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批评，问题在哪里？

　　4月初，在国内新冠疫情基本结束的时候，方方和她的《武汉封城日记》(下文简称《日记》)成为了舆论场关注的焦点。社会舆论对这本书的评价两极分化，相关的争论也成为一时热点。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有这样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日记》中记录了所谓一般民众的声音，对这样一本日记的批评是否等价于排斥群众意见、脱离群众呢?

　　事实上，无论从她的日记还有各种渠道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普通武汉人民在抗疫初期的艰难，以及极度困难时期的积极应对。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说，每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不同群体往往都会以“人民的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会有新闻报道，自媒体会传播观点……而其中不同立场的群体甚至会发出相同的声音。我们会发现，他们都说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但不同人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

　　方方是其中发出声音的一员，她用日记这样一种貌似“纪实”且更容易引发共鸣的方式来表达观点。《日记》引起的争议，不是简单的因为“为人民发声”，而是源于《日记》和读者互动引起的一系列争议行为和观点。这些争议，是国内抗疫历程的缩影，更是她立场的局限性的体现。这种局限性，跟她所处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无法摆脱。

　　日记的评价，抗疫的缩影

　　方方日记发表初期，正是全国人民抗疫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舆论上以支持她日记的人为主，但总体热度不高。反对者主要借方方《软埋》的黑历史攻击(后文详细说明)。期间有一些未证实的文字发表(如殡仪馆的手机)，成为了日记被批判的点。总体来说，她将当地人的困难表达了出来，但日记对人民对于抗疫的态度影响有限。新中国成立来，历史上有无数的对政府的批判，但丝毫没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内部还残留很多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以及衍生的一些不平等现象，它们会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多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诸如疫情爆发之初对一些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物资调配混乱、管理失当的批评，其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纵使尖锐也是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不过方方的批评不是如此，这体现在她对抗疫逐渐胜利的态度和他人对她质疑的表现上。

　　伴随着湖北省外疫情的快速好转，武汉方舱和大规模病床的建设及四万医疗队的支援，全国人民从初期的悲伤中逐渐走出。政府开始灵活处理疫情带来的各种问题，一线专家们首先呼吁低风险地区快速复工复产，而事实证明这些行为是科学而正确的。然而，方方日记的基调并未发生变化，批评的声音开始增多。可以看出，一般的批评者会深入参与社会实践，并高度弘扬正义的，但方方似乎只是旁观者，批评的目的似乎只是批评。

　　网友曝出的方方微博截图

　　事情的转折点在于有网友曝出方方本人动用私人关系要求辅警开着其私家车将她的新加坡亲戚送到机场。这是一月底的事情，在三月中旬被挖出。批判的焦点，说轻点是批评者对于她的地位产生怀疑，说严重是方方在批评公权力的同时滥用公权力。后来又爆出她别墅疑似小产权转正，其中又涉及公权力的交易问题。这已经点到了方方的局限性，一方面展现出精英“为民请命”的形象，另一方面自身不以身作则，显露出自己本身和群众不一样的立场，甚至是与贪污腐败分子勾肩搭背的形象。几年前的薛蛮子就是这样一夜声名狼藉的。若想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必须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在各种情况下以身作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提出“三勤三化”政策，要求党员必须扎根基层，生活互帮互助，工作兢兢业业，以此团结广大基层群众。疫情期间，更是有成千上万的基层党员不怕困难冲锋在抗疫一线，得到了来自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好评。比起日记中“一地手机”的捕风捉影，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实实在在的抗疫成效。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方方的行为只是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往往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改正错误的生活作风。然而，方方的回应回避了自己的不足，反而将意识形态推向了新的高度。在送新加坡侄女的问题上，方方第一次提出了“极左”的概念，这一点我们稍后谈。在别墅问题上，出现威胁批评者的行为。相反，开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最基本的践行群众路线的行为。此事件起，方方的阶级立场已经开始显现。出书引发的广泛批评也是同理，如果是为了留存历史记忆，互联网时代有太多被人们接受的留存的方法。这其实不算是给外国“递刀子”，而是利用公共事件的知名度追逐个人名利的行为，这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立场的局限，出身的烙印

　　事实上，引发日记讨论的开端还要回到几年前否定土改的小说《软埋》，这本书印上了伤痕文学的痕迹，也印上了方方一代作家的时代烙印。这个烙印很难去除，也让很多人在封城日记初期，不管日记质量直接批判;当然与之对应的是一些同年代的大学教授说它是“良心”并对此吹捧，至于谁炒火的笔者也无法深入考证了。随着时间的发展，日记事件中类似《软埋》的烙印还是被逐渐揭开。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会通过一个人的历史和阶级地位来评价这个人做事的动机，无论事情本身是否是正确的。不同声称“站在人民立场”的人，即使他们会记录群众的点滴，为群众发声，不同人的行为和诉求是迥异的，这种差别会反映出不同人的阶级烙印。方方如此，其他人也如此。

　　对“极左”的“批判”是方方这代作家的重要标签。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方方的批评者可能会被因更强调国家而被标上“五毛”的标签，“极左”的概念只有熟悉或经历过50年前特殊时期的人才熟悉。在历史上，“极左”一般指打倒当权派或打倒一切;在一些崇尚西方的资本主义者眼中，“极左”就是简单的维护社会主义，是没有“独立思考”的“群氓”。可以看出，方方的批评者和“极左”搭不上关系，甚至个别支持方方的人具有“极左”色彩;而方方用这个词，只是表现出她对社会主义的排斥态度，把其当作一顶“帽子”。于是，各种批判者对方方的反对声音增多，碰瓷也好，理性批判也罢，方方大多不接受，只是简单地将这些人打成“极左”，然后号召其信徒群起而攻之。这种将普通群众的批评排斥的行为，恰恰是方方阶级立场的体现。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成功控制疫情后的常态化防疫阶段。抗疫的成果，归功于全国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的高度配合和九州闭户的牺牲精神。抗疫过程有很多不足和批评，但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参与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弘扬正义的，批判错误的;而另一种是旁观式的批评，游离在抗疫之外，左右“指点”。前一种会在不断的批评与建议中作战过程逐渐组织化，更会弘扬最美逆行者的忘我牺牲精神，总结短期扭转局势的经验，这是大多数批评的行为，在批评的时候做到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后一种显出所谓“精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倾向，方方不幸是这一种，在有意忽略抗疫逐渐走向胜利的进程，甚至对群众的批评也高高在上不理不顾，这种批评，看似站在人民立场，实则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