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说：
“当欧洲笼罩于蒙昧黑暗之时，来自阿拉伯帝国的东方文明之光芒，照亮了西方。”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国王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995—1035年)1030年曾经信写给西班牙半岛科尔多瓦公国的哈里发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他在信中请求哈里发允许他派遣公主及随员前往阿拉伯人开办的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致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邦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您顺从的仆人”
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扩散到整个欧洲。??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学。
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阿拉伯语言(阿拉米语言)、叙利亚语言(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言当时通行世界。
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美国历史学家希提(Phillip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如果我们把那些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视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半岛，那么在中世纪的第一个篇章里，就人类进步而言，没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贡献堪与他们相比。除了远东之外，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在整个文明世界作为学术、文化和知识进步的语言。”
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Briffault，1876～1948年)《构建人性》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法国作家居斯塔夫·勒朋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Lane-Poole，1854～1931年)说：
“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
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下半叶的3~4百年之间由阿拉伯人治理的城市，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阿拉伯学术著作，至少应该有几百部以上或者更多。
因此欧洲涌现出如桑塔拉的休(Hughof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of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尔德(Adelard，1075～1160年)、罗杰·贝肯(RogerBacon，1214～1292年)，以及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ofChester，成名于公元1145年)和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
这些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Aurillac，公元945～1003年，即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II，任职999～1003年)也来过此地。
《全球通史》：“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是阿拉伯人所奠基。
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WilliamDraper，1811～1882年)在《欧洲知识发展史》一书中说：“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写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伯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波斯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链条的重要一环，可见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包容性与多元性上堪称典范。
他进一步写到：“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
约翰·威廉·德雷珀还对伊斯兰科学的宽容加以赞扬，他指出：“在哈里发时期，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不仅受到应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智慧宫”中的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ibn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就是一名基督徒。这种做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疯狂毁灭科学，残酷迫害追求知识的学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中说：
“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科尔多瓦阿拉伯伊斯兰国的农业十分发达。
除了粮食作物以外，穆斯林还把棉花带到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语里的棉花一词——algodon，就是来自阿拉伯语(alqutn)。他们在安达卢斯(安达卢西亚，即西班牙)
建立了种桑养蚕发展丝绸业，那里也因此成为中世纪生产丝绸的主要国家之一。欧洲人喜爱的精美的丝绸就来自那里的摩尔人之手。
假若不是穆斯林铺设了贯穿整个安达卢斯的灌溉系统，半岛的农业就不会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当这些沙漠之子第一次登上这个半岛的时候，他们只是见到了早年罗马人留下的原始的灌溉遗迹。在对这片土地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他们通过建立水利工程来灌溉他们的全部土地，从而大幅度地改进了那里的灌溉网络。
在穆斯林治理西班牙的时代，正是这种复杂的水渠网络保证了农作物的丰产丰收，这是没有疑问的。围绕巴伦西亚郁郁葱葱的灌溉平原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令工程技术人员与历史学家着迷。由摩尔人建立的灌溉系统当年浇灌着遍布的果园和稻田，自1000年前在哈里发哈基姆二世时期就出现的管委会至今仍然管理着这一灌溉系统。当年由穆斯林制定的有关规章现在仍然是水务管委会仲裁的依据。
巴伦西亚灌溉平原不过是西班牙众多的受益于穆斯林农业技术的地区之一。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穆斯林创造的奇迹被历史学家称作人间天堂。
Defourneaux在他的著作——《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Spain in the Golden Age)中写到：
“最值得称颂的地方位于格拉纳达一带，摩尔人曾经长时期生活居住在这片自由的王国。他们通过水渠和隧道将水从白雪覆盖的山峦引来浇灌平原及其周围鲜花盛开的山坡，从而使得那里成为具有世界上最美丽景色的地方之一。
据考证，穆斯林建立的、遍布安达卢斯的、优秀的土地灌溉系统，为西班牙语提供了大量来源于阿拉伯语的与灌溉有关的词汇，这些词汇涉及范围小到水道名称大到水法与水系管理，诸如水渠、水池、灌溉税等。这些词汇多得连历史学家也数不清，它们记载着阿拉伯人对西班牙灌溉系统的影响。它们也是穆斯林在农业领域的技术成就的活生生的例证。
新品种农作物的引进加上与之相伴随的水利灌溉系统，为那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一个富庶的社会得以产生，这一社会懂得重视自然之美，并且是由当时的人类所创造的。人们保护森林，栽培新型树种与鲜花，对野生花、草与灌木进行鉴定并给予命名。
今天，这些植物许多仍然沿用由阿拉伯语衍生的名称，例如safflower(红花)、alfalfa(苜蓿)等。
著名的西班牙穆斯林植物学家伊本·巴萨尔、伊本·瓦菲得、伊本·哈伽吉和伊本·奥旺为我们留下许多植物种植、施肥与综合性农业耕作方面的著作。
12世纪伊本·奥旺写了一部农业著作，这部著作曾被翻译成中世纪的拉丁语或罗曼斯言(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语言，主要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译者注)。此书列举了584种植物，详细介绍了它们的栽培与利用方面的知识。他还介绍了树木嫁接、植物杂交、防治病虫害，以及提取芳香花萃(制造香水)的知识。
穆斯林采用鲜花、灌木和树木，将花园装扮成绚丽而完美的艺术品。鲜花盛开的庭院说明穆斯林对园艺的热情深植于他们的内心之中。编年史学家的记录为我们留下关于穆斯林治理西班牙时代的摩尔人庭院的第一手详细资料。由于继承下这比宝贵的遗产，今天的西班牙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迷人的庭院与花园。鲜花从窗槛花箱垂下爬满墙壁，将街道装扮得靓丽多彩。
西班牙穆斯林时代另一个重要成就是绵羊饲养以及由此派生的羊毛业，一些西班牙语词汇就是直接从阿拉伯语吸收的。一些由阿拉伯语衍生的名称与词汇渗入到西班牙人的乡村生活，也许这更加令人感兴趣。这些名称和词汇表明穆斯林在西班牙留下很深的印记。在8000个从阿拉伯语衍生的基本西班牙语词汇中，就有大量与农业和乡村有关的词汇，例如，村庄、磨粉机、赶骡人等。
就具有穆斯林痕迹的乡村生活而言，民居是留下烙印最多的地方。今天的安达卢西亚的房舍与阿拉伯人治理西班牙时期穆斯林的房舍一样优美而舒适，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干“家务”(西班牙语“家务”来源于阿拉伯语“tarea-tarihah”，下同——译者注)，擦洗“磁瓦(砖)”(azulejos-al-zulayj)和“门环”(aldaba-al-dabba)。当“泥瓦匠”(albaniles-al-banna)们干活儿干的焦渴的时候，他们将“水壶”(jara-jarrah)里的水从壶嘴倒下，然后用口接着喝，而且壶嘴与人的口腔不接触——这正是穆斯林带到西班牙的饮水方式。
起源于阿拉伯语与乡村生活及民居有关的西班牙语词汇只是反映影响的一个侧面。在西班牙乡村尤其是南部和东部地区，星罗棋布着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地名，例如麦地那斯(Medinas，意为麦地那城)、阿卡拉斯(Alcalas，意为城堡宫殿)。
西班牙对穆斯林的驱逐使得那里的土地失去了生机，农耕生产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尤以巴伦西亚地区，和摩尔人最后的心脏地带——位于格拉纳达附近的阿普贾拉斯山区为甚。
根据A·博伊德在《来自朗达之路》(The Road from Ronda)一书的说法，当(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从阿普贾拉斯驱逐摩尔人，并让基督徒进驻那里的时候，他不仅强迫摩尔人转信基督教，还下令每个村庄必须有两户摩尔人留下以教给新来进驻的基督徒如何灌溉土地农田。
在巴伦西亚平原，当穆斯林被驱逐出去之后，那里的甘蔗种植几乎绝迹，柑桔类水果的生产也急剧下降。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占伊比利亚半岛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多一些，凭借其先进的农业技术当时那里养活着为数众多的人口。
很多年以后其他欧洲人才达到当年穆斯林在安达卢斯达到的富庶程度。在那片人间天堂，穆斯林曾经缔造出中世纪的花朵，他们的文化遗产今天还在讲述着那里的故事。
[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科尔多瓦拥有约50万人口，相比之下当时的巴黎只有约3万8千人。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科尔多瓦有700座清真寺和70座图书馆，据报有一座智慧宫，藏书稿达40多万册而且雇有很多研究学者、书稿彩饰员和装订匠。科尔多瓦还拥有约900所公众浴室、欧洲的第一盏路灯在这里点燃。]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繁荣的西班牙乡村，以及科尔多瓦宏伟的清真寺、塞维利亚的城堡、格拉纳达庄严的爱尔罕布拉宫，所有这些都是西班牙至今仍然可见的伟大的穆斯林文明遗产的例证。(编译：赵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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