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3月10日,包括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在内的16所方舱全部关闭之际,《经济参考报》对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做了一篇重要专访(点击查看原文)。这篇带有总结性的重磅问答,戳到了中医人的6个痛点,读完令人五味杂陈。我们要为这篇专访直面问题点赞,为张伯礼院士为代表的中医人点赞。
1、“开始的时候,相关部门对中医药认识程度不够”
这是张伯礼院士的总结性回答。
本号从疫情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中医药在湖北的应用问题,已发表过多篇强力呼吁的文章。2月2日见到湖北红头文件,要求给全部中轻度患者服用中药,我们曾为之兴奋了一阵。谁知一份新的红头文件如晴天霹雳,打碎了关心这一话题的人们的白日梦:湖北省中医药参与治疗率仍仅为30.2%,而同期全国是87%。
人们想不通,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张院士对此给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相关部门对中医药认识程度不够。只是有一点还让人不解:前有17年前非典中医立功的事实,现有同期外省抗击新冠肺炎中医立功的实践,湖北为何还“认识不够”呢?
这些年全国普遍排斥中医,只是湖北尤甚罢了。其原因,和中医利润太少关系最大。
2、“说到中药注射剂,前些年对它的质疑反对声音不小”
《经济参考报》记者这样陈述到。
不说别的,只需要在公众号搜索“中药注射剂”几个字,排第一的竟然是“中药注射剂应该完全禁用”这个备选清单。对中药注射剂的全盘否定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张伯礼院士指出:对于临床多年实践有效且经过安全评价的中药注射剂,应该予以推广使用,它们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不应一概而论。目前市场上有三分之一的中药注射剂应该果断淘汰,这些年对中药注射剂的质疑也主要源于它们。这个事情已经拖了十几年了,真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由于中草药价格太低,一些不法商人就盯上了中药注射剂。通过官商勾结、医疗行贿来攫取暴利。这种丑恶的现象不光是中医药的问题,也是西医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出现的问题,怎么能让中药注射剂来背黑锅?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鱼龙混杂的确应该清理门户。不过,如果因为有不法之徒的混入,就要一棍子打死所有哪怕安全有效的中药注射剂,那就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也就是利益的问题。
3、“从去年开始,限制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的政策出台实施”
《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这个提问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从2019年开始,就已出台限制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的政策。
张伯礼院士指出:这次抗击疫情中,据当地临床医生反映,武汉地区使用中药比例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西医不能开中药处方。本来2019年出台上述政策的目的,是促进西医学习中医,结果没有很好实现。
稳坐交椅多年的人会颐指气使地说:现在怎么还有“西医学中医”一说?你忘了刘维忠厅长被骂的事情吗?2008年,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认为中医考职称的时候,必须考一大堆西医,为了公平,西医考职称的时候,也考一点中医,一百分占20分。因此网上就有人说刘维忠是王八蛋,敢和全国700万西医叫板。
西学中不是什么新鲜事,毛泽东主席就是第一个力排众议推行西学中的领导人,影响深远。2008年,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发表50周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还亲自参加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
反对西学中的根本不愿意承认,以系统生物学为代表的新一代生命科学,正在逐渐主动向中医靠近。西医药在不少外国人的眼里快走到尽头了,主要有几个问题已令世人警觉,首先是发现病症后需要大量的检查,费用高昂,开刀更是天价;其次是许多疾病一旦发生,便面临终身吃药的痛苦,有的药物还会很快产生耐药性;再次是西药作为化学合成物,会有各种未知的毒副作用。
西学中,不应该吗?是开历史倒车吗?
4、“近些年来,中成药新药品种已很难获批”
《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是这样直白得可爱地说了一句。
中成药新药品种已很难获批,这已是中医人多年心中的痛。相比化学药品,这些年获批的中成药实在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与中国相反,日韩抓住契机,大力发展中成药、中药提取液等产品,目前已占领世界中药市场的80%,赚得盆满钵满。微信上有“日本汉方遍地开花,10年后我们向日本人学中医”,这类文章的担忧绝非危言耸听。
日本东京银座购物街上,众多大超市的店铺外面都挂着一块醒目牌子,上面一个斗大的“药”字,这是日本药店。大多数药店里处方药占店面的1/5,近3/5都是汉方药、保健品,买药时有种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感觉。在德国,有三分之一的西药房销售中药,500多家西医医院设有中医门诊部。
我们不重视中医药、不批准中成药,能否睁开眼睛看看外面?有些政策脱离中医药特点和实践,完全按照西医药的标准来审批中医药,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是对中医药的严重摧残。
5、“应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之中”
张伯礼院士的这句呼吁,也正说明了中医一直被排斥在国家主力公共卫生体系之外。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之中,必须给中医明确的地位,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这是张院士的呼吁。
非典当中,中医药一战成名。国家本应以此为契机,反思80年代以来边缘化中医药的做法,迅速把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救治体系。然而非典过后,中医总体依旧靠边站,只是到了这次疫情爆发,又才有“将中医药纳入公共突发事件救治体系”的政策呼声。时至今日还得如此呼吁,说明这些年政策的制定实在太忽略中医了。
这次疫情,对全国卫生系统的人是一次活生生的现场教学。相比西药的“特效药”、疫苗以及老药新用的严重滞后性,中医药应对突发传染病具有反应迅速、可防可治、高度有效、后遗症少、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
再忘记这一点,就绝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纯粹的利益问题了。
6、“对于社会上有组织的中医黑,要进行严格管理”
张伯礼院士这句话也是广大中医人的心声。
通过张院士讲出来,份量很重,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前不久广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庞医生录制视频,特别是那句“中医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场网络骂战,但从未输过民族大义”说到了中医人的心坎,因此被广为传播。
疫情爆发以来,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中医黑们沮丧透顶。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各大媒体上叫骂,无非就是像留声机一样不厌其烦重复他们的老调,挖苦什么“忘了双黄连了”,说什么“90%喝白开水也能好,中医不要来抢功劳”了,说什么“中药不做双盲随机实验就是耍流氓”了,不一而足。
中医黑的多数是认识问题。对这类人,办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团结为主。只要他们是心怀公正的人,在铁的事实面前,相信会转变看法。这次疫情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还有一小撮人则不然,他们是医药集团、敌对势力派来的爪牙,是职业打手,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对付他们的办法,尤其是为首的一批人物,需要党和政府的铁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