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亲的伟人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看到了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他给女儿李讷的信。读着这些信，我们脑海中那个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形象暂时不见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向自己的爱女倾诉怀念之情的慈祥的父亲，那种深沉的爱和无限的柔情浸透了信中的一字一句，寥寥数语却感人至深。现择其中一封抄录于下：

　　李讷：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伟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跟普通人一样有着亲情和友情。正是这种倾诉衷肠所表达的对亲情的渴求让我们普通人真切感受到了伟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除了对伟人怀有那种仰望高山的崇敬之外，更多了一层想把伟人作为亲近的朋友进一步深入了解他感情世界和内心思想的强烈愿望。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孩子，又是在他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李讷自1940年出生以后，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其他孩子都不在身边，他那操劳过度的心灵需要儿女的亲情来抚慰，因此尽管工作繁忙，毛泽东也没有把李讷送保育院。1947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央各机关已大部疏散，毛泽东还把李讷留在身边。撤离延安后，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部队行动方便和李讷的安全起见，李讷才随中央机关的家属子女东渡黄河，暂居山西。半年之后，战争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立即把李讷接回到自己的身边。

　　有回忆文章记录了父女相聚那感人的一幕：

　　毛泽东喜慰至极。“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激动地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他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说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李讷则高兴地嚷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哧溜地从父亲的怀里钻出来，给“小爸爸”表演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女儿活泼伶俐的模样和充满稚气的表演，眼圈渐渐红了，湿漉漉的。

　　这种经过战火熔炼的感情自然远超过一般的父女之情，这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给女儿写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深情。

　　一个人的品格，在他最亲密的人前面展现得最清楚。尤其作为父亲，他对子女的要求，总是折射出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

　　和一切做父母的人一样，对于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当然要传授给他们自己认为最可宝贵的品格，让他们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毛泽东要给自己最心爱的女儿什么样的教诲呢?

　　1963年，李讷已进入大学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许多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她与父亲之间就有了深入的交流。

　　李讷回忆说：

　　“我以前是在实验中学，是个女校，而且那个学校干部子弟很集中。我中学基本上可以说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全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工人哪，农民，干部子弟就很少，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父亲再严格要求你，再要你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毕竟身上总还是有那些东西。你一碰到这么多的群众，说实在的对自己触动是很大的。所以思想上有很剧烈的变化，就觉得自己要改变，不能像以前那样，老是那么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好像怎么高明啊，看不起人啊，觉得很不应该这样。所以思想经过很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学雷锋，对我触及很大。我就觉得一定要改变自己，要变成一个普通的，跟大家一样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的人，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就中间有一段，可能给他信写得少一点。就是自己在那儿想事呢，觉得自己不行，比起别的同学特别差，觉得自己干部子弟那些弱点要痛改。”

　　与李讷的这个回忆相对应，在《文稿》中看到了毛泽东这个时期给李讷的一封信：

　　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鲜明地表明，他不赞成干部子弟翘尾巴的优越感，希望并鼓励自己的孩子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这与他对党员和干部的一贯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同他那一段时期多次表达的对干部子弟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担心也是一致的。对别人是这样要求，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对自己的孩子同样是这样要求。这种把自己看作普通百姓的一员，与老百姓共命运的态度完全是出自内心的。

　　河伯是《庄子·秋水篇》书中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物。李讷在读了《庄子·秋水篇》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自己的心得。她在回忆中说：

　　“《秋水》，实际上是我们大学的课程。我觉得，自己挺像那个河伯的。我觉得应该改变，彻底地改变自己这一切，跟上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后来想通了，就给他写了信。他很高兴，给我回信。他说你应该是由浅到深，而且应该合群。就是和大家打成一片，要开朗。通过这个我觉得，父亲说的真是对，应该按他的教导做。逐渐精神上也比较开朗了，和大家相处得也比较好。我觉得父亲对我的鼓励是最大的，最最重要的鞭策。他一贯严格要求我们，从小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娇骄二气，不要翘尾巴，不要自以为是。……他说他对我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人一定要立志，要有志气，要有毅力。”

　　与李讷这段回忆相印证的，是《文稿》中收录的另一封信，就在上封信后发出后不久。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

　　从这封信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女儿思想上的进步极为欣喜的心情。毛泽东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在人格上真正“站立起来”，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能够谦虚谨慎;学人之长，克己之短，成为大有可为的人。这种殷切的期待和热烈的鼓励渗透着毛泽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体会。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在孩子身上必然会留下家庭教育的痕迹。这一点，最能真实反映的是与李讷相处甚密，一起长大的那些高干子女对李讷的感觉。

　　陶铸之女陶斯亮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李讷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具。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陶斯亮把李讷称为“红色公主”，然而，这位共和国最高领袖的女儿显得与其他高干子女多么不同啊!当别人都在追求时髦，“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的时候，她却安于“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骑国产车，戴国产表;当别人热衷于各种物质享受时，她却沉浸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中，“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令人惊叹。她过着朴素的生活，家居简单，吃机关大食堂，“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这种清苦与她的身份如此大的反差，竟使得他的同伴不禁感慨：“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

　　陶斯亮在她的回忆录中发问：“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她的观察结果是：“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

　　这点，可以在其他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

　　谢静宜回忆，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主席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当时李讷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稍停，主席对我谈了李讷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行为总要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李讷也不例外，但有一条是明确的，那就是，李讷投身运动绝不是为了追逐名利，飞黄腾达。毛泽东让她去干校劳动锻炼，她“很高兴地去了”，而且，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她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孩(李讷从小身体不好，据谢静宜说，她在乡下也多次发烧不退)，在这样一件实打实需要吃苦磨炼的大事面前，李讷同样做到了和普通百姓的子女一样，不搞特殊化;而毛泽东在号召广大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也同样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女儿去农村插队。李纳的为人和他的父亲一样是言行一致，里外一致的。

　　毛泽东投射在子女身上的影响在他身后仍然那么显然，或许有了某种对比的关系而更为突出。

　　陶斯亮在回忆录中说：

　　李讷“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

　　很难表达看了这段描述后的感受。也许大家都很自然地觉得，作为共和国开国领袖最疼爱的孩子，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太清苦了?可是，只要想一想毛泽东生前讲过的许多话，就会明白，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这些都是毛泽东认为是一个革命干部天经地义的事情，干部子弟利用前辈的功劳和影响来谋取个人利益本就是毛泽东一贯反对的事。李讷只是在持之以恒地实践着他父亲的教诲。李讷的不忘初心让无数人为之感动，也让人们从她的身上更深刻地懂得了毛泽东的为人。

　　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永远和普通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毛泽东自然成为普通老百姓心中最最亲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