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博客转：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资本压迫

　　摘  要：与欧美不同，中国的资本之恶不是主要表现在私人财团资本之恶，而是国有资本的私有财团化，鼓励它们象私有财团一样去追求垄断利润。在资本过剩的今天，在资本之恶已经凸显的今天，在资本压迫已经非常严峻的今天，这是思维该调整一下了。应该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消除资本压迫，去打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营商环境。

　　在资本过剩时代，过剩的资本会为获取垄断利润，对稀缺性资源，对上游的生产资料而过度购买。这种过度购买会拉升这些领域中商品的价格，对实体经济构成压迫。这就是资本压迫。

　　2005年起，资本过剩的迹象已在中国出现。2009年后，在“四万亿”信贷扩张的刺激下，中国全面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压迫就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中国当前的资本压迫，又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压迫，即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压迫，尤其是对制造、零售业的压迫。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中的突出现象是房价走势与实体经济脱钩和背离。

　　实体经济是过冷和萧条的，PPI从2012年3月至今都是负的，已经持续了50个月。煤炭、钢铁行业都进入历史性的冰点。2015年的GDP增速也跌至6.9%，这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

　　而房地产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交易活跃，房价飙升。仲量联行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报告说，2015年是中国商业地产投资创纪录的一年，共完成交易资产总值约1500亿元人民币。而且，从2014年起，中国海外商业地产收购的交易额已经大于国内。而2015年北京的写字楼价格同比上涨56%，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20%多。

　　这种现象只能用资本驱动来解释。近几年，中国房价可以完全无视实体经济的萧条，而逆势暴涨，完全是过剩资本过度购买的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资本过剩时代，中国经济已经为资本主导和操控。

　　资本和实体经济已经分裂为两个世界。由于一心谋求垄断利润，资本的表现不仅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实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对实体经济施加越来越严厉严峻的压迫。

　　当前中国资本随追逐的主要资产是房地产，过剩的资本主要流入房地产中，包括住宅和商业地产。所以，房地产和过剩资本就是同义词。资本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就是资本。中国的经济也就分裂为两块，一块是房地产，另一块是实体经济。房地产不仅可以无视实体经济，拥有自己独立的逻辑和行为模式，而且对实体经济施加了巨大的压迫。

　　对房地产压迫体会最深刻的应该是实体零售业。房价暴涨推动房租暴涨，这使得零售店面都成了房东的打工者，挣的钱都被房东拿去了。于是他们纷纷投靠了淘宝和京东，中国的网购业获得奇迹般的增长，独领全球风骚。

　　房价房租暴涨，会直接拉升企业的运营成本，这让制造业、零售业苦不堪言。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房价房租的暴涨会迅速拉升员工的生活成本，从而拉动工资的上涨，这才是雪上加霜。

　　据报道，从2016年起，民间投资增速开始低于总投资增长，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仅为5.7%，显示出民间投资意愿的严重低迷。相对比，2005年-2015年，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非民间投资，其中“十一五”期间，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6.1%，而总投资年均增长27.6%，民间投资快于总投资8.5个百分点。

　　这才是中国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也是资本压迫、房地产压迫的恶果。不解决资本压迫，民资在实体经济中的投资积极性和信心就无法真正提振。

　　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中国中学生的必修课。马克思认为私有资本是绝对的恶，“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就是反抗资本之恶。然而非常滑稽和讽刺的是，当前中国人却对资本陷入盲目的崇拜。不仅无视资本之恶，丧失了对资本之恶的基本戒备，甚至还相反把资本看成绝对的善。

　　由于马克思把私有资本当成绝对的恶，具备绝对的剥削性，所以，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彻底消除私有资本，实行资本公有。然而，前苏联以及上世纪5、60年代中国的经历证明，共产主义固然可以消除私有资本之恶，但却带来了计划之恶，专制之恶，低效之恶。

　　马克思之所以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造成的。马克思反对的只是私有资本和私有经济，而非反对资本和经济本身。事实上，马克思认为经济是人的本质。经济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说，人是没有独立的思想意识的，都是被经济决定的。没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在现代的西欧和北美，无论是支持私有资本的自由主义，还是反对私有资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都是资本，都认为资本是个独立的东西，决定的东西，而人在资本面前则是无法独立的，是被决定的。人的独立和自由必须要有资本来保障。分歧仅仅在于资本的所有形式上。自由主义认为，人必须有私有资本做保障才可能独立和自由，私有资本和独立自由就是同义词。而共产主义则认为，人的自由只能有公有化的资本来保障。

　　现代欧美把资本当成独立实体，认为人应该依赖依附于资本，唯有资本附体的人才是独立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样的思维模式继承自基督教。基督教认为，人单凭自身是无法做到独立自由的，必须依赖依附于上帝，唯有上帝附体人才能成真正的人。现代欧美只是把资本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认为人必须依靠上帝的拯救，现代欧美人则认为人必须依靠资本的拯救。马克思只是认为唯有公有的资本才能拯救人。

　　17世纪以来，西欧开始反对基督教，企图摆脱上帝而实现人的独立和自由。在打到上帝上，西欧基本做到了。但是在实现人的真正独立和自由上，他们依然没做到。因为他们没有彻底消除自身的依附性，没有建立对人自身的信心。他们只是转移了依附和信仰对象。由信仰和依附于上帝，转向信仰和依附于经济和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质上都是一种新宗教、新教派，都是一种新迷信。他们都没有把人真正的当人，因为他们压根没明白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人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传统说的很明白，儒家思想说的很明白，人的本质在心性，人就是心性人。唯有做到心性独立和自由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心性就是人心人性，它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不被任何心性之外的东西，即外物所决定。不是心性决定于外物，而决定外物。即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易经》说，“贞吉”、“贞凶”。这都是在强调，人的心性是绝对独立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决定。

　　经济、资本都属于外物的范畴，都是外物，都是死的，都是身外之物，当然不具备独立性和决定性。唯有人，唯有人的心性才是独立的，才具备决定性。唯有人，人的心性才是最重要的，资本是不重要的，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更不是重要的。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文化背景下，尽管中国引入了西学，引入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中国人从内心深处不会信服西学，不会信服任何一种理论，不会机械地固守任何一种主义。

　　在看出共产主义的弊端之后，中国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就是资本主义嘛!事实上，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上的社会主义，但也绝非现代欧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同在于，中国强大的心性传统依然在深层起作用，中国人不可能象欧美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把资本当成独立实体，不可能对资本产生欧美人一样的依赖感、归属感、神圣感。

　　特朗普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很成功，而且凭借这一点去竞选美国总统。在中国马云、王健林们绝不敢如此放肆，绝不敢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很成功，有资格做国家主席。这绝非他们出于谦逊才不这么说，因为中国悠久为文化传统从不认为资本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而是一个人的心性修养，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程度，即德、道德。

　　更具体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的不同，是表现在资本的结构上。在欧美资本主义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是私人财团资本，家庭资本次之，国有资本再次之;而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个顺序恰好颠倒过来，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有资本，家庭资本次之，私人财团资本再次之。

　　在国有资本主导中国经济上，应该没有太大疑问。这里对家庭资本的主导性大于私人财团资本略作说明。房地产和股市是中国两大资本市场，而主导者两大市场都是家庭资本。住宅只允许家庭购买，其主导者当然只能是家庭资本。中国股市交易额的80%都来自散户，说明家庭资本也是中国股市的绝对主导者。

　　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压迫开始成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但是中国独立的文化背景，以及当下的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结构，决定了中国完全能找到抵制资本压迫的方法，完美地解决马克思问题，即消除私有资本之恶。

　　与欧美不同，中国的资本之恶不是主要表现在私人财团资本之恶，而是国有资本的私有财团化，鼓励它们象私有财团一样去追求垄断利润。在资本过剩的今天，在资本之恶已经凸显的今天，在资本压迫已经非常严峻的今天，这是思维该调整一下了。应该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消除资本压迫，去打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