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共产主义劳动和产品的效用问题

　　作者按语：本文所指共产主义，主要指它的前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正文：

　　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

　　劳动的质量，直接的是指人们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和质量。而这个使用价值的质量，就是它相比部门同类不同产品的相对效用。

　　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劳动的质量，专指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进程和人与人关系进程的自觉组织问题。其中尤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组织进程为基础。因为没有人与自然关系进程的正确理解，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问题就解释不好。又由于人们生产手段和生产成果的高度统一，这就有必要研究作为生产成果的使用价值问题，即使用价值的效用及其历史规律问题。这我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一文已经有谈。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由于曾经的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对立，效用问题基本是明确不谈的。但分工生产中，部门同类使用价值间的效用差别和部门整体使用价值不间断地更新升级确实是存在的(手机为例)。并且，效用归根结底是同时体现着人与人的某种经济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因而在共产主义时期，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效用问题就不能不谈。关键，它与劳动价值论也并不真正矛盾。

　　《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说的很详细：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不能脱离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范围来讲。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它作为部门整体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和作为部门个别使用价值与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统一。并且，部门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又是随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不断更新、累积、递增，而不断升级发展的。我们平时说的使用价值的效用，主要指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对效用。

　　在这里，效用的本质，除了体现在在它满足减轻人们生产生活中劳动的强度和时间长度这个需求所能达到的程度，就体现在它满足延长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甚至生命时间这个需求所能达到的程度上。效用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满足人们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生命时间)这两个方面的一减一长需求所能达到的程度的发展。生产生活工具对人们劳动和生活能力的扩展，最终也不过是对人们这两个方面能力的扩展。也正因为此，任何时代使用价值的进步都是和人们生产手段、生活手段、和交往手段上的进步统一着的。既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统一，又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统一。最终表现为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工具——这些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工具的延长和替代。

　　如此，共产主义时代，在人们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变革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人们就更应当自觉地组织好各部门使用价值的进步，即其效用的发展。任何部门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但使用价值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这种需要的，而是通过一代代改进，不断地提升，逐步的接近和最终才达到这种需要的。但这却是我们以往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济实践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从源头上，马克思就尚不涉及效用问题(甚至是拒绝效用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对，而只能说它还没有完成。恩格斯提到过效用问题，但没有做太多说明。孙冶方所说劳动的效用问题，多也只是说单位时间使用价值的生产数量而已。以至于即使到今天，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究一提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还要当做洪水猛兽来对待，一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谈到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研究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在分工生产中，效用首先是某一部分人(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为了满足另某一部分人的某种需求，其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在满足这种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直接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一种生产关系，涉及需求和需求满足的状况、涉及基于此的交换及交换价值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其变化，同时也是生产者和生产者间(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涉及部门内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间的效用、价格竞争，和整个部门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这样，效用就要对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产生影响。并且是相互影响。经济运行机制要影响效用发展，效用发展的需求也要影响经济运行机制。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就要研究与效用相关的这些问题。

　　再看具体：这里的效用除了满足人的生命延续这个基本需求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直接的还是满足生产生活交往中人们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由生活(活动)时间甚至生命时间的延长这两个方面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里的效用，直接又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效用持续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从劳动束缚(包含时空束缚，时空束缚也要透过加强人的劳动或活动付出表现)中的逐步解放——人们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而这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又必然要影响到社会关系甚至社会形态的变化。不仅如此，实际依然是相互的影响。效用发展既会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社会形态也会影响效用发展。这必然的要涉及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社会关系进步的互相影响，及人们如何组织使其更有效的互相促进的问题。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必然更要研究好效用及与效用相关的问题。

　　有些人借口效用问题不是生产关系，而拒绝研究它。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并不是抛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人的社会关系。二是分工社会中，效用问题恰好就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兼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地方，这些人实际是错误理解了效用问题的生产关系属性。

　　对效用及其价值表现问题的详解，参看《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

　　在《生活量和劳动量的关系问题》中，我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效用更新机制问题。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难道会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吗?

　　其实，在基础上，二者没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商品社会，它激励效用更新的主体，是靠竞争中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上的优劣激励的。而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或说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主要还是由生产方提供的阶段上，就依然可以利用价值规律，用已经补偿给部门的部门总生活量在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补偿上的差别来激励。并且，即使在这里，在这个阶段上，商品生产或说价值生产已经消亡了，共产主义也依然还是个消费从而消费结构引导着供给和供给结构变化的社会，确切的说是按需生产的社会。这时，人们对于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不断增长的需求，就会迫使新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老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减少。按需生产作为计划的基础形式，就会自觉的调动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向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的转移。

　　这里需要提醒，在共产主义初期的价值生产中，虽然依然可以存在上述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竞争部门总生活量份额的问题，这看似和资本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本质上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共产主义实际已经逐渐实现大部基础生活资料的按需配给(即使定量)，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分配实际越来越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就已经不存在了劳动消灭进程中，劳动者的生存手段——劳动，和劳动手段——发展着的机器自动化生产，本身根本对立的问题，生产主体就可以较顺利地完成由旧效用劳动向新效用劳动的过渡。共产主义在这里只是有效利用了商品生产时期遗留下来的效用更新机制而已。

　　共产主义社会的效用更新机制，如果说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效用更新能力的影响。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在公共劳动中，人们作为个人在劳动贡献上已经没有了私有观念，由于信息材料的共享，由于有高效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由于集体智慧的碰撞，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效用更新上，公共劳动体制确实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比如近年来中国在高铁、路桥基建、和国防技术领域的进步。也可以参考新中国科技跃进中的技术协作——从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青蒿素、两弹一星、大飞机、到完整工业和科学技术体系，新中国取得的那些累累硕果。还有曾经的苏联的。这实际是共产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实践证明，只要能把使用价值效用更新问题的历史意义明确出来，共产主义就完全可以做到比资本主义在所有的领域更有效的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这很简单，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公共劳动中，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就会有解决问题的人，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协作的所需要的一切的人。有人，就会有一切。

　　当然，共产主义相当一段时间内，共有制和公共劳动所采取的管理形式，还是单位制的形式。这样，单位集体范围内的公共劳动，虽然它的内部成员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已经可以没有了私有权观念，但这种公共劳动本身在它的对外交往上，还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实际上，不管多大范围和多高层面的共有公共劳动，在它的对外交往中总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从价值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角度看，对生产主体适当的私有权保护，比如商品或产品品牌的保护，是有利于鼓励生产主体加强劳动质量加速效用更新的积极性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讲，鼓励社会成员个人发明创造的类似于专利权、知识产权——即使只是它们的残余，的奖励机制，也还是效用发展所有利的。所以，公共劳动关系的调整，就总要既有利于质量意识的增强和劳动效用的更新——实际是要求加强技术领导和协作能力，又要以完善最起码不伤害公共劳动的方向为其根本。适当的私有权残余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并不绝然矛盾。在上述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这种看似的私有权残余，实际就是公共劳动本身，是这种公共劳动的一体两面，是公共劳动主体的自我保护。任何的公共劳动主体不保护自己，是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的。至于这种私有权表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还要公共劳动本身的继续完善解决。所以我们看待公共劳动，就也还要区分它是多大范围多高层面的公共劳动。公共劳动的范围和层面不同，技术的组织领导和协作的范围和层面也就不同。有生产主体内部的公共劳动和技术协作，有整个社会层面公共劳动和技术协作。在劳动消亡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是不同范围和层面的公共劳动和技术协作，有领导有组织互补协调地共同推进着共产主义阶段使用价值整体的效用进步。而公共劳动单位制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它既是单位集体的公共劳动，可以在单位内部领导组织高效的技术协作，又可以是社会整体公共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是社会整体技术领导和协作的组成部分，且进退自如，比较灵活。

　　在探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当前和未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对科技发展方式的影响，从而对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影响，考虑在内。因为交往能力的发展，将最终使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不再是或不再仅仅是生产方的事，而愈来愈是消费者自己的事。

　　上一节讲到过社会交往能力。顾名思义，社会交往能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能力。这个能力随技术条件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有仅凭两腿交往的能力，也有今天在电脑手机上足不出户天下事尽收一网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对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商品社会之前，人们社会交往能力从而社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分离，产生出了专门从事社会交往劳动的人——商人，提高了社会的交往能力，才促成了生产包括自然认识方面的专业化分工，才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认识自然能力的巨大的发展。

　　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以后，对自然的认识——即科技，是直接与专业化的生产结合在一起为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的。这为各部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后盾，实际使部门内部各生产主体一直处在不断的效用更新发展竞赛当中。但这时候，与生产分离开来的消费者，在产品的效用更新中，还一直是处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上的，虽然他最应该关心产品的效用，但他对产品的效用更新除了消费选择，却无缘更多的参与能力。

　　然而，随着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中介隔离作用，总有那么一天会被社会交往能力的充分发展所冲破。比如，从今天的网络即时交往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端尾。届时，由于普遍即时交往的实现，尤其是打破了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各种资料信息共享空间的建立，将使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占有所需的所有各领域的资料，那时对人和自然认识的专业化分工将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有条件成为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科学将不再是某少数专家的专利，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解放，全人类的大脑——这是迄今人类最可宝贵的资源，那时将得到最有效地开发和空前充分地连接，人类将获得对世界认识能力的空前的跃进。届时，随商业市场中介的消失，尤其在共产主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消费和生产的对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立，将会打破，交往中的中介交往劳动消灭，消费与生产将逐渐重新统一起来，消费者与生产者将重新统一起来。届时，产品效用的直接消费者，将成为产品效用更新的直接参与者。人们将在他们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共享平台上——这种平台早晚会建立，共同推进他们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那时，效用将越来越仅仅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科学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将自觉的组织他们各自生产生活条件的持续的自动化改造，自觉地组织发展他们从劳动、资源和时空束缚中的共同解放。

　　当然，到那个时候，在消除了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交往以后，在各取所需的效用使用价值共享平台上，也就不存在效用更新的激励问题了。那时考核生产主体的劳动质量，将只以生产主体的按需生产能力，和它采用不断突破着资源束缚(资源，是因其有限性才成其为资源的)的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能力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