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是个饱含争议、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任过七、八、九、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知道他是因为他曾给朱镕基写信，质疑朱云来拿高薪为高盛工作涉嫌充当买办，并暗批朱搞个人崇拜，由此没有连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感觉何新不畏权贵直言进谏，有点文人风骨，对他充满敬意。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也有被骗的时候，因为看过他的博文《戚本禹关于李达之死的所述不真实》，感觉文中说法需要推敲，似乎上了别人的当。
按戚本禹的说法，李达是被王任重整死的，跟毛泽东无关;而按何新的说法，李达之死与毛泽东关系甚大，至少他没有明令保护李达，何新一再强调毛泽东在李达的求救信上仅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11个字，说即便加上“毛泽东八月十日”的落款，也只有18个字，并说语气平常，如果话说重一点或具体一点，李达或许有救，这人感觉毛泽东似乎没有尽力。何新还引述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总揽》的文章《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一文，将李达1958年批评毛泽东“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的话奉上，暗示毛泽东有意整治李达。
该文说：“李达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曾就当时的‘教育革命’、‘顶峰论’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等，随后加上一段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时同工作人员谈话，让人觉得毛泽东对李达很恼火。
文章写得绘声绘色，似乎确有此事。不过，鉴于文革后文史界、教育界、出版界、经济界等社科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西化倾向和浓厚的非毛氛围，即便《党史总揽》之类的官媒，也不能全信。相对于《党史总揽》，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更据权威性，且在浓厚的非毛氛围下，该书应该不会为毛泽东遮丑。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1958年曾5次视察武汉：4月1 -13日，住武昌东湖宾馆;5月1 -2日，住宿地点不详;9月10 -15日，住武昌东湖客舍;11月15-12月13日，住武昌东湖客舍，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 21——27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12月4日);12月28日下午，专列停靠武昌做短暂停留。
联系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刘少奇特派员刘西瑞1958年8月赴山东寿张调查后，《人民日报》8月23日根据他的报告发表的社论的标题，可以肯定，李达批评毛泽东只能发生在1958年9月、11月、12月。不过，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泽东说的，那李达为什么要据此批评毛泽东?这与情理不符。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李达当时已感到浮夸风日益严重，这才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意见，但不是针对毛个人，引用那句话可能是想让他高度重视。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和文贝先生的说法，1958年搞浮夸较厉害的是刘邓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甫等，其中，吴芝甫是抗战时期邓小平的老部下，李井泉搞浮夸犯错误后靠邓小平保护过关，曾希圣是邓小平与卓琳的媒人;另外，李井泉、舒同、张仲良私交深厚，如李井泉与舒同曾在江西省东乡县一起闹革命，张仲良曾担任过李井泉任政委的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见文贝《文革期间搞浮夸被处理的省委书记是错是对》一文)。
毛泽东在1958年初头脑确实“发热”，但这种“发热”是为了鼓舞各地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是怕有人给群众泼冷水，而不是让各地冒进浮夸，按他的说法“鼓足干净要热，科学分析要冷”。因此，当他发现冒进浮夸歪风后，立即予以坚决纠正。
如毛泽东1958年10月2日在会见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等六国代表团时，公开表示对粮食、钢产量能否如期完成目标，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但因为是在涉外场合，讲的比较含蓄;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反对浮夸风，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11月9日在郑州会议上质疑：“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总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到那个时候办不到怎么办?”11月10日在郑州会议上表示：“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苦战三年我看是不发表，这个东西拿出来吓死人”;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听到长风公社有亩产万斤稻的“万斤田”时，表示“我不相信”，即便有人说这是经农村工作部长验收的，仍表态：“靠不住，谁验收都靠不住”;11月21日，在武昌洪山宾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点名批评“冒进”领导，“任重同志，你给我那个说明不解决问题，我看是要谨慎一点”、“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做自我批评：“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并表态：“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成固体，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再加一点”，当晚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要求宣传战线“压缩空气、实事求是”;11月22日同李富春、薄一波等谈话时指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毛泽东批评冒进浮夸的记录《毛泽东年谱》中有很多，说明他头脑并未真正发热，并一直在努力纠偏。在毛泽东明知李达所言属实的情况下，怎会对他嫉恨呢?因此，很可能根本不存在《党史总揽》中描述的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时与随行人员的那段谈话，至于毛泽东回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更是语焉不详，疑似伪造。
其实，《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的真相》一文中，李达批评毛泽东的时间、毛泽东东湖散步时的随行人、北京的传话人都很模糊。为什么要模糊，可能是因为这段谈话纯属伪造，写的太细易被揭穿，就像人教版的语文课本中，《爱迪生救妈妈》、《地震中的父与子》、《燕子专列》等讴歌西方的虚构故事一样，因为写的过于详细而漏了马脚。因此，许多丑化毛泽东的文章，在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关键要素中，总有一个或几个含糊不清，以便让人难以查证。
至于何新再三强调的毛泽东批示中的“酌处”问题,其实稀松平常，因为翻开《毛泽东年谱》，“酌处”、“酌定”之类批示多如牛毛，这是因为毛泽东尊重下级，许多时候怕自己不了解情况而误判。
毛泽东那段“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要登报”的批示，何新认为是李达受到错误批判的直接原因。其实，这更像是王任重在给毛泽东出难题，因为他知道毛李私交甚好，却三次请示，毛泽东前两次没有表态，显然是想保护李达;但王任重仍然请示，逼他表态，很可能是想借群众之手整治李达。毛泽东爱惜李达，因此，关于李达的批示写得很明确。可王任重只是选择性落实，使李达惨遭迫害，否则，堂堂一个省委书记，保护一个大学校长是绰绰有余的。可见，无论毛泽东如何批示，李达被批斗乃至被迫害都实属必然，因为王李之间很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恩怨，这也从侧面说明毛泽东文革前的威信并不像后人说的那么高，至少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否则，王任重不会三次请示逼他表态。
总之，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尤其是经别有用心的裁剪加工后，更是真假难辨。如文革中严凤英自杀后，原本普通的尸检被说成红卫兵在她肚子里找“发报机”;文革中老舍遭“迫害”后，竟从家里赶往7公里外的大明湖自杀，且没有任何遗书和目击证人，到底是自杀的还是他杀，已无从探究;再如，文革初期被活活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许多人都说是红卫兵干的，把帐算到毛泽东头上，但经过细究，才知道是高干子女干的，目的是扭转毛泽东定的文革方向，扰乱其战略部署，而少数高干子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绝非文革特有，当下更是不胜枚举，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因此担心“干部子女是一大祸害”。在他发现武斗乱象后，指令《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发表了题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但形势并未好转，这才于1966年12月27日给周恩来写了那封著名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信。
因此，对于历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要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其目的不是揭谁的丑，而是还原真相、吸取教训、砥砺前行，这并不会损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会犯错误，包括我们自己。(2016-6-5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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