”一直在西方世界徘徊。

　　图4.116：黄祸图

　　请注意：1895年是甲午战争的次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丧师、割地、赔款，朝廷昏聩，精英焦虑，广大国民则处于麻木状态。而此时英、法、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了“主流文明”，德、日、俄正在崛起。强弱对比如斯，中国居然被视为最大的威胁，为什么?

　　当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时，曾问道：“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实在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可惜后来这个问题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被人有意地掩盖了。到底为什么?

　　问题的根子就在这个“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作为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说白了，这是个资本家主导的世界，或用哈耶克的话，这是个“富人得势的世界”。看看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评价国家竞争力的准则，那其实就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准则。

　　而资本利润极大化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同时为了压低成本，也必须到外部去寻找廉价原材料。例如，从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每桶原油定价一直在1到3美元之间，这简直近乎白拿，而原油是“主流文明”最基础的资源之一。

　　对此，殖民者的后裔、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在《海权论》中说得直白：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这是《海权论》的核心思想，书中一切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于是我们看到，“主流文明”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同步：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近来的瓦解南斯拉夫的战争、征服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以及箭在弦上的攻打叙利亚、伊朗的战争。

　　当年德、日的崛起，遭到英、法、美全力遏制。德、日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奋力扩张，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实，这正是“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西方列强的繁荣、文明、优雅，是以全球广大地区的凋敝、愚昧、野蛮为必要条件的。不发达国家要与“主流文明”接轨，也想成为它们那样的发达国家，必将与之发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它不想打你又想打谁?除非它打不过你。

　　当年的苏联，在“国际分工”的理论下，将边缘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作为大俄罗斯的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在这个意义上，与欧美所为并无本质区别。结果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整体“右倾”，一个接一个地倒向欧盟、北约。倒是当年与苏联闹独立的南斯拉夫，没有向西倒，欧美只好发动战争来瓦解它，这样做的结果，给俄罗斯在南奥赛梯与阿布哈兹的行动提供了口实----“你和尚摸得,凭什么我阿Q就摸不得?”

　　其实当年的中苏交恶也是同一背景：赫鲁晓夫希望控制中国的国防，以便保证中国充当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而毛泽东则希望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决不为了争取外部援助而放弃“自力更生”。

　　跳开对具体事件是非曲直的争论，我们看到：“主流文明”中的先发展国家，只能依靠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和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当后发展国家的经济体量威胁到先发展国家时，当原来的外部市场和资源供应地转过来要与先发展国家争夺外部市场和资源时，恐惧、敌视、遏制、破坏、乃至战争几乎无法避免。

　　向外扩张需要将侵略战争描绘为正义事业，需要将被侵略者描绘为野蛮、邪恶势力。不巧，中华民族是他们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族群，又曾经是他们仰慕的神秘对象，自然要将你妖魔化。而这种妖魔化自然会在他们的社会内获得共鸣。

　　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他们尚且如此。而今中国力图以它们为师，与它们接轨，力图挤进它们创造并控制的“主流文明”，这意味着，中国将与它们一样，需要海外的市场与资源。深谙“主流文明”本质的它们，能不恐慌吗？

　　所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源自“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对此，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温柔幻想，以为靠外交、公关、宣传乃至“消气”就能化解它们的敌意。

　　3.2从“前奥运”到“后奥运”

　　奥运会：里程碑与转折点

　　2008年奥运顺利结束了，人们对“后奥运”的议论渐起。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其实，回头来看，每个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里程碑，都标志着某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1875年至1881年间，古代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法国人顾拜旦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他古代光荣的历史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此起步。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叙事体世界史《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序言中这样描述那个时代“主流文明”的自我感觉：

　　“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

　　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

　　雅典的第一次奥运会标志着西方文明自信地成了这个星球的“主流文明”。

　　1900年法国巴黎主办第二次奥运会，这一年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此役证实了“主流文明”的强悍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孱弱，标志着“主流文明”在全球的顺利扩张。这一年列强不仅打垮了中国官、民的抵抗，也让英国成为尼日利亚的保护国、美国取得夏威夷、英国赢得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这一年瑞典政府正式批准设置诺贝尔基金会，为推广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设置了另一个制高点。

　　1936年德国柏林主办第十一届奥运会，我们来观察一下其时代背景。作为工商文明中的后发展国家，德国要挤入“主流文明”，必然与已经瓜分了世界的英、法、美等发生冲突，结果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战败的德国被迫签署《凡尔赛条约》，严酷的和约使魏玛共和国经济崩溃，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这使纳粹党于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政权。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党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强力追赶当时的发达国家，成效显著。执政3年后，主办第十一届奥运会。同年德军违反《凡尔赛条约》进驻莱茵兰(Rheinland)。5年后的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至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 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时“主流文明”中争夺“生存空间”的下一轮战争已经孕育成熟，爆发在即。

　　1964年日本东京主办第十八届奥运会。战败后的日本被美军占领，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奥运会开幕前十天，世界首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通车。它标志着日本的社会转型。自甲午战争起，日本狂奔了七、八十年，现在它与欧美已经相当接近，“脱亚入欧”的梦想就要实现。当年皇军“大东亚共荣圈”之梦，正在用“和平”、“经济”的手段实现，所谓“雁行战略”使日本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食品直至生产基地,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商品与资本、技术和机械。70年代，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和西德组成了“五国集团”，它事实上是“主流文明”的核心集团，日本是其中唯一的一个非欧美国家。“经济动物”日本开始得意地“说不”，甚至开始“购买美国”。日本人没想到，接着却是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十年”。

　　1980年苏联莫斯科主办第二十二届奥运会。这是十月革命后的第63年，勃列日涅夫主政的第16年。“主流文明”在俄罗斯面对的矛盾与其他国家相同：如何获得外部市场与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只不过更粗糙、更霸道而已。1979年，阿富汗亲苏政权倒台，苏联出兵阿富汗，遭到广泛的抵制，带累了莫斯科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8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本届奥运会。还有16个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有10个队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没有出场。两年后勃列日涅夫去世，11年后苏联解体。

　　那么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回顾中国在前奥运时代走过的道路。

　　中国:“2008奥运”前后

　　一百年前，1908年，伦敦举办第四届奥运会，中国无人参与。当时的《天津青年》一篇文章发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获得奥运会金牌?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奥运会?”

　　这一年8月27日，曾经镇压戊戌变法的大清王朝批准了《宪法大纲》。大纲规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皇统永远世袭。然而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死，次日慈禧太后病死。随后不到三年，“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坠地。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时代。

　　这一年，山西商务局花了275万两白银，从英国的福公司收回山西的矿权;徐世昌电京：日人在辽源设立机关，各处测绘，勾结蒙旗;山东发生了抵制德货运动。为革命党走私军火的日本“二辰丸”在澳门被清军查扣，日本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一再退让，导致广东国人群起抵制日货，葡萄牙则趁机要求占领比原租居地面积大30倍的中国领土……。

　　这个时代的中国挣扎在内忧外患之中，救亡图存成了数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无数人为此付出了血汗与生命。直到1956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仍然忧虑着中国的“球籍”，到了80年代“球籍”问题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这忧虑的背后，则是奋力“赶超”，整个民族强行军般地奔向“现代化”，追逐“与国际接轨”，无论是选择苏俄模式还是欧美模式，都以行政力量动员一切资源“大干快上”，容不得半点思考、质疑与争论，因为据说是“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主流文明”眼中，“中国”就意味着缠脚、“猪尾巴”、叩头、苦力;就意味着愚昧、落后、不可理喻;就意味着几千洋兵即可以打开国门直捣京师;就意味着狂热而无济于事的“拳匪”。而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悄悄地跻身世界前列。由家统计局历年《国际统计年鉴》转载的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全球最大几个经济体按美元计价的GDP，历年演化见图4.117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图4.117：全球最大几个经济体历年按美元计价的GDP

　　如果维持当前的惯性趋势，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见图4.118)。

　　图4.118：中、美GDP数据的惯性趋势

　　这种变化深深地刻在西方社会的心头,于是“G2”之说一度甚嚣尘上。以2008年反华闹剧中最显眼的法国为例，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中，按美元计算的GDP仅相当于中国的62.97%。而当年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6艘就敢发动马尾海战，不到1个小时，就打垮福建水师，击沉军舰9艘，伤2艘，毁兵船十余艘，还顺带轰毁了福州造船厂，那是何等的神勇。两相对比，不难体会孤拔将军的子孙们酸溜溜的心态。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文明的冲突”。传统的“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龛”中，经过数千年的摸索积累起来的集体生存经验。这种经验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指数增长的人口×无限膨胀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间尖锐矛盾。它导致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留下了惨烈的历史纪录。凝聚出了以内省、克制欲望、整体重于个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重于眼前利益等集体领悟，并将这种领悟渗透到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社会结构和学术理论中。

　　而由海盗与鸦片贩子带来的“主流文明”，强调进取性，强调优胜劣汰，认定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这样一个扩张性的文明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几乎处处相悖，“主流文明”看人，只看他是不是“适者”，“适者”才有资格生存。而这些“适者”在中华传统文明看来个个都是“贼匪”----破坏整体生存以谋私;中华传统文明要求人们做“君子”，而这些“君子”在“主流文明”看来迂腐、无能、虚伪。两相对比，强弱立判，迫使中国人力图从弱势文明中爬出来，投入强势文明，于是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字“接轨”----投入“主流文明”。

　　2008年的奥运注定会被历史认定为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度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赶超西方列强的历史。从经济总量看，我们前面还有一个美国，从人均量看，我们前面的国家更多。问题在于，别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是否还是我们无可置疑的赶超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战略目标何在?

　　“接轨”之途

　　历史上每一个后来挤入“主流文明”的国家，无不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即使那些不可能与西方大国军事对抗的“四小龙”、“四小虎”，也被人家用金融洗劫搞得倒退了几十年。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接轨”与“赶超”，就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提的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主流文明”这个课堂决不是传统中国的书院，不存在基于伦理、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别指望有人给你“传道、授业、解惑”。“先生”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利害判断。在这个课堂上当个“乖学生”，只能被“先生”玩死。苏联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先生”布置一份作业，叫“休克疗法”，学生乖乖地去做，结果做死了。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立刻热卖，被当做先生的工作总结报告。叶利钦下台后的俄罗斯，在“先生”眼中变成坏学生，专与先生作对，结果人气重聚，经济复苏。乖学生萨卡什维利要帮先生整治这个坏学生，结果被坏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跑到先生那里去哭诉，先生除了空喊“制裁”外，束手无策。坏学生一瞪眼，说声“后果很严重”，先生连“制裁”都不敢喊了。

　　“主流文明”就是弱肉强食的文明，弱者拜强者为师，就像小羊拜老虎为师，那只老虎愿意将小羊教成自己一样的肉食动物?

　　从就业结构可以看出先生与学生的差异。回顾表4.4“美国2007年的就业结构”。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位占到35.5%;销售和办公室职位占到24.8%;两者合计占60.3%。现在，中国靠廉价的低端劳力参与竞争，结果美国最反华的势力来自其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群，而这个群体在美国就业结构中不到1/4。管理和专业职位在美国就业结构中居于首位，是因为“全球化”将艰苦而低收入的职位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度了。美国人可以利用其金融、商务、专业、网络优势远距离“管理”全球的劳工，并获得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收入。美国视“中产阶级”为其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就业结构保障了其“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地位。如果中国“接轨”到美国的就业结构，以两国人口比例，那我们的管理和专业职位需是美国的4.3倍。势必在这个领域里对美国中产阶级造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进而威胁到其社会的稳定。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如何看待中国？

　　于是，如果我们选择继续走“赶超”、“接轨”的道路，就只能依靠自己，就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准备”绝非泛泛而谈就可以完成，这种斗争肯定包括但不限于军事斗争。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主流文明”中，国防上的“边界安全”观念已经被“安全边界”观念取代---商业利益涉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覆盖到哪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其军事存在覆盖全球，盖因于此。“安全边界”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响国家生存的社会经济功能领域----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思想安全……。

　　最要命的是思想领域，福特基金、索罗斯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之类在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影响之大、渗透之深，促人警醒。福特基金会培训与研究部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翻翻我国大学教科书，很难不生出这样的印象：我们的“主流”学术界已经被“主流文明”根据它们的需要“洗脑”了。我们实在应该牢记宋人朱敦儒的话：“莫听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减字木兰花》)。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已经到了上瘾而无力自拔的地步。受制于此，国内宏观调控措施几无回旋余地。然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从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每桶原油定价一直在1到3美元之间，今天看来，正是这近乎白拿的能源，造就了“主流文明”的辉煌。而一旦中国也需要进口这玩意儿，它立马涨到一百美元以上。这分明就是一个战场。

　　“主流文明”是一种“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文明，它只能容纳最强悍的少数人口建立起文雅富足的社会，这少数人群有能力消费分布在全球的资源，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的文雅富足以多数人口的愚昧贫穷为必要前提。

　　而今这套机制已经让美、日、德、法、英、意、加等七个最大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文明”的社会，他们总共才7.14亿人。它是否还能容纳十三亿中国人进入同样的“文明”社会？

　　坦率地说，“赶超”、“接轨”是一条艰巨而风险莫测的道路，其代价几何，谁来支付，殊难预估。可以肯定的是：走这条道路需要实力，然而这到底是什么实力?

　　3.3“国家竞争力”的背后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无数的评估、分析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无数的喜怒哀乐因此而演变。然而，这个竞争力到底争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为何需要去争它，该如何去争它?

　　国际贸易视角

　　观察“国家竞争力”的第一个视角是国际贸易。从这个视角上看，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其对外贸易竞争力。

　　在外人眼里，中国的出口来势汹汹，“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会”文集中有这样一篇文章《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中国和印度的浮现)，文中将中国、印度的出口数据并列，再以美国数据作参照，画出了图4.119。

　　图4.119：中国和印度的出口

　　数据显示，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出口与美国相比尚微乎其微，进入本世纪后，出口加速上升，到2005年已接近美国的水平。无怪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无怪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纠纷层出不穷。

　　看来，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我们可以沾沾自喜了，可以与美、日并驾齐驱、推杯换盏了。事实上，预测在多少年内能超过日本、赶上美国的言论已经在媒体、网络上出现。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三倍，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称，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生活水平上，中国都将赶上美国。在经济规模上，中国将是绝对的赢家，但它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可能还提前八年赶上美国。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63538亿美元，人均GDP4900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连老外都这样说，看来我们的“国家竞争”确实不可小觑。然而2005年主管国际贸易的时任商务部长部长薄熙来却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别忘了，这年12月5日，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一笔订单就买了150架空客。

　　我们的出口“优势”建立在劳工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无节制的环境破坏之上。靠这样的“优势”，国家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吗？

　　迈克尔·波特视角

　　出口竞争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中称：“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

　　波特具体的分析架构被称为“钻石体系”(又称菱形理论)。他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这五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同时政府和机遇也是重要因素。波特将他们间的关系图画成钻石形(见图4.120)，遂有了“钻石体系”之称。

　　图4.120：波特的“钻石体系”

　　由此可见，波特是个“唯生产力”论者。尽管在他的分析中涉及了政府政策、文化因素与领导魅力等，但一切分析的落脚点均指向一个个具体行业的生产力。

　　尽管学术界不少人对波特理论不以为然，商学院教授波特却成功地征服了一大批老板和政客，波特理论似乎已经成为评估国家竞争力的正统理论基础。连大名鼎鼎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也请他主持“全球竞争力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部分是增长竞争力，是报告评价的主体。主要由技术竞争力、机构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部分构成。

　　一个部分是微观经济竞争力，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竞争力评价，指标由三大类构成：公司运营与战略指数，经济宏观环境质量指数。

　　与此并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也每年发表《世界竞争力年鉴》，为各国的竞争力排序。IMD的排序考虑四大要素：

　　1、经济表现要素：涉及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价格，共74项指标

　　2、政府效能要素：涉及公共财政、财政政策、体制结构、企业法规、教育，共84项指标：。

　　3、企业效率要素：涉及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金融、管理绩效、全球化影响，共66项指标：。

　　4、国家基础设施要素：涉及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价值体系，共90项指标：。

　　多年来，国内非常重视这两个竞争力排序，报告一出来，媒体争相行报道，专家争相解读。然而，这两个排序却很难让我们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出清晰的看法。图4.121是笔者找到的中国历年排名。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排序，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过去十年在大幅波动中爬升，从2005到2006年，一年内竟上升了12位;而按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排序，过去十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

　　我们该相信谁的?

　　图4.121：中国国际竞争力历年排名

　　洛桑排名的特点在于主要依赖统计数据，尽量减少人为主观判断;而世界经济论坛排名则数据与经济分析并重，重视问卷调查，强调把握一个国家内在的经济运行机制。一个强调客观性，一个强调分析深度，谁都有理，却让读者无所适从。

　　我们喜欢引以为榜样的韩国，同样重视这种排名。2005年9月29日，韩国《釜山日报》报道：

　　韩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竞争力比上一年上升12个位次，据世界第17位。世界经济论坛(WEF)28日公布的2005年各国竞争力评价报告书中，韩国的成长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指数)在117个调查对象国中居第17位，是调查对象国中位次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2003年韩国曾经创下过第18位的记录，此后一直下跌，去年降至第29位，下降11个位次。

　　这不但成为韩国人的骄傲，也让我们的媒体着实兴奋了一阵。然而，以常理看，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的变化，应是多年的积累过程所致，一年“上升12个位次”令人费解。

　　“东亚日报”一则报道称：“去年，韩国国家竞争力指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1位，因此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等人不满称：‘公众信誉机关怎能如此?’”

　　WEF的韩国合作伙伴一直都是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但2005年的调查换由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负责，因此问卷调查对象的选拔标准出现了变化。

　　此前，KDI会随意选出500家资产在70亿韩元以上的企业发放问卷调查，回收100～150份发放的问卷调查后交给WEF。相反，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的方式是选出300家“核心企业”，然后回收280份问卷调查交给WEF。(见丹东经济信息网www.ddcei.gov.cn2005-09-2908:55:00.0)

　　原来如此。

　　听听布什总统怎么说

　　着眼于“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自然比着眼于外贸分额更深刻，然而这种能力是否可用WEF或IMD的方法测度，却以难确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能力的根源是什么?

　　2006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提出了“美国竞争力计划”，2月2日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公布了该计划。

　　这个计划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经济力量及其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生产并利用最新科技开发成果的能力。”报告将这种能力归因于三类力量：科学研究、强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冒风险与创新的社会环境。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WEF和IMD的视角。它将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两块基石上：其一是科学/技术；其二是整体国民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竞争力计划”源于美国科学院于2005年10月提出的一个咨询报告《站在风暴之上》。报告指出，随着高级知识的全球扩散以及低成本劳动力的出现，美国在市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开始受到侵蚀。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巩固美国竞争力的基础，那么，美国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因此，美国目前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发展源于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工业，为全美国公民创造全新的、高质量的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对中国的重视。报告中提及中国128次，提及印度85次，提及欧盟19次。报告在强调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说：IBM公司最近将个人计算机业务转给中国的一家公司;估计10年内全球约80%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之外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5.95亿，中上等收入的消费者将达到8200万。----显然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者。

　　至于美国的传媒，更是赤裸裸地渲染这类观点。《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

　　小时侯父母常常说：“儿子啊，乖乖把饭吃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没饭吃。”现在，父母会对孩子说：“女儿啊，乖乖把书念完，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

　　从国际贸易视角，我们看到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能力之争；从波特的视角，我们看到各国在各产业上的效率之争，而这种竞争归根结底仍是为了瓜分世界市场；从“美国竞争力计划”的视角，我们看到科学/技术与整体国民素质对各产业的决定性影响，它最终仍归结为对世界市场的瓜分----美国小孩、中国小孩、印度小孩争夺饭碗。

　　比较起来，国际贸易视角看到了“国家竞争力”的标的，而“美国竞争力计划”则站在美国的立场探寻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深层、长期根源。

　　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跟着WEF、IMD起舞，还是效仿“美国竞争力计划”?

　　为什么需要“国家竞争力？”

　　这是个显然愚蠢的问题。然而真相往往藏在愚蠢问题的背后。

　　农耕文明是个“自给自足”的时代，今天的工商文明，从经济上看，与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商贸和分工使整个社会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的生产和工作，绝大部分是为别人干的，鲜有为自己直接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在这个背景下，生产与消费的匹配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令学者们伤透脑筋的难题。

　　在私有制的环境下，协调社会分工、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是“利润极大化”。这样的机制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

　　这就是为何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竞争力基石的根源。事实上，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英国、法国、美国，无一不将海外市场视为立国之本。

　　闯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大兵，也许只知道抢劫珍宝，而他们背后的国会议员、海军将领们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海权论》的作者，殖民者的后裔、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坦率地写道：“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外部资源的支持”?

　　“外部资源”与“比较优势”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于英国，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英国没有多少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力。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

　　可见乾隆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嘎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非虚妄的自大。直到19世纪初，英国实在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乾隆的失误在于将马嘎尔尼带来的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气压表等视为“奇巧”之物，没有意识到它们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意义，更没意识到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非“比较优势”将影响其子孙生活的时代。

　　于是文质彬彬的海盗们，用炮舰将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人。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英国棉纺织品才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回顾前述马汉的坦白，就不难理解“贸易跟着国旗走”其实是“贸易跟着军舰走”，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

　　第一个工业化大国英国是如此，其他国家又何尝例外?数数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如今的“反恐战争”。它们的背后那个没有资本在全球追逐市场的身影?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当年德国面对先发工业国英、美，有过一场政策争论，一方主张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方以李斯特为代表，力证自由贸易政策会使德国永远成为先发工业国的附庸，力主由政府主导，用行政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强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条道路要求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政治上采取独裁主义，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同时竭尽全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国家认同。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今天，当年海盗们的后裔已经学会将坚船利炮尽量隐藏在幕后，而用一套又一套貌似客观而严谨的逻辑推销“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之类理论。被视为正统的经济史宣称，是工业革命使西方的产品更质优价廉，从而取得了贸易优势。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反对垄断，争取自由贸易。

　　当年，在他们“比较优势”理论的开导下，中国为加入WTO大大方方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2005年12月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参加WTO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回来后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访谈节目中感叹：

　　“这次WTO的部长倒让我顿开毛塞，突然发现其实欧美对农产品的补贴是不用置疑的，他们自己也清清楚楚，而且成为会议的焦点，而且这个补贴高得惊人，几百倍于我们对农产品的补贴。”

　　“我们在扭曲贸易的综合支持方面总量AMS我们实际上承诺是零，我们的出口补贴也承诺是零。而且这个方面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他们的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的总量要远远的大于我们。”

　　他还具体举例：

　　“在欧盟来说出口补贴那当然就更大了，他有40多亿欧元的出口补贴。在农业的国内的支持方面，美国有80多亿，欧盟有400多亿，日本还有60多亿，而中国是零。”

　　“中国大概棉农有将近5千万人，而我们一年的补贴，所有的补贴加上就是支持棉花生产的各种类型的措施五亿五千万人民币，而美国的棉农只有25000人，他的补贴一年30亿美元。”

　　“日本，欧盟，美国这三家加起来，实际上一年大米的补贴能高达160亿美元，美国是不大种稻子的，但是他一年的稻米补贴就达到了13亿美元，他整个稻米的生产成本也就是18亿美元，实际上补贴在他整个稻米的这个生产里边占了好大的成分。总的加起来发达国家对于农产品的补贴平均下来一个农民一年3000美元，而中国七亿四千万农民去年我们人均收入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还不到400美元。”

　　西方传授给我们的理论说，任何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举措都会损伤要素使用效率。在世界贸易中，即使对方限制自由贸易，自己单方面取消限制贸易的壁垒，也会提高自己的要素使用效率。当年我们“跳河一闭眼”(薄熙来语)，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要价，恐怕这套说辞功不可没。然而它回避了这“效率”是谁的效率，是什么“效率”。那其实是资本拥有者聚敛资本的短期效率。等2005年薄部长鼓励西方国家也“跳河一闭眼”，人家恐怕在暗自发笑，他们当然明白，让自己的农民走投无路，其社会后果是什么。于是多哈回合谈判硬是被他们拖得中止。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然而，正如毛泽东感叹的，“先生”们却总是欺负“学生”。近三十年，“学生”努力与“先生”接轨，而先生们却更是敌视“学生”，这迫使人们深思，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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