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实,是一对古老的范畴。“名”、名分,即事物的名称;“实”,为事物实际的内涵。名与实,既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名实统一,叫名至实归,名副其实,名不虚传;名实不一,则名不副实,徒有虚名,名存实亡。
名实统一,名正言顺;名实不一,则言不由衷。名正言顺,说话合理,道理说得通,就能说服人。反之,名不正言不顺,道理说不通,就不能服人。
据《论语·子路》“朱熹注”介绍,孔子时代崇尚“周礼”,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鲁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国再返卫国,卫国国君卫孝公辄欲请孔子辅政。孔子嫌辄父蒯聩“欲籍他国之力以与子争国,(按:蒯聩曾因淫乱被其父——辄之祖父放逐于异国)则父不父矣。辄藉口于祖父之命以拒父,则子不子矣!”故孔子主张以“正名为先”,未予应允。认为唯有先“正名”,“盖欲有善处其父子之间,以弭将来不测之祸。”弟子子路不解,于是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孔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翻译成白话,就是:
子路说:“老师真迂腐啊!这名分有什么可正的?”
孔子说“好粗野啊!子由!君子对于不了解的事情,就不该发表意见,应该存疑。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够兴;礼乐制度不能够兴,刑罚就不能够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无所适从。所以,君子有一个名分就一定要说出和它相应的话来。说出的话一定要实行。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是马虎不得的!”
子路的着眼点是实用主义,认为有官做即可,还“正”什么“名”;孔子的着眼点是成败,认为如果名实不符,办事违背当时的公理——“礼”,必败无疑。孔子训斥了子路,并诠释了一段关于“名正言顺”的道理。
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到天下纷繁大事,小及家庭琐碎小事,要解决任何问题,均得遵循一定的“理”;且必须名副其实、言行一致,才能名正言顺、畅行无阻地收获成功。
比如商家经商,只有货真价实,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商家在广告上把商品吹得“天花乱堕”;实际上尽是“假冒伪劣”。如此作派,虽然可以骗世于一时,终究不能长久,最终一定会被广大消费者所识破、揭穿,直至被彻底唾弃,落得个破产的下场!
故而,真正的商家高手,不仅极端重视“名”——商品的品牌的声誉,爱惜羽毛;更会非常讲究“实”——商品质量的提高,绝不会容忍“假冒伪劣”。
不同的时代推行不同的“礼”。“礼”就是“理”,谁掌握了“礼”,谁就占有了道义的制高点。
古代封建社会,要讲“君臣父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要讲“民主法治”;现代社会主义,要讲马列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谁要想成功,不仅要讲时代的“理”,还必须名副其实地讲,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办不成事,最终逃不了失败的命运。
孔子讲“正名”,讲究“名正言顺”,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成功。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唯有名实一致,事情才能成功。看来,这倒确实是一条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