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权力有两种。一是财产权力即所有者的权力，二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以暴力或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形成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政治权力”，就是以暴力或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对社会实行统治的权力。
什么是“财产权力”?所谓“财产权力”，就是对“财产”拥有的所有权。“财产”，就是对人有效用利益的稀缺事物。“财产权力”就是对稀缺的效用事物的所有权，或作者说的“财产权力即所有者的权力”。但“财产”的所有者的权力，不是所有者对“财产”的权力，而是在稀缺的效用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拥有“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支配和非所有者对所有者的服从的权力关系。没有以暴力或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就不能形成这样的“财产权力”。“财产”是绝对不会生出只有以暴力或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才能形成的人与人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的。而所有者没有胜过非所有者的暴力或强制力，从而也无从以其为后盾、为威慑，是否就不能有“财产权力”了?这里说的“财产权力”显然不是这么回事。这里说的“财产权力”，只能是在有序的社会中的“财产权力”。有序的社会，在文明时代只能是政治统治的国家社会。
在现代国家社会，这样的事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所有者以服从政治统治为前提，按政治统治规制的规矩，统治者或当局，就会、也才会承认和赋予个人或人的团体“财产”的所有权。由此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者，在对其拥有所有权的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只要遵守政治统治规制的规矩，就能在对其拥有所有权的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对非拥有所有权的他人拥有支配的权力;非所有者，在所有者对其所有的事物的合法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就必须服从所有者的支配，否则就要遭到政治统治的暴力或强制力的惩处。没有政治统治依规矩的承认和赋予，任何人不可能在稀缺效用事物的占有、使用、享用和处置上享有社会的政治统治以暴力或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维护的对非所有者拥有的支配的权力，从而没有“财产权力”。任何人和人的组织的“财产权力”或“财产”的所有权都是政治统治当局依法承认、赋予和维护而形成的，政治统治的国家不容许除此以外的什么“财产权力”存在。
现代国家如此，古代国家同样如此。
因此，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权力只有一种，政治统治的权力，一切的其它权力和权利都是政治统治规制的，而不是何新先生的：“马克思指出，权力有两种。一是财产权力即所有者的权力，二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自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这是一个昏溃的糊话。任何一个对历史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现代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统治了许多年后的事情，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前早就存在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的自治的工商业城市中就建立了自己相对独立甚至就是独立的统治。
“ 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灭的物质条件尚未形成以前，即使革命阶级暂时地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
“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对此，请看我发表在红歌会网的《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和《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之二]》，不再赘述。既然根本就没有什么“生产方式”，当然就没有“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既然根本就没有“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然就不需要“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灭的物质条件”。社会是由政治统治统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社会，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只要革命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和实施了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就可以革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成的包括生产关系---当然也包括“财产权力”---在内的社会的权力和权利关系。
历史是具有必然性的惑然的，规律或必然是有条件的。单有陷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矛盾严重的俄国这个欧洲落后的国家暴发的“二月革命”的政治危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形成的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符合实际的拼搏，就没有“十月革命”及其胜利的规律或必然。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在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立的规律或必然。苏联之所以解体，是戈尔巴乔夫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改造政治统治，破坏了共产党对政治统治的领导，而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具有灭亡的规律或必然。目前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具备了巩固和发展的国际和国内的“物质条件”，形势大好，剩下的“物质条件”在于中共是否抓住了我说的那个“七寸”。抓不住“七寸”，就会规律或必然的“只能是暂时的”，能抓住“七寸”，就能规律或必然的不断的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灭的物质条件尚未形成以前，即使革命阶级暂时地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充分成熟，即使从政治上推翻了君主封建制也只能是暂时的。总之，政治权力从属于财产权力，财产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
什么叫“经济”?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就是在社会生产中的权力和权利关系。社会有序的权力和权利关系是政治统治规制的结果。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就是政治统治。所以“经济条件”就是政治统治。在西方中世纪的工商业自治城市中，由于有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资产阶级能够拥有自主权的“经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由于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所以它对它的“经济”没有自主权，从而在政治、“经济”上都不能发展起来，直到西方的资产阶级国家入侵中国使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后。正如我在《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所指出，与古代罗马和东方世界不同的西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的自治城市，正是中世纪的西方封建政治格局下才可能形成和发展。所谓“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还没有充分成熟”，就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政治还没有成熟。
但这里“经济条件”，显然不是指的政治，而是指的“经济”。当君主专制政治被推翻时---前美国的十三个州是英国的殖民地除外，英、美、法，它们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一概都是十分的弱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充分成熟，无一例外的都是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统治确立以后用政治统治发展起来的。因此，不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必须有“经济条件”的“充分成熟”，而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的“充分成熟”必须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统治。
另外，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推翻的，也不是“君主封建制”，而是以非封建领主的土地贵族为其政治基础的封建政治已经仅是残余的君主专制政治。
如前所述，没有政治统治，就没有“财产权力”。“政治权力从属于财产权力，财产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是个伪命题。世界上从古到今的哪个国家的“财产权力”不是政治统治规制或决定的!
何新先生的这段论述是不能成立的，更不能为“总之，政治权力从属于财产权力，财产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提供理论的支持。
“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只有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的意识，没有社会本身的意识。意识只能是社会的人的，不是社会的时代的。不管是什么时代，时代都没有意识。任何时代都是不同意识的人矛盾斗争的时代。不同意识的人都会认定只有他们的意识才代表时代。但哪些人的意识才是代表时代的，只能根据历史发展来判断。由于时代本身就没有意识，判断一个变革时代无从用它的意识为根据。
在文明社会，没有离开具体的国家的“社会形态”。只存在具体的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存在笼而统之的“社会形态”。因此，不存在“哪一个社会形态”，只存在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
沙俄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战之前，沙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但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为落后的西方国家之一。比起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距“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应是更加遥远，但它却过早的在一百年前就灭亡了，原因在于由“一战”导致的国际国内的阶级和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矛盾斗争激化给布尔什维克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工、农、兵革命提供了使它灭亡的可能，而不是“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说旧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中国政治上的封建制至少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地区早就不存在了。说它是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并不能否定它是已经形成了政治统治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国家，只不过比沙俄更加落后。它比沙俄更是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就灭亡了。旧的国民党中国的灭亡，只能从国内和国际的内外在政治矛盾和斗争找原因，而不是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了。
古希腊奴城邦国家、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国的商、周亦然，还有东方那些古代帝国的灭亡，一般都只能是政治上的原因导致它们灭亡的，而不是“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
西方中世纪的11世纪以后，就出现和发展起了政治上相对自治甚至独立的工商业城市，城市的手工业者和雇工已不是农奴，城市里面由于有了工商业上层的统治，并经过自治城市内外在的政治的矛盾斗争，从而就出现和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所说的“物质条件”，就是、也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特有的封建政治状态。这种政治状态无所谓“成熟以前”或成熟以后，只所谓这种政治状态是否存在。只要这种政治状态存在，政治上工商业自治城市的形成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必然的。而何新先生的引文所说的“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条件”是什么?“经济”、或“生产力”、或“生产方式”?那就是大谬不然。因为这里的“经济”就是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都没有，就没有社会生产，当然就没有生产力，至于“生产方式”，根本就不存在。作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西方中世纪特有的封建政治必然产生的政治上自治的工商业城市的必然，而决不能是其它。
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谓原理是根本错误的。因此，何新先生的
“ 据此原理观察现代历史：”
就只能得出谬论。
“——1917年在推翻农奴制的革命后，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事实也没有。实际建立的新制度，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
“1917年在推翻农奴制的革命后”?!农奴制岂止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它就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实际建立的新制度，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何新先生的这个断言就如“1917年在推翻农奴制的革命后”一样只能令人惊讶!。农奴制才是真正的贵族等级特权制度。这样，不管是白色或者红色，在统治者是贵族等级特权制度的根本特质上，革命前的农奴制与革命后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是如出一辙。政治统治的统治者的根本特质都是一样的，也叫革命!任何论断都得有客观标准和事实依据，何新先生的“贵族”和“等级特权”的客观标准和事实依据是什么?俄罗斯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会么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的社会基础上建立“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显然，何新先生还根本不能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谓原理观察现代历史能得出他的这个论断来，而是根据所何新先生自己脑瓜子里装的东西得出来的。何新先生的断然结论：“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事实也没有”只能是何新先生根据他的脑瓜子判定出来的“事实”。
“这一制度在1990年代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白色革命所颠覆。此后的俄罗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建立了现在的半国家资本主义、半市场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制度。
——那么，1949年的内战革命后，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那么1949年的内战革命后，当然就也是建立了“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了。因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的制度正是摸仿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有人认为应叫“体制”。“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国根本没有变。于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迟早也会被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用“白色革命所颠覆”。好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被“白色革命所颠覆”后已经近三十年了，俄罗斯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没有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白色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缩小，反而成数倍的大大拉大了，而且国民财富被一小撮暴发户所窃取暴露无遗，“白色革命”已经越来越臭了。
另外，旧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尽管其性质是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且腐败透顶，但至少不是“贵族等级特权”阶级，而是比“贵族等级特权”阶级更先进的阶级。相比之下，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就是反动的了，谈何“那么，1949年的内战革命后”，而是1949年的内战后的反革命。
“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空前的。为了防止“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大危机后，首先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搞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对“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可能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危机十分的惶恐，直到赫鲁晓夫顺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把斯大林搞臭为止。果直是“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十月革命”之后和斯大林被搞臭之前，这一反动的制度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一直骨子里敌视斯大林的“二战”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斯大林被搞臭后说了一句客观的大实话：是斯大林把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斯大林主义模式”果直是“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能有如此奇效，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就能把如此落后的一个国家变成超级大国?
独裁、暴君、专治等有之，但大凡是严肃的西方著名的反共政治家、政客和学者，没有听说哪一位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称为“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看来这是何新先生的独创。
“这一制度在1990年代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白色革命所颠覆”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有多了，俄国的状况教育了人民。资产阶级统治的俄罗斯国人，居然又把曾经搞臭的斯大林评价为俄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而那两个搞“白色革命”把“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颠覆掉的人则不齿于俄国人民。
“马克思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换句话说，尽管前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判断它的时代性质却不能以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为依据。”
中国到底是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肯定不能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为依据”，但同样也不能以一个叫何新先生的意识形态及其作出的以上荒唐的谬论为依据。斯大林开创、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摸彷和改进，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在经济制度上加以改革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红色贵族等级特权制度”，至少已被历史所证明是使中国再也不受列强欺负、并迫使它们不得不加以尊重、人民前所未有的获得从奴役性的权力和权利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和国家和民族前所未有的迅速崛起和强大起来的唯一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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