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鲁：从王伟光到袁贵仁

大约一年前，中国社科院王院长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立即在中国政治思想界荡起一番涟漪。时至今日，国家教育部袁部长提出的“一个绝不能”和“三个决不允许”，再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其实，无论是“涟漪”，还是“风波”，有点言过其实，充其量不过是在而今如一潭死水的中国宣传思想界飘过两块不大不小的碎石，大概的结果，于今观之，窃以为无非两种，一曰：石沉水中；二曰：石过留痕。况且，两次表面上处于风口浪尖的“主角”，其实不过是当前“舆论场”的“小卒”，涟漪与漩涡的争议焦点，本就不在“小卒”身上，而是“小卒”身后的“老帅”，其实质仍然是要与人民国家“争权夺利”，与人民国家争夺“阵地”主动权和主导权，与人民国家争夺求取社会主流价值“最大公约数”的衡平法码，更何况，这两个“小卒”实则均尚未“过河”，远远还未达到过河之卒所应有的全部身段和最高目标。

由此，这场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的形式和内涵必然会愈加的丰富和精彩；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各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大分化大表演大争论，是持久的和激烈的。从王伟光到袁贵仁，这就是“历史”，是有阶级以来的历史。

一问：何其相似，何其不似。似者，今日之争鸣，刚刚处于试水阶段，就激起“顶层设计”的有识之士无限反感，法学教授有之，知名学府当家人有之，舆情“水军”有之，大概一事物出现，必然伴之以其对立面，名之曰“相生相克”，这无数有识之士动辄就以“不扣帽子”之名，为这争鸣戴上“文革余孽”的大帽子，试图扼杀争鸣于萌芽，群众还远远未见发动起来，似乎就先要对群众进行一番“和颜悦色”的法律规劝不可，把群众的争鸣关进“法律”的笼子里面，殊不知，古人云“矫枉必得过正”，更何况，“枉未矫”，何来“过正”一说？这似与不似，全在民心，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二问：其心何在，其志为何。争鸣一事，自然无可厚非。百家争鸣，学术争辩，古已有之。然而，正如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何来无缘无故的爱”，恨亦可，爱亦可，不过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爱与恨、争与鸣，其实都代表了各自的立场、态度、观点，那又是什么立场、什么态度、什么观点呢，仍然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的阶级标签，哪里真的有什么“拿资本家的钱、替工人说话”的“普世价值”，争得的还不是那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阶级的利益，鸣得的也还是那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阶级的话语权。

三问：争鸣之关键在何？争鸣也应抓住一个关键。窃以为，有识之士们就很能抓住这“关键”，比如，惯用的一手，即扣上“文革余孽”、“阶级斗争”的帽子，就很是管用嘛，果不其然，不用多久，争鸣自然而然地就“偃旗息鼓”、撤出阵地。那么，作为争鸣“对立面”的一方，难道不应该更加抓住关键吗？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关键的“周期律”，对有识之士能够攻其不备、打其要害，进而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最终“痛打落水狗”，而不至于“养猫为虎”、“纵虎为患”才好！关键究竟为何？我以为，简言之，就是既要抓住“关键多数”，更不可忽视“关键少数”。质言之，这关键多数自然还是要坚持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用高度的注意力培养无产阶级文艺的对象，培养革命的阶级感情，培养革命队伍中的阶级认同感，培养革命阶级中的接班人队伍；这关键少数自然不能离开对“人民国家”中所选拔出的各级中高级领导干部，这两块阵地，在一定程度上，更主要的还是我们政治思想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教育战线、宣传思想战线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不去占领、不去巩固、不去加强、不去教育，那么，我们的敌人自然会去占领、分化、瓦解、培植出一代又一代的阶级异己分子，因此，只要是有阶级和阶级社会存在的一天，这两个关键都是应该必须要牢牢抓紧的，政治思想工作则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四问：“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何错之有？这里广受“有识之士”们所“诟病”的，大概是指“西方价值观”五个字吧，什么“闭关锁国”，什么“文革余孽”大行其道，那么，究竟何为“西方价值观”呢？鲁以为，小而化之，仅就文化教育界而言，不过又是“文化教育无国界”之流，大谈奢谈什么“广义”之教育民主、西化教改、泛价值流，诸般“臭皮囊装新酒”而已。尽管其具有很强的毒害性和谬误性，但是，不可否认又有着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正如“捣鬼有术，也有效”。此处单单强调一番它们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自然是民主啊、泛爱啊、小资啊、中产啊，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字眼不可否认是吸引人的，总是如阳光般灿烂，又如鲜花般夺目，因此，总是更招人喜爱，人们总是爱“搔首弄姿”于山花烂漫间，而少有人专注于“香花与毒草”甄别，更加少有人专注于“毒草”的警世意义，长此以往，我们的教育就会出问题，就会不辨香臭、不分真假、不明善恶。

五问：“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何罪之有？“有识之士”们，这不是现而今的“国情”吗？这不是现而今最大的“实际”吗？方针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国情，离不开实际，离不开社会主要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你们为什么又视而不见这个最大的国情，故意歪曲这个最大的实际呢？鲁以为，何止我们的大学课堂里面有哪些诽谤、攻击、抹黑派，我们的中学课堂、小学课堂、幼儿课堂，同样大有人在，当我们不加甄别的“引进”时，必然放进了苍蝇、蚊子、臭虫、老鼠等“四害”的东西，比如在我们的幼儿课堂里，打着“国际新课标”的旗号，张嘴“大英新课程”、闭口“大韩新教法”，唯独没有我们民族自我的东西，至少我们的教育和宣传引导我们的民众是如此的“感官”，似乎早就忘记我们是“大中国”，早就忘记了我们是“人民教育”，早就忘记了教育的阶级属性了，更加忘记了我们的人民教育三大根本任务，即“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反倒是“西方价值观”派牢牢记住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情何以堪？矫枉尤需过正。阶级社会里，香花的东西见多了，总要看看毒草，才知道香花的弥足珍贵；毒草的东西放多了，总要时常的拔除一下，方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如“扫帚不到、灰尘不掉”，农民的锄头不到，田里面地杂草不会自动清除一样。

六问：“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何罪之有？“有识之士”们，请看过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是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的宪法首先就规定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些“有识之士”们不是方言西方是如何如何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吗？请再次的看看民主自由“典范”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此为例，是多么的自由啊、民主啊，当民主与自由遇上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时，履行的只能是“专政”职能，不是“人民民主专政”，则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只看你们要哪一个？“有识之士”们，你们中间享有“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者有之，享有学术专家名头者有之，享有国家特殊津贴者有之，总之，都是“居庙堂之高者”，何以替阶级敌人说话？不能不令人怀疑你们早就中了敌人“糖衣裹着的炮弹”，乐不思蜀久已！

七问：“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何错之有？古圣先贤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者兼备，独独没有发牢骚、泄怨气，可见古圣先贤早有预见，不能说古之先贤为师者毫无“人气”，或许也会为评职称、晋等级、涨工资心有怨懑，先贤终归是“贤”者，尤其是为人师者，不能等同于碌碌无为之辈、尸位素餐之士，放之时下，也不过如此。不禁令我再次响起昔日伟人的几位教师，毛宇居先生、杨昌济先生、徐特立先生，等等诸位先师，传其道者，不在乎山水之间，在乎救国救民为己任；授其业者，不在乎仁义不施礼仪不存，在乎立世图存求解放；解其惑者，不在乎卿卿我我，在乎铁肩担道义。这些前辈师者，都是如古语所云的“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实乃真正为人师者，当之无愧！

八问：争鸣于法有据乎？据闻，袁部长讲话引发热议后，某地多名法学名家、法律从业者，选择“直陈上书”，归纳起来不过还是什么质问之意，竟然公然质疑袁部长的讲话及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于法何据、权力来源、界定标准”等等谰言。鲁无能代行授权回答，窃以为新形势下不仅高校教师，还应包括全体教师队伍，都应严守政治底线、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即“凡是正确的，就应坚定支持，坚定站台；凡是敌人疯狂诋毁、质疑、反对的，就是人民所欢欣鼓舞和坚决拥护的，也应是党和国家所大力提倡和一以贯之的”，应之，对宵小之徒则必应加以批判、揭露、反制、挞伐。鲁亦不屑于与公知律师相较，试问那些秉持“西方价值观”的教师们、法学名家们、法律从业者们，“三条底线”何错？是谁给你们的权力胆敢明目张胆的为触碰“三条底线”那些以身试法者“站台”？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堂而皇之的在我“人民课堂”上大肆造谣人民领袖，大肆攻击诽谤人民共和国的党史军史国史，大肆抹黑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

九问：我们该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坚定的为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站台、鼓劲、加温；我们应该坚定的支持党和国家喉舌的社科院、教育部等继续为引导教育全国干部、群众、青年人鼓而呼，积极鼓励、支持、满足、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解放、自我革命的阶级需求；我们应该热切的期盼作为党和人民“风向标”的人民日报、求是、人民网等舆论引导阵地履行“两为”方向的职能；我们应该强烈的呼吁党和人民的“刀把子”高悬“人民民主专政”的利剑，同时，宣传、组织人民群众起来，积极挥剑剪除那些祸国殃民的伪公知、伪汉奸、伪法统等“大毒草”。

十问：关于争鸣及其他相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谈谈关于“英雄群像”的问题。有的人说，“英雄群像”关乎文艺何事？关乎教育何事？关乎文化何事？实则不然，大有关系。这里就举一个在我们今天最八卦、最无聊、最泛爱的“影视界”为例吧，相信“有识之士”们也会承认的一点，就是“糟粕与精华”并存的问题，虽然何为糟粕，何为精华，这里因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巧的是，这里又涉及到了“价值观”，可见，价值观是无处不在的，也可以说是谁想淡化、弱化、扭曲化而不可得的。不破不立，破也是为了立。今天的“影视界”，破了那些东西，又立了那些东西，无论是一二三四五，还是六七捌玖十，还是获得了奥斯卡、银行卡、头发卡的代代导演、大腕们，如何的宣扬自己的“作品”是多么的超凡脱俗、欲仙欲死，实则还是离不了它们头脑中所要立的“价值观”，非此即彼。因此，过去的“影视界”立了江姐、立了刘老庄八十二壮士、立了神勇投弹手，也就破了资产阶级老爷小姐、破了汉奸投机革命分子、破了自私自利小农意识的小舞台。同理，今时那些立了何以笙箫默的耳鬓厮磨、立了防火防盗防民工、立了骑马撒娇坐竹轿，破的又是什么，则无需多言。

接下来，谈一个关于“生代”的问题。何谓“生代”？何时引进？出自何国？鲁无从考证，也无暇考证。大概知道也许有了数十几年的光景了吧。“生代”一词，似乎无可厚非。如果是我们的朋友提出的概念，大概总归是出自于一番好意，希望“江山代有人材出”之意吧；如果是我们的敌人提出的，或强调、或重视，则大有一番别意在里头了。不禁让我再次想起皖省电视台一档节目，一个略显生涩、另类、犀利的九零后小妹妹，落落大方展露于舞台中央，尤其记得其中大概有一句是“早晚有一天，国家主席会是九零后，银行家会是九零后，教育家会是九零后”，为此，小妹妹振臂一问“九零后，你们想把我们（你们）的国家引向何方，你们的国家就在那里”。多么熟悉，多么深思，多么警醒，让我联想起人民领袖的另一段寄语青年“世界时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捌玖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如此，我们的00一代、90一代、80一代，你们做好履行时代责任和人民期望的准备了吗？由此上溯到70一代、60一代、50一代，你们是否已经履行了时代赋予你们的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我们的各个“生代”们，你们是否还陶醉于歌舞升平的盛事欢筵，是否还局限于“一人吃饱”枕着发面馒头睡大觉的“美好生活”，是否还沉迷于情爱饱欲的“暮鼓晨钟”……

十问之后，总要有所结，八股是最讲究“起承转合”之意的，那么，鲁为凑足“三”之大数，亦为切合文意，是故，辗转深思，通览全篇，略以小结，谨以三点建议作为献给新时期左翼文化阵线的个人心力。一曰：针砭时弊，保持清醒；二曰：分清敌我，恢复作风；三曰：保持本色，注重教化。                             

                                        扬鲁作于庚辰年腊月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