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同胞的困惑

　　我出身在台湾新北，祖国海峡对岸那一端。我的父亲是桃园人，但我祖父是广东人，当年随那些人败退逃来台湾，而我母亲则是到底的本省人，祖籍福建，雍正年间便已迁移到台湾。

　　父亲是位还算成功的建筑师，大学毕业几年后，就通过当年录取率蛮低的建筑师考试。顺风顺水的开业，收入也还算不错，母亲从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多年教职，后来担任新北某间小学副校长。

　　就家庭经济背景而言，我在台湾算是中等偏上，是典型的所谓中产阶级。从小我的环境也相当不错，幼稚园小学都是在私立学校度过。一直到八岁那年，金融海啸席卷世界，父亲开办的小事务所也受到不小冲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在大环境底下是那么的脆弱，父亲一直都是相当坚强的一个人，在普通环境下也算是能力出众，但在整体环境面前，却也是脆弱的。

　　但我想，我或许是幸运的吧?

　　经济危机时，父亲收入不彰，但他大学的好友却伸出了援手。父亲关闭了自己的事务所，选择入职那位出身富裕的朋友所开办的建设公司(他本人是台湾某间上市公司家族的成员，后来跟家族借了钱「创业」)。我一直在想，要不是母亲是小学副校长，要不是父亲有位资产阶级出身的朋友，我现在又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父亲入职那间企业后，继续秉持着自己力争上游(现在看来就是奋斗逼)的精神，一路爬上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母亲则从小学副校长升任校长，可以说，在国中时我的生活是非常美满的。

　　那时候的我，总有种心高气傲的感觉，既为自己父母的身份骄傲，又为自己家庭收入自豪。那时国中的我，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我就读的国中是间私立国中，是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颇有名气的国中。事实上，我的父亲虽然已经是所谓的「副总经理」，但在那所中学里，我家的收入其实只能算作一般。别说我了，哪怕是我父亲那位出身富裕的朋友(那间建设公司董事长)，在这间中学里也算不上最顶尖。我们班里满是达官显贵子女。

　　但即使如此，能跟这类人入读同间中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我一种荣誉感。这使得我有些忘乎所以，而疏于学习，于是乎我在国中升高中的升学考试(台湾称作会考)失利了，即使我的PR值落在90(台湾计算学生成绩在同侪里排序的数据，意思就是在一百人里你赢过多少人)，但在这所中学在父母眼里，这样的成绩是不及格的。

　　那时的我很绝望，但现在看来，我甚至得庆幸我会考的失利。可以说，那次考试改变了我的一生。大体而言，新的高中生活对我起到了不小影响。主要是得归功于我几位优秀的老师(尤其是某位历史老师，他彻底改变了我原先可悲的思想)。

　　我曾对祖国抱有偏见(坦率而谈，我那时不认同所谓祖国)。但是，在上了那位历史老师的课程时，尤其是当他开始描述近代历史时，我开始有了些疑惑。我曾跟那位老师有过多场辩论(私底下的)，某种程度上而言，他逐渐说服了我。他动摇了我原本的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价值观，最后，他送给了我一本鲜红的书。我带回家读了很久，很久，里头充满我不是很熟悉的字眼，于是我开始上网一个个搜索。

　　若故事仅发展到这里，那世界或许不过多个小资产阶级左派罢了。但接下来，某件事使我产生了更大的思考。

　　我父亲在我高三那年升任总经理了，而彼时他朋友经营的建设公司也正式被父亲朋友家族(台湾某上市公司)给正式併为子公司。而当年的尾牙(中国传统节日)，作为子公司总经理父亲带了我一同参加了尾牙，而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资本家们的生活。

　　凭心而论，我父母收入在台湾真的算不错了，但当我亲耳听到某个刚大学毕业入社会没多久的女生，跟父亲炫耀自己一年只花了一千万台币(约200多万人民币)很节俭时，我还是深深的赶到震撼。我后来查了下数据，全台湾受雇员工平均月入大约四万七(现在好象是五万台币了)，而这位不过二十余岁的小姐，平均算下来可是超过八十万台币啊!

　　父亲是一位奋斗者，努力拼搏一辈子(但后来我真正掌握到某些哲学思想后，仔细研究下，父亲的成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祖父，因为作为外省老兵后来专任公营企业基层主管的爷爷他那个年代严格说来也是中等偏上)，一年收入也不过四五百万台币(约100万人民币)。就这样，父亲还被亲朋好友视为所谓「成功」。

　　当然，仅仅如此还不至于使我真正接受马哲思想，接受那位伟人的理论。

　　回到我在台北租的房子后，我想了很久，然后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毕竟那时的我，虽然对某些伟大理论有所了解，但却未真正信服。就骨子里，我多少还是有些小布尔乔亚心态，总认为自己跟无产者们是不同的。

　　台湾高中盛行所谓校外志工(其实是升大学需要用的资历)，而我选择的是某个为街友们提供阶级的组织。

　　虽然我对台湾高中升大学所谓多元入学管道颇不以为然，但唯有校外志工这点，让我觉得有一定程度重要性。在担任志工期间，我见到了很多人、事、物。如果说先前在尾牙里，我见识到了资本家的富有，那么街友们，让我彻底认识到无产者们的痛苦。

　　前后不过数月，我仿佛一下从天堂掉到地狱，两个极端对比的场面深深震撼了我。我所信奉的一切自由主义思想，一切市场竞争，什么看不见的手，都在这冲击无比的场面下化为乌有。

　　回到学校，我开始浑浑噩噩起来，只觉得自己先前的人生宛如虚幻(现在看来，那简直是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那段经历深刻的重塑了我的思想，我开始不再对马哲理论与伟人思想牴触了，开始仔细钻研，一字一句的看着里头的内容。

　　有趣的是，在这其中，我发现在钻研理论时，我的逻辑更加清晰了。后来我考上了台湾法学院排名前三的学校，现在看来恐怕与这不无关系。

　　上了大学后，我开始不再满足只是钻研理论，我想要深入的去探讨台湾的层层面面，于是乎我开始做出了某些实际行动。

　　我曾访谈过各行各业(但只是单纯的访谈严格来说不能算错真正的研究)成员，了解他们的辛酸血泪。我曾跑去工地，问父亲建设公司的一些员工们关于生活的状况(仔细想来，这似乎又是某种小布尔乔亚一时情绪激动下的不智行为，我向被我打扰的工人们致歉)。

　　我深刻的体认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侷限，在自由竞争的名号底下，人间宛如的修罗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底下，小资本若不想被大资本吞噬，只能加倍剥削无产者。无产者尽管拼了命的劳动，其所得相对资本家坐享生产工具无偿占有劳动所得利润不过寥寥无几。更可悲的是，无产者越是疯狂劳动，他为资产者赚取的利润愈多，被剥削的自然也愈多。

　　但大体上，我仍然是个平凡的大学生。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我不吝啬告诉我父母我的政治立场，但我父亲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对我的政治立场抱有任何态度。(或者说，他只是单纯将我的某些举动，视作年轻人多愁善感的具现化，也许他说的是对的?)而我母亲，从来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满足于她日常工作之中，管理她自己的一小片天地。对她而言，我的政治立场虽然莫名其妙，但也不是不可接受(但她时常告诫我，不要在其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不是没有跟父亲谈论过有关马哲的理论，却没想到父亲对这些理论居然都有些研究。他倒也不是要反驳我，只是单纯的认为这些理论正确与否都不重要，重点在当下世界多数国家与地区，都是施行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得按照这社会规则行事，至于这秩序规则是否正义，那是另一回事。他甚至有些讽刺的对我说，自己对某些理论根本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所谓的实际行动除了满足自身伪善的虚荣外，实则毫无用处。

　　我几乎无法反驳父亲的指责，因为实际而言，我除了天天钻研理论或是探讨下无产者们的生活外，我根本没能为他们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也许，等我大学毕业，等我考上律师，我能做的会更多吧?除了用法律系学到的专业知识安慰自己外，我甚至没有能力去寻找其他论点支持自己。

　　我对自己的未来是迷茫的，我很困惑，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