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乾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既要反右，也要反左

　　现在一些人不会辩证的看问题。社科院王伟光院长的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在右派群里是炸了锅。何新的一篇《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葬送改革开放》的文章在左派群里也炸了锅。何新这篇文章我粗略地看了看，我认为从整体上看何新说错了。但也有可取的一点，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而王伟光的文章引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也没搞明白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政治，什么是政治。所以写这篇《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既要反右，也要反左》文章。

　　一.葬送改革开放的不是重弹阶级斗争老调。

　　何新认为《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葬送改革开放》葬送改革开放的不是重弹阶级斗争老调。而是否定阶级斗争的极右势力以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把工大工农群众从国家的主人翁搞成了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新中国成立有多少工人?没多少。和毛泽东时代比工人的数量差远了。而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农民工?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在农村招工，把农民变成了工人，给与他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的主人翁待遇。而不象改开时代巧使唤农民(实际上就是剥削农民)，干了工人的活还在你的工人前面加上农民二字，有了这两个字农民工就没有了国家工人的应有福利。所以说改开后不是没有了阶级斗争，而是变了种形式：过去是工农群众掌握了阶级斗争的主动权，而改开后他们是被阶级斗争了。这个社会不是因为重弹阶级斗争而撕裂的，而是剥削阶级对广大工农群众搞阶级斗争，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制造贫富悬殊而撕裂的。

　　二.怎样认定剥削阶级何新没搞清楚。

　　要回答什么是阶级，我认为：所谓阶级是人类生活处于等级社会时，处于社会不同地位的，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斗争即是人们为各自所属的利益集团，为了争取各自所属的阶级利益的斗争。所以说对阶级概念和应用不要仅从表面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简单形式化的划分，而要从利益的分配出发分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

　　如果仅是形式化的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就成了唯阶级论。唯阶级论为什么错了?因为它不是以运动变化的观点看待一个世代交替运动着的人类社会。人在社会中的阶级从属也是可能变化的。如即使无产阶级出身又能怎样?一些人总是想从被剥削的社会地位爬到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而过去许多革命前辈出身并不好，都背叛了自身的阶级。

　　搞明白了我们习惯上所说的阶级就是人的利益集团，也就不难明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道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集团从人数上始终是站居劣势。始终是少数食利者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什么是少数食利者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呢?就是因为这些占少数的食利者往往占有思想文化的优势，建立了一套反动文化。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的反动理论。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

　　人类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生产生活需要产生的。如产生了公务员医生教师文化工作者等等非生产行业。但分工是为了合作的互通有无。所以说非生产行业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不叫剥削。而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制造贫富悬殊就是剥削。

　　人类社会本来是由人组成的。正是由于人的认识问题和贪私之欲，人为的把人分出了贵与贱。所以在二元制社会里存在一个管理者群体或叫统治者群体。而另外多数人是被管制者。被统治者统治者不是依靠领导组织大家劳动，而是依靠税收获得权力利润。人分阶级的问题是人的思维认识错误造成的。有人要当奴隶主就必然需要奴役他人才能实现。有人想当老板就必然需要去雇佣打工者。人为制造了阶级区别。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阶级社会。

　　人类是依靠主动的生产劳动而获得生存资源的。从生产劳动成果的分配看，人的劳动关系不外以下三种：协作劳动关系.奴役劳动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剥削一词过去常用，现在确实有些人害怕使用了。因为剥削一词的使用就不免让人想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至理明言。所以有人提出废除禁止剥削一词的使用。这样就能消除剥削现象吗?不能。如果把人的劳动成果比喻成蛋糕，那么要废除剥削一词就要合理的分“蛋糕”。

　　三十年来流行蛋糕论，如今又流行红利论，黄金论。在流行蛋糕论的时候人民总是被忽悠——叫做把蛋糕做大，才能保证公平分配。但是资源有限，蛋糕能做多大才能公平分配?其实公平从来不是个绝对概念，而是个相对概念。即是说，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公平标准。也就是说分蛋糕，不论大与小，都存在公平分配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概念里有个字叫“德”。什么叫德?德即不得。得是利己，而不得是利他人。有如古代有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分梨是把小的留给自己。所以说把劳动成果比喻成蛋糕，怎样分蛋糕就体现一个道德和良心问题。在利益的分配上不能缺德。

　　三.现在中国不是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而是需要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存在一个颠覆人民共和的利益集团。

　　为什么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而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原因应该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土地革命。但是不要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反剥削压迫。要造反不仅需要造反有理，更需要造反有德与造反有道。今天看来有些人就是造反成功后就失道也失德。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就是他们是打倒了旧地主，自己要成为新地主，打倒了旧资本家，他们自己要成为新资本家。

　　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没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分得了过去地主的土地。而建国后毛泽东领导下搞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时无德的小人们就出来大加指责，说是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其实这些小人们只有私有占有与私有占有的继承观念，而没有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观念。用德行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很缺德。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都是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

　　秦始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土地确过权，土地都是私有的。秦始皇想私有和私有继承天下，所以给自己定名叫秦始皇。而秦家的私有天下并没有传了万世，只不过传到秦二世。中国历代私有占有土地的地主有多少?不计其数吧。古往今来，土地还是那个土地。而地主却不是那个地主。而且古往今来任何地主的土地都曾是确权的。但今天哪个地主的土地流了下来?没有。有人想按过去封建地主的方式搞土地确权，其实就是在自寻死路。因为古往今来的地主都死了，而土地还在。

　　有些人讲产权明晰，为什么只讲私有产权明晰?而不讲公有产权明晰?

　　因为今天的中国多私天下之心，而少公天下之心。把人民共有财产说成无主的“冰棍”。没有公天下之心，自然就想不出，自然就找不到明晰人民共有产权的方法。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就必然需要有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所以就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人民共有财产共有公用，为人民所用。

　　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什么叫人民共和?简单说就是国家天下不再是帝王私有的，而是人民共有的，如此才叫人民共和。而且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而仅以私有产权理论结果就是对人民共有财产的瓜分，所以说讲产权理论，必须讲人民共有产权理论结合个人所有的产权理论。私有占有之心有悖于人民共和之路。国家的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都瓜分成私人占有拿什么来实现人民共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矛盾。今天中国需要专政.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坚持人民财产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思想的人可以当政，而还有旧社会的残余思想，想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人没资格当政。

　　所以说别看“精英”们天天喊着现代民主，本质上而是封建余孽。所以今天他们主张农村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哭着喊着要搞什么土地流转。改开三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遗产税制度他们都没学来。面对今天的贫富两极分化，没见一个精蝇出来高叫要实行遗产税。而西方国家遗产税额高的占遗产的70%。所以精蝇们脑子里还是过去封建社会的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观念。而没有现代国家人民共和观念。辛亥革命仅打倒了封建帝王的财产与权力的私有与私有世袭制。热衷于私有化的人还没有从财产的私有世袭制度思想解放出来。他们不想着走公道，而想着走私道，要做富可敌国的无冕的帝王。所以说有私有化者都必然面临被关门打狗的那一天倒不失为一个远见。要不然他们真成了能把家财流传万世的无冕帝王了。

　　四.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仅是短暂的几千年历史。

　　如何新认为：“人类社会确实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何新不知道，现在我们人类从学会了钻木取火到现在是十几万年的历史。以前的历史我们不知道但更长。将来的历史也更长。所以说人类不平等的社会相对来说能不是短暂的。

　　社会主义是人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人们之间是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关系，工作岗位不同的社会。这种分工不同完全应该是互利的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如同人体分出各种器官来完成不同功能。但对人体而言这些器官无贵贱。所以说害怕阶级斗争就不要制造阶级差别的对立与阶级矛盾。

　　毛泽东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剥削阶级的形式的剥削阶级没有了，而剥削阶级思想还在。所以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是说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阶级形式的斗争。而是侧重与剥削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而一些人不理解。所以说提阶级斗争也有文斗与武斗之分。 我说今天中国存在一个颠覆人民共和的利益集团，现在对这个利益集团的斗争也应侧重思想文化的斗争，与思想的改造。我们应建立中华文化的共和文化。

　　五.否定之否定是历史规律。文革理论和目标不是完全错误而是理论不足，尚待完善。

　　何新认为：“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

　　想来何新先生应该是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古语。所以说否定之否定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革理论和目标不是完全错误而是理论不足，尚待完善。附文：《造反有理与造反有德.造反有道,兼论文革失败的原因》

　　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既要反右，也要反左。

　　有个写小说的莫言说：“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由此看来，歪人莫言不仅玷污了文学，也玷污了政治。“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简直就是痞子的言行。因为只有流氓、政治痞子、无赖的小人政治才是如此。而中国自古以来流行圣贤政治，天下政治观。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地制造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华文化主张以公道莅天下。中华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中华圣贤主张礼让而不是私争。

　　什么是文学?文学首先是一门人学，而不是禽兽之学。人类文明从穿衣的不露开始，人类有了羞耻之心。而不是今天的以露肉为美。懂得恋爱是人的天性。文学不仅是叫人去恋爱，更应该教人去合于道合于德地恋爱。所以文学对人来讲，起到的是一种使人趋向文明的教化作用。莫言的文学是要人去恋爱吗?不是。在他的红高粱地，我倒看出他教人去野合。人类文明的体现之一，就是婚姻的神圣，异性从恋爱到婚姻要经过婚礼的殿堂。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贫穷人家，婚礼的规格可以不同，但没有人以野合为美。所以文学自古以来都给人塑造一种崇高的理想。同样是对人的塑造，路遥就有他的《平凡的世界》，而莫言却是他的《丰乳肥臀》。这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说莫言小眼睛里看到的和所感受的世界绝对和路遥是不一样的。

　　纵观我们党的历史，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纠正右的错误与左的错误中中前进的历史。陈独秀的右倾险些葬送了革命，苏区的肃反搞极左也险些葬送了革命。土地革命时刘少奇搞极左也导致解放战争局部的失利。文革之所以乱因为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搞极左，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在看历史刘少奇是个极左极右飘忽不定的人物。建国后也是忽而极左，忽而极右。我在博文《中国对美斗争原则要有理有力有节，不贪功求大》中就指出：“不贪功求大，大急于求成，不慕虚荣是一种大德的精神。这种精神现在看，过去只有毛泽东做得最好。如建国后的国家建设中，一些出于一线的国家领导许多人都头脑发热，贪功心切。急于出政绩就不择手段。这些是他们大搞浮夸风的直接原因。只有退于二线的毛泽东头脑冷静。一些人在大跃进中大搞浮夸风也是毛泽东坚决纠正的。”

　　今天面临的问题就是纠正极右的错误。什么是阶级斗争理论上的极右错误错误?就是彻底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是阶级斗争的极左错误?就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现在当然没有出现，但我们还是要提早打预防针。

　　王瑞文有个很有见地的说法：“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一定就发展为战争,莫把阶级斗争混淆为阶级战争。” 讲阶级斗争也有文斗与武斗之分。阶级斗争是个有力的武器和理论，但是看谁用，毛泽东用的时候都不是十全十美，何况今天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正如我说“小人之德如草，霍乱文革和改革的是同一群人。”因为小人们自私自利，干起事情来就见利忘义。所以小人们在不同时代的大环境下就像草一样随风倒。如文革时提倡革命，斗私批修。小人们跳的比谁都高，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斗别人的私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职业化的官僚管理体制，所以小人们为了获得个人的谋生工具，为了“官”位，就必然是一把别人打成反革命才能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过去形容这种人的做法叫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这些人所谓的文革也不是毛泽东的文革。到了改革时代，小人们就脱去了伪装的假面具，不必为了获取私利而为装了。现在他们就是形右而实右了。现在拼命反文革的还是过去那些小人，因为对于历史小人们从来不会学好。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人也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但中国文化里没有阶级斗争理论，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政治的起源说起。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在人类无阶级分化的社会有没有政治和政治问题呢?这个马克思没有讲，只说那时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就不全面。

　　与马克思的政治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同，中国人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是从人的思想上来划分的即分成圣贤政治与小人政治。人类初期是大小的族群和部落生活。“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天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就是政治出现的必然原因。“有人者出，不以一己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就是政治的必然要求。在无阶级社会政治的本源就是众人之事，以正而治。可见政治出现不是叫人斗争而是叫人团结。

　　我们现在以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理论来研究问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世代交替运行的。人类社会要处理两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有三大基础问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社会管理权。人类社会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

　　从历史上看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权力给人类带来的确实是喜忧参伴。以中国的历史看，从尧舜后就从圣贤政治变成了小人政治。政治公权力总是被无道无德不仁不义的小人们窃取。政治原本是为民兴利的事，而两千多年来政治却变成了小人政治。今天看来，为什么从文革到改革都不能防止小人从中渔利?根本原因还是私有制。西方马克思理论由于受其唯物论影响，往往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相对私有制，而忽视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而公权力相对私有制是产生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而朋党之争.拉帮结派又使个人的政治生命建了在人身依附关系上。

　　中国的政治什么时候出现的政治不是众人之事以正而治呢?就是从夏朝。夏启把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为什么自尧舜后那么多人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无德.无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权。就是因为这些人在攫取权力利润。

　　今天中国的腐败是什么制度造成的?废公道而立私道，公道不兴私道横行。在一个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产生比封建王朝还要烈害的腐败现象，共产党人不想着和人民共产而是贪私腐败得到私产根本原因是由于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制度造成的。所以说让共产党人实现和人民共产比公开私产更重要。正是因为私有占有欲私有继承的思想与制度才使掌握行使公权力的人不能达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思想境界，不能实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吕宝海.王玉铁提出的共产阶级概念就很好。

　　中国人如何找到一条弃恶从善的道路?懂得辨证之道就能明白世间事物的相对性。懂得易动之道就能明白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世间善有大小，恶也有大小之分。有功德之心者方为大善之道。而仅有私德者只能是小善，放在一个大环境下这个小善也可能是大恶。按个人私德衡量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儿女眼里的好父亲，乃至亲朋眼里的好人都未必是公德标准上的好人。如汪精卫在国人眼里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汉奸。所以说不圈囿于个人的小圈子，推己及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真正的大善之道。

　　三十年来可以说猫论毁了道德。个人发财致富的梦想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然使得人们为了私得不择手段。所以说中国今天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公道不兴私道横行。贪腐如洪水泛滥，治水学鲧还是学禹?在上古神话传说中，有一段著名的故事，那就是鲧禹父子治水的神话。在那个时候，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洪水。由于洪水的泛滥，地上的人们生活极为艰难。在史记的记载中，鲧是被尧的几个大臣名字叫五岳的推荐的，当时的尧对鲧好像不太放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最终尧还是起用了鲧。传说鲧有个宝贝，名字叫息壤。传说是一种可以自己生长的神土，鲧大概就是想利用他来治理洪水的。面对泛滥的洪水鲧采取了围堵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又丢了息壤，终于使鲧的治水失败了。大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开始治水。禹依靠疏导和围堵两个方法的结合，洪水终于被制服了。

　　对于这一段历史传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说到实际应用其中道理，如面对现在贪腐如洪水泛滥，许多人却都是如同鲧采取的围堵的思想方法。自私自立的“精英”们总好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长期以来我们也被他们这个说法忽悠了。其实腐败不腐败和权力绝对不绝对，没有必然关系。因为从历史的经验也可轻易的看出心术不正是腐败之源。他们总单方面的强调权力的制约如三权分立，强调形式化的监督体制的作用。而这一切对于治如洪水泛滥的贪污腐败，都是采取围堵的方法。贪污腐败就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领导干部中泛滥成灾的结果。所以说贪污腐败问题归根结蒂还是一个“私”字造成的。而由于“精英”们总是个人私欲膨胀作怪他们也无道无德把权力领向正道。

　　世间没有离开了人的空洞的权力，所有权力都是人在行使。而无道无德之辈总是一味的排斥权力，只不过是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既无法让市场中的人走上正道，也更不能让掌握权力的人正确行使权力。因为他们不懂辨证之道，只认得私道，不识公道。又怎么能让权力在公道上行驶呢?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确人与人的思想境界不同。君子与人为善，小人与人为恶。吴敬琏们的市场化改革从开始就是砸人饭碗的改革。走的是损人之道而不是利人之道。

　　现在他们现在把他们市场理论的困境都归结为权力造成的。总想着限制权力，总幻想有关住权力的笼子。这就如同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神仙力量一样。西方人崇拜上帝，也相信上帝是万能的。而如果真有万能的神仙能为民造福，何必限制神仙的权力呢?可现实是在他们的市场里掌握权力者都不是为民造福的神仙，而是与民为恶的魔鬼。因为吴敬琏们的市场理论就是逐利的市场理论，而不是为义的市场理论。你一个逐利的市场怎能造就为义的权力?

　　又如现在人们对财产公开制度呼声很高，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假使这个建议放在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很好实行。因为那时人们的财产相差不是很多。假如那时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对防止贪污腐败也是有很大作用的。但现在提财产公开制度，并且希望其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就有点时过境迁。因为现在腐败程度可以说已经打倒了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局面，贪来的不义之财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已经不是财富而是包袱，是炸药包，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开制度能么能推得开?怎么能实行得了呢?依靠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抑制腐败不过是老百姓们的一相情愿。不义之财太多，现在的“官员财产”已经没法公开了。

　　怎样改变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局面?古语说——王用三驱，舍逆取顺。古代天子打猎是有讲究的。打猎只从三个方向围猎而网开一面。为什么这样就是不使被驱赶的野兽困兽犹斗。所以说反腐败不能搞成简单的围堵。应该承认腐败问题虽然体现在领导干部们身上，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人问题，而是全中国的人这三十年思想问题出了偏差。是个人发财致富思想路线造成的错误。还有如吃.拿卡.要现象许多是人民自己给惯出来的毛病。批评要讲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做自我批评。

　　其恕也善莫大焉。怎样给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贪污腐败者一个出路?个人认为就是仿照西方的遗产税思想，给现在的领导干部财产来个近似清零。每个人积累财富除了为了自己也想为了自己的后代子孙。所以几千年来我们实行的就是老己老，而不管人之老;幼己幼，而不管人之幼。怎样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继承制的国家养老抚幼的社会统筹制度。贪污腐败者交出不义之财，建立一个社会统筹的养老抚幼基金。这个基金全民共享，当然也包括现在范错误的“贪官后代”。在后来就是全民的财产遗产税收入也归入这个社会统筹的养老抚幼基金。

　　现在大家都认同保险制度。因为在生活中面临可能遇到的天灾人祸是个人能力无法承受和应对的。而保险之所以能保险就是因为有社会统筹才可以。中国人很早就向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为什么总实现不了?因为要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制度，就必然要改变原先的社会制度。如此才有新制度。不该变旧的社会运行模式没有新制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能是空洞的理想。怎样实现共有财产继承与社会养老统筹?如保险制度需要保险公司运作。共有财产继承与社会养老统筹就需要政府运作。这也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要实现全民养老，首先要对一些为政者进行，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和教育。

　　能否实现全民医疗和养老是心术问题而非钱财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现实的资源利用来讲，在中华民族繁衍的这块土地上，我们祖先留下的可利用资源今天已经开发很多了。如果说已经开发利用的这么多资源，至今我们还不能实现全民的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话，就根本没指望了。有些人总用做大蛋糕忽悠我们，今天看来做多大的蛋糕能满足你们的贪欲呢?人民要做多大的蛋糕才能填埋你们贪婪的胃口呢?一些人的贪欲是一个填不满的坑。因为他们个个都想成就比尔盖茨式的富有，地球的资源根本满足不了。现在摆在实现养老和医保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继续发展所谓的民营企业，实行养老医保的个人.企业分别负担一定比例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按资分配造成分配不均，现在人们讨论的提高退休年限等继续维持下去很难。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把企业利润统筹用于实现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大家共餐，饭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应该是大家共有的，每个人都有品尝的权利。这就叫共有制。而每个人把大家共有的菜吃进嘴里，这时公有就变成了私有，个人所有。人生存在的世界就如同一个大餐桌，所有的生存资源的分配就如同小餐桌上的一道道菜一样，一个道理。

　　怎样防止极左错误再现，我看需要注重人的思想皮革的培养。《书.皋陶谟》中，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在一次帝舜主持的朝会上，皋陶提出了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的观点。修身，当修九德。宽而栗，待人宽厚而又谨慎。柔而立，处事柔和而又有主见。愿而共，待人随和而又庄重。治而敬，有才干而又认真。扰而毅，耐心随顺而又果敢坚定。直而温，直率而又温和。简而廉，处事通达而又公正廉明。刚而实，刚正而又扎实。强而义，勇敢而又有道义。)

　　现在一些人的思想就是一根筋。斗争与团结是一对双生事物，不能只讲斗争不要团结，也不能只讲团结不要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是阶级斗争理论。那么是否应该有阶级团结理论呢?我觉得应该有。今天我就要讲讲阶级团结理论。社会主义是人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人们之间是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关系，工作岗位不同的社会。如同人体分出各种器官来完成不同功能。但对人体而言这些器官无贵贱。所以说害怕阶级斗争就不要制造阶级差别的对立与阶级矛盾。一个私利的社会是个坏社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社会发展下去就是一个互坑的社会。所以一个互利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即将开始的新时代是否还有小人们出来投机兴风作浪呢?应该还有，所以怎样防止他们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正所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七.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是结束小人政治回归圣贤政治。

　　何新说：“中国今天仍应当重视研究1940——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何新的学识还真不知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圣”字不是讲孔孟的，因为孔孟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所以说，而今我们要“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从尧舜的圣贤政治与天下政治思想。在今天来说不领导人民从小康走向大同的人没资格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

　　附文：.

    我们不是要“回到孔子”而是要回归尧舜的天下政治思想

　　——马乾宁再论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然而《人民日报》显然不得习主席讲话要领才发表李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孔子”》的文章。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而李拯主张的不是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而是要我们“回到孔子”。

　　儒家的立家之本是仁义思想。但在李拯的文章中却成了“尚和合”。李拯仅知道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但他却不知中华文化的和而有道。所以说如果不是“和而有道”的去主张“尚和合”就成了同流合污，和而无道。另外中国的旧儒家主张仁义。但对不仁不义的怎么办?中华思想文化主张公道对霸道,以有道伐无道。

　　我说：“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传承中华文化不能因为假仁义就不要仁义思想。而能够纠正旧儒家思想的错误还需要有道有德之人。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革命应该是——抛弃旧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抛弃旧仁义重建新仁义。因为先秦的许多古籍我们都失传了。孔子在传承中华文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今天有人说孔子是中华文化传承中圣人，但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不是自己而是尧舜乃至更早的伏羲。虽然这些中华文化的开创者们没有留下思想著作，但他们仍然看创中华文明的伟大政治家。

　　先秦《击壤歌》，中国歌曲之祖。《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捌玖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干哉!

　　真的是百姓的生活与领导者无关吗?不是的。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无德.无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权。从那时候至今天都是政治私争的天下。

　　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现在流行阶级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而这些都违背人类政治出现的初衷。因为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实现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务。而不是为天下所有人服务。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

　　中国古代对个人的发展有个挺著名的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虽然中国古代的国是邦国，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限于交通制约也不是现在全球的世界。但在今天，人类发展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正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掠夺全球化。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影响，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中国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尧舜那样——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态。复兴中华就需要中国人首先学会立德，处理国际事务从公利出发，而不是如同美国从私利出发。内修仁义外争公道。

　　现在许多人谈复兴中华，其实许多人不理解不知道中华文化的复兴内容是什么?个人认为复兴中华应该以下几个内容必不可少：

　　一.天下政治观.天下一家思想与人的圣贤政治，天下政治观与为人民服务。

　　二.以仁义观处理利益的思想。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但不能因为假仁义不要真仁义。

　　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思想哲学。

　　如今有人用现在生活的猴子来论证经几千年.上万年乃至更长时期前的人类社会初期不正确。因为人与猴子在这几千年，上万年来的说进化也好说变化也好，人成了人，而后子还是猴子。而几千年上万年来猴子好像没有多少进步。而如果过去的人类如同现在的猴子，没什么两样，那么现在的人只能如同现在的猴子。人类还是畜类而非人类。

　　这个世界上的动物要讲凶猛有力，许多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等都比人强大。但是现在这些动物不是被人关在笼子里，就是生活在人类化定的保护区。如果是弱肉强食之道，人类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称强呢?其中道理恐怕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搞不明白。如今天美国即使有了统治世界的力，而没有领导世界的德。人为什么有了这种进步呢?简单说就是人类有了文化，有了道德。

　　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代，中国人也不明白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要依赖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很显然人类社会发展并不是依照生产能力发展而按部就班的走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中我们随手就可举出几个例子。如西藏等就不是这样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决定了人类社会关系的进步。而人类智慧的发展就要分两个方面：人类生活要处理两个根本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说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本身规律的认知程度决定的。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应用可概括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这句话也就涵盖了现代所有科学在为人类利用的结果。从运用自然增殖规律饲养牛羊，到利用自然规律炼出钢铁乃至发明了宇宙飞船都是等如此。

　　人对自身规律的认识才真正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人处在什么社会。有奴隶就必然有奴隶主，有奴隶主也必然有奴隶。有封建帝王就必然有封建帝王的臣民，有封建思想的臣民也就必然有封建帝王。所以以中国社会为例就是打倒了旧皇帝产生了新皇帝的历史循环。而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就是没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如茅于轼等一批人就是身子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脑子依旧停留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且按照茅于轼等的私有逻辑，他们连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活的资格都没有。不信看茅于轼的逻辑——“从全球的经验看，成功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的;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都失败了。我国改革的成功也是引进了私有制，而不是坚持了公有制。从理论看，也是私有制更有效。所以私有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在茅于轼们眼里只有私有占有的概念，而没有忠信的概念。封建皇帝私有天下的时代还要依靠忠信思想来管理官僚队伍。如果仅是私有逻辑起作用的话，封建皇帝怎样管理国家?如果只有私有制是最有效的，那么国家权力机关更应该私有化才更有效。因为他们的逻辑里只有私有的才最有效，才最能调动人的干劲。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无道无德不仁不义之徒，依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就是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韩德强老师现了篇文章说《左右两派都是西方下的蛋》：“宪政就是这么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遗憾的是，与宪政思想相对抗的，还是另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难道我们就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吗?有的，那就是“以德治国为主导，以法治国为基础”。中国派缺席，这才是中国的悲哀。”为了不致造成中国派的缺席与悲哀，在此我就谈谈从有人主张改革到今天有人主张宪政里面的小人逻辑。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不如说洋文化运动。今天中国小人多的原因是因为推翻了孔家庙，打倒了假仁义却没实现真仁义。自古都是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公然为恶的很少。而今天却不同了。

　　引自凤凰网文章：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参加了“市场开放与企业机会均等”论坛的讨论，陈志武对比国企与民企的机会时，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称，就好象我有几个儿子，有七个儿子，有非亲的儿子，然后你们也可以总是跟我说，你陈志武应该对你的亲儿子和非亲的儿子同等平等的对待，我会把你的话看得很认真，你说真的会平等对待我的亲儿子和非亲儿子吗?那不可能的。陈志武表示从逻辑上来说，在公有经济为主的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下，国企和民企不可能有平等的机会。

　　无独有偶以小人逻辑忽悠改革的并非仅陈志武。如胡释之：但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我觉得可能要没有亲儿子在场上才行。你说我是一个裁判，发现我亲儿子在场上踢球，跟那些不是我儿子的人踢，我肯定会去偏袒我儿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要避免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现象发生，就要切割这样的关系，裁判就是裁判，运动员就是运动员，裁判和运动员之间不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政府要从国有企业退出，叫民有化也好，私有化也罢，政府跟企业的利益要切割开。(引用完毕)

　　从公然以小人逻辑忽悠改革看中国道德的丢失了。依照中华文化的道德仁义思想这种小人逻辑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因为真如陈志武所说行使天下治权的为政者不能出于公心为政，那么一个有七八个亲儿子的家长又怎能做到一个家庭的公正呢?根本做不到。不出于公心的家长在七八个儿子中也会有所偏好，在一个家庭的利益分配中也很难做到公正。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如果要实现和谐只有存公心才行。存公心才能做到利益的公平分配。私心私利，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和谐。

　　在此不难看出胡释之先做了一个小人前提的假设。以小人的行事逻辑推论国家政事。在此不妨我给也胡释之做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推论——我与胡释之并未谋面，不知道此人是男是女。但不论怎样说，胡释之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反正不可能两性同为一身。所以说胡释之有性。既然是单性那么胡释之见了异性就可能被吸引而乱性。依照胡释之国家政府不能有国企的理由，那么我们可否主张既然胡适之有性可能乱性就把胡释之阉了呢?依照胡释之政府跟企业要割开的理由看来，我们主张把胡释之阉了的理由也很充分。可就不知胡释之先生自己是否情愿呀。

　　说胡释之用小人逻辑论证有错吗?没有。当一个裁判的前提是公正裁判执法。你自己无德凭什么要去当裁判呢?在万人瞩目的大庭广众的比赛场上公然要偏袒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裁判也太没羞没臊寡于廉耻了吧。那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所为吗?不是。的确现在即使在国际赛事也有徇私枉法的裁判，但这些裁判的错误大都会得到国际裁判协会的追究。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美谈。你胡释之为什么就什么烂学什么，就不会学点好呢?

　　小人是不见利不劝。就是说没有好处、没有利益可图时，他就不会去干的。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就是走的一条“精英”们利益诱惑的小人之道。从前国企改革是砸工人老大哥的铁饭碗，现在是砸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铁饭碗，深圳公务员改革是砸公务员的铁饭碗。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宪法里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这种该法把人民——国家的主人都改成了雇佣劳动者。改革有推行什么法人治理，难道所谓的法人的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吗?这样一些人法人的治理权力就成了人民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一些人想要的“精英”统治。古语说仓廪食而知礼节，我们不能让国家主人总有生存危机。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让人自律，培养人的责任感。由此看来一些改革者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改革应应该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没有仁义思想来指导的改革势必是不仁不义只会言利的改革。

　　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建设共同的国家大家的家。到现在政府搞向社会购买服务。有句话叫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着和尚不去念经，我们就可说其是不干正事，不务正业。而现在就是有一种人，拿着人民发的工资，却不想着为人民服务。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政府购买服务，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长期按照万能政府的格局，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没有很好地扶持和支持社会组织。

　　其实就政府的存在意义而言，我们就是需要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要一个政府再购买服务，来为我们服务。人民难道不如你聪明吗?花钱养一群人，而这些人不去为人民服务，而是要这一群人替人民花钱购买服务吗?所以说，对人民而言我们不管它政府是不是万能政府。判断政府的好与坏已不是依据政府万能不完能。判断一个政府好与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在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一个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

　　由此可以说败乱厥德，“小民方兴”。如此才有人想问鼎国家政权提出宪政。而想宪政是有有德之人才能得到。因为所谓一党多党政治仅是政治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复兴中华文化必然是一人兴仁而天下归仁的圣贤政治，而不是私争而争私的什么多党宪政的小人政治。

　　所谓权力制衡的思想也是小人思想。总是想通过什么制度的外因来决定内因。而不是从思想上把人领向正道。而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却关注政道而不是关注政体。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但旧儒家主张私天下而后仁。想把私有天下的君王教育成圣人——为天下人人之父母者。

　　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所以家.国.天下安定在于在利益的取舍面前有德。什么样的领导者叫做有德呢?如普京所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作为筹码，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和水，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看来虽生活在俄罗斯的普京却和中华文化思想中的“天无私载，地无私覆”心有灵犀。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其实甭管掌握行使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总统或总书记，只是这个人的产生方式不同。众人之事总需要一个人出于公心来管理。所以几千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一直梦寐以求王道政治。《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国古人借物而喻理，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称为天道。把地球上的自然规律称为地道。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然之道在于诚，诚则有实。自然生长规律是如此，诚才有结果。一个人要取信于人就要诚而且实。但有人不懂取信之道在于诚。心口不一，花言巧语。这样的人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言说自己具有不被别人理解的独立人格。有的成语叫南辕北辙。事有本末，物有始终。自己把车开到逆行道上来，不想走事物发展的顺道，而走事物发展的逆道。比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走公平正义的道路，逆公平正义的道路是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逆公平正义的方法是为悖理悖德的方法。

　　千百年来公道不存形成了人们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观念。如历史上都说王莽篡汉，为什么?因为人们承认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王莽违背了这种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制，当然是大逆不道了。而真正的王者，是有王者风范的，即王天下而不私天下。不把天下公权看为私有和私有继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社会以及西方的精英法治社会都是私道治人的社会，而非公道治人的社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有人要据为私有利己就成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然而是事实——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法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连礼也讲不了的时候的一种强制约束。所以在老子的话后面还要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正如有句古语说的道行逆施。

　　公天下的大道不存，而要行私天下的小道。想依靠法制.礼制的约束实现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应该实现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才是符合自然之道的。而以维护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的法制.礼制来维护利私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私有制和私有继承制使人变成了自私自立的小人，而不是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君子。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个人来讲，与其说是独立的，不如说是自立的更恰当。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在生活。怎样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圣贤们提出道.德.仁.义思想。而正如老子所说——道之不存而求仁，仁之不存而求义，义之不存而求礼。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由此可见旧儒家在承认天人合一，帝王是天之子的合理性之后又规定了君王要行仁义之道。社会公道不存，帝王私有天下成了合理的，旧儒家总是在退而求其次。

　　据说孔仲尼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孔子没有圣人尧舜的能力去匡扶公天下的正道，只能让人们克己复礼。试问：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在一个私天下的两千多年来，孔子的仁义始终没能实现。所以说要想真仁义就要首先是公天下。今天的说法就叫人民当家做主。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有真仁义。不为私利，为人民服务是今天的大仁义。

　　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言说：“中国宪政文化基础──克己复礼”.其实与其说克己复礼，不如说克己复道。因为现在一些中国人总幻想离开道的自由——无道的自由主义。而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现在叫失礼而后法。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人分等级的礼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后的强治——法。所以说克己复礼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不论宪政还是专政，其实都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允许什么人参与政治。我们说政治问题终究是众人之事，大家的事情以正而治。因为为政者只有出于公心才有公道。

　　为政者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靠心居中央而不是身居中央。所以说，政治问题究竟是应该让什么样的人参与呢?是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自私自立的小人们能干好的事情吗?不是。“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小人们干不好政事。

　　事实也证明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当政就会把人民共同的国家，大家的家变成小人们自己的家。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大家的家。小人们参与政事就是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他们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人民的共同国家的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都被瓜分为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还拿什么实现人民共和呢?

　　辛亥革命仅是打倒了帝王的私有与私有继承世袭制。现在中国的右翼思想“精英们”还缺少与他人共有共和之心。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开始背叛革命的初衷，背叛人民共和之路。打倒了封建帝王世袭制和私天下，但是右翼思想“精英们”想做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富可敌国的无冕帝王。中华论坛鼎尔网友说的相当透彻——“私有化的终极目标——资产世袭制度”。

　　所以“精英们”嘴里的民主就是自做主，私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当不能和他们私做主，自做主，进而捞取私利的时候，他们就会倒打一耙，高喊我要民主!因为精英们缺少和人民共和之心。他们从西方学来了一个私有产权理论，而不懂人民共和的共有产权理论。所以信奉私有产权理论的张维迎胡说什么人民共有财产无主论。而其实正因为人民共有财产不能被任何个人占据为私有，才是人民共有的。公有如道，共有公用，为个人所用。

　　古语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所以说道德仁义思想是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中华价值观。虽然今天不是君主社会，但是每个人同样应该忠于人民这个共同主体的利益。为民谋而忠，为国谋而义。同样每个社会成员应该是怀仁义以相接，而不是见利忘义，不仁不义。

　　所以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坚持人民财产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思想的人可以当政，而还有旧社会的残余思想，想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人没资格当政。小人政治只能祸害人民。

　　中华先人对天的认知首先是自然之天，而非人格化的老天爷。因为过去的中华文化仅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为什么叫天子呢?因为天地本无私念，就是希望天子以天下之心行使天下公权。而到了孔子为《周易》做注，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样自然从所谓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而仿照建立了一个天尊地卑的人类秩序。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制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原先的社会逻辑就是天人合一，帝王是天之子。由此社会就是帝王的私有与帝王后代的私有继承而平民百姓也是私有与私有继承知识范围的大小之别。所以中国社会出现历史的周期规律，一代代，打倒一个旧皇帝，出现一个新皇帝。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社会管理权的私有或相对私有制社会，每次社会动荡都是社会管理权的更迭。

　　所以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确实需要一个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人类社会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这个革命就是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天人合一思想出发，提出天人合一人人都是天之子的观念。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共有产权和共同继承制理论，以共有财产继承制度实现社会养老抚幼统筹。

　　依照共有产权理论和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每个国人一出生就天然的拥有这些共有财产的一份，而每个人死去就自然的放弃一份。为什么人民共有财产不可能一股份的形式具体到个人名下?一是这些共有财产包括山川河流、矿藏森林、道路绿地等等，有些是已经开发利用的，更有很多是没有开发利用而留给后人的。二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果以股份形式对今天的人确权，变成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就是对后人的不公平。三是有些共有财产就有不可分割性如公园绿地道路等，只能是共有公用，等等。

　　要实现人民共和的无王无帝定乾坤，中国人现在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复兴中华文化，开创中华文化的新纪元。

　　附文：

　　何新：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

　　关于重新认知阶级问题的论纲

　　【本文提要】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将撕裂社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

　　【何新的说明】

　　我患病多年，思维能力迟钝，因此久矣不能作长论。

　　但是，注意到近期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辩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兹勉为其难，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阶级问题论纲】

　　1、当前中国主流政治理论和学术思维中存在三种思想道统：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票选政治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思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2、文革的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修”即修正主义，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而所谓修正主义者，即试图改变毛泽东阶斗路线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认为是刘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陈伯达，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代是邓小平(他们也确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3、中国改革在80年代是摸着石头探路的实验性改革，一度曾经以东欧国家的改革作为范本。90年代以后，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即洛克、边沁、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渗透中国思想界成功，新自由主义成为市场改革的主要引导思想，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即各种“普世价值”理论)也乘机而大肆进入。

　　我是国内最早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理论并且与其辩论的人之一。我认为近年改革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误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误导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应作为经济政治改革的指导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学术理论毫无可取，只应当批判、抵制而不应研究、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改革开放也并非完全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4、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某些政策失误，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

　　5、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总结和研究。

　　但是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界浅薄无能，一百年来始终无能力形成政治思想体系的新资源。因此中国至今仍然主要只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三种政治思想资源。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这两种思潮的泛起和交锋，都直接关系当今及未来中国权力、资源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

　　5、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其中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又分为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和晚年人类学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自然辩证法》是三部代表作)，普烈汉诺夫主义、列宁主义、托洛兹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等等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邓小平思想体系，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都是一种异端。因此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以及60——70年代的苏联学派(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异端，进行过激烈的理论辩论。

　　6、184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因此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0)。

　　但是事实上，近二百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是拥有最强大资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经济体系。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也是在引入了大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竞争性市场制度)、生产力和技术后取得的。

　　列宁在20世纪初认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即一个或几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战争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时代。这种判断在20世纪初叶是正确的。但在二战以后，新帝国主义已经具有跨国性、超国家主权的整体化联盟的新的特征，即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或“超国家的新帝国主义”的时代。

　　因此，不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简单化地重新照抄、照搬旧日理论作为认识现实的工具，就看不清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真实状况。

　　7、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识别敌、友、我关系的社会分类方法。旧的分类标准，一是根据收入来源，一是根据经济地位，一是依据政治思想(康生)。

　　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势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方面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

　　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

　　有钱人中有好人。社会的无产者中有不少反社会分子，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

　　列宁对于“阶级”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他还说：“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据此，定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分类的原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物的占有，即剥削。

　　但如果据此，当今非劳工阶级的众多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都有被认定为剥削者的嫌疑。

　　实际上，体力劳动并非创造财富与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智能财富即无形资本是创造有形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疏漏。劳工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因此，传统的所谓剥削理论也需要重新估价。

　　8、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将消灭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最终只存在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种判断与今天世界与中国的现实完全不符。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小中产阶级)人数居多。

　　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那么现在中国的多数有产者(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将成为被国家暴力专政的对象——以至需要实行对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张春桥理论)。正是这种极端理论的政治实践，在文革期间导致社会生活的法西斯化，导致文革后期政出私门、毛泽东个人专权的政治状况。

　　9、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仅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认为新生产力的唯一先进代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集团。

　　实际上，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穷人集合体，其中既有缺少生存资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层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无产者。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蓝领工人地位日益降低的智能经济时代。新的产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发展迅速，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推进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并不是蓝领劳工，而是白领技术知识精英。蓝领劳工阶级不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

　　邓小平80年代说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拓宽生产力和所谓劳工阶级的概念外延，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0、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当今社会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今天的中上层工人、劳工阶级并不是无任何资产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多数人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属于中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赤贫无产者和流民阶级不可能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

　　因此，重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旧提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社会和谐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相反，可能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

　　如果将这种阶级斗争谬论付诸外交政策，则政治经济后果将不堪设想(1968年毛泽东下令抓捕外交部红卫兵头子姚登山，表明连他当年也无法容忍这种国际问题的极左造反派)。

　　11、改革开放以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提法转变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把多数人民(包括社会各个阶级)，而不是单纯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放在政权主导者的地位上，这是符合人民民主方向的。

　　“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初是中共在40年代构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时所提出的。但在1949年，毛泽东将这个提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简单合一，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当时可能有意义，但今天已经不能适合当今中国混合经济的新现实情况。

　　12、人类社会确实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体制名曰“社会主义”，也并非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社会中也存在各种特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这个目标即使在文革过程中也没有实现(所谓“走后门”就也是特权现象)。文化革命与极权专政，都不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方法。

　　13、社会的不平等，当然会导致阶层的划分、利益集团的区分以及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存在。

　　但是国家机器的建立就是为了避免激烈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国家不仅是一个暴力的强制机器，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调解机构，即阶级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机构。

　　列宁的国家即暴力专政机器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国家与革命》)，这一点被林彪简单化为一句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是这种片面只强调国家专政暴力性的镇压理论，就是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今天鼓吹这种理论，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反动，是极其危险的。

　　14、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

　　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但是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路线曾经被毛泽东认为就是“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的运动。

　　15、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当今中国仍应坚持邓小平的务实方针。中国应当按照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向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和人民民主的国家的方向前进。

　　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应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政治帽子去上纲上线(什么反动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特权势力(包括奢侈无度、欺压工人的土豪金分子)的问题是搞特权，贪污腐败分子的问题是贪污腐败，社会上各种犯罪分子的问题是违法犯罪——并非由于什么他们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分子，或者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用阶级性给思想贴标签，例如说孔子代表什么封建地主思想，康德黑格尔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阶斗论的说法，不仅吓不倒谁而且极其滑稽可笑。

　　16、中国今天仍应当重视研究1940——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列宁曾经说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建国初期不那么左的毛泽东也曾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可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是可以调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详论见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的口号。真正让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无业流民)对全社会专政是不可能的，而且极其荒谬。应该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仅仅对少数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各种犯罪分子包括腐败分子实行专政。走向民族复兴而不是回归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以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集结起来。这种老调，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不能不引起关注社会和谐、稳定者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