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猝死背后的经济真相 - 网友杂谈

　　一名劳动青年在工人祖国的西陲，在为资本新贵拼多多坚守边疆的过程中猝死，可能是2021年开年之际最大的讽刺。

　　如果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什么不同，青年的变化或许首当其冲。如果时光倒流，退回到1963年，人们一定会在《冰山上的来客》的荧幕前，为解放军守疆战士的勇气、智慧和爱情动容。那个年代的“守疆”，风雪残酷而又满怀激情，无数青年正是在这个战场上，践行着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58年后，同样的青年也在“守疆”，只不过这个疆，彰显着人类历史的另一种面貌。

　　一、常态的加班：工人和“打工人”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劳动者加班就渐成了常态。19世纪的英国工人，最小从五岁起就开始做工，成年之后一天要工作12至14小时。由于超长时的工作，很多工人都发生了身体畸形的现象。【1】在中华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金十年”中，工人普遍工作12小时，有些甚至高达13、14小时。【2】

　　令当代人心心念念的八小时工作制，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下属的国际劳工会议)召开时，才以宣言的形式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可。1935年，国际劳工组织又通过了施行40小时工作周的决议。但是国际劳工决议不具备约束力，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罕有真正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产业在美国首先兴起后，白领工人逐渐取代了工厂工人，“打工人”虽然不用站在流水线上组装零件，但却不得不继承工厂工人加班的职业命运。

　　2020年尾，南都民调中心发布了《职场压力与加班状况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超七成受访者需要加班，近半数受访者表示每周的加班时长在10小时左右。与2015年的调查相比，5年后的职场人士的工作压力显著增加，超五成的受访者感到自己有着很大压力。【3】

　　当代“打工人”的加班工作在互联网企业里体现得淋漓尽致。2019年3月，有程序员在Github创建了名为“996.ICU”的页面，短短两天内便获得5万次收藏，一周内便冲上了Github的月榜。随后，马云、刘强东等企业家发表“福报”言论，很快遭到了主流舆论的调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拼多多员工的“如厕自由”问题在2020年8月冲上热榜，引发“打工人”的集体共鸣。　　

　　众声喧哗之下，底层劳动者的辛酸无奈无从排解。舆论像是一阵风，猛烈地刮过却又带不走什么，996从两年前至今并没有什么改善。铁打的大厂，水一样流动的劳动者。

　　加班给劳动者带来多方面影响。1998年出生的橙子，在大厂工作，经常加班至两三点，“花儿一样的年纪”里，患上了颈椎病、肠胃病，失眠多梦、心悸气短，整条左手手臂脱力却查不出病症【4】。

　　除了一直伴随着城市劳动者的疾病外，加班导致的精神状态也是令他们倍感焦虑的原因。实习生王可，在北京亦庄的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早晨6点40分起床，在上班路上要度过1小时10分钟并经过21站地铁。她加班常到夜里，忙到冬夜的晚餐都没空吃一顿饺子。她喜欢看电影，钟情于《心灵奇旅》里的一段话，“当你想要生活的那一刻，心中的火花就已经被点燃。”可当她回顾生活，无力感扑面而来，心中那团火早就被加班和通勤打败。【5】

　　2020年12月29日，离新年只有两天，拼多多员工张某霏倒在了乌鲁木齐凌晨一点的冰天雪地中。人们不知道，当她意识到这是自己生命里的最后一刻，她能想到些什么。或许是许久未见的父母，或许是暗恋多年的同学，或许是仅那雪花飘乱时，对鲜活世界的最后一瞥留恋。人们唯一确定的，是张某霏生前的最后一条职场动态：为拼多多守疆。

　　守疆，谁的边疆?

　　二、超时工作的背后：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

　　大约两百年前，一些思想家看到了劳动者的悲苦命运，于是他们想要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824年，英国慈善家罗伯特·欧文出资创立了劳动公社，希望依靠先进的企业管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一实验最终失败了。

　　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讲明白了劳动者“多劳不多得”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了科学而彻底的解决方案。在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体系里，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学问;只有马克思主义愿意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替“打工人”说话、为“打工人”发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劳动者出卖劳动，换取工资，好像是公平交易，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其实，这种劳动-工资的交换，并非是公平交易。雇佣劳动制下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仅相当于劳动者维持个人基本生活需求的费用，其所获得的工资远低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工资与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便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用“剥削”一词来代指资本家的这种行为。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就是无人道地延长工作时间。劳动者工作的时间越长，创造的价值便越多。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则是另一种更巧妙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提高生产力，缩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其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

　　加班就是一种典型的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现代企业里，尽管有着加班福利吸引员工加班，但这些福利相比员工加班创造的价值，仍是九牛一毛。员工加班得越多，剩余价值便越多，企业利润便越高。在论及加班时，马克思用哲学化的语言点破了所谓工资劳动的黑幕：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

　　马克思深刻同情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他以血泪控诉着雇佣劳动制度的恶果，他旗帜鲜明地向资本家发出了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作日的呐喊：“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情面可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

　　三、惑目的概念：所谓内卷和硅谷模式

　　2020年疫情汹涌，“内卷”一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奇葩说》第七季开场中，北大状元刘纯懿一路狂怼，怼到导师环节，开始诉说自己难以纾解的不甘。刘纯懿说，她不懂，为什么读书读到北大，还要面临无穷无尽的焦虑?为什么她明明已是残酷竞争的获胜者，却仍然不能实现自由?

　　刘纯懿的问题抛出来之后，马东、蔡康永、杨幂这三位导师既无法理解年轻人的困境，也不能深入思考这种困境的原因。一个无比犀利的质问，最终以杨幂的一句“她只是在自说自话”宣告终结。

　　刘纯懿所抛出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年轻人所普遍面临的“内卷”困境。内卷的通俗意思是激烈的内部竞争，导致个体生存状况的持续恶化。作为一个当代社会的流行“梗”，内卷带着几分洋气。实际上，早在两百年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表述过类似的意思。马尔萨斯著名的过剩人口论认为，人类无法抑制生育本能，总是生育出超过生产容纳能力的人口，形成人口过剩，导致社会危机。在马尔萨斯这儿，人口过剩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本源，而人口过剩又是自然规律，无从更改。　　

　　用“内卷”的视角来分析和思考社会问题时，便会陷入一种绝望的困境。如果总是让无穷的人，去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那么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得到缓解?可工作岗位又不能不有限，人口又不能不过剩，矛盾就这样长存下去。

　　问题在于，人口过剩是个伪命题。生产本来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只要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生产就有增长空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停滞，只是因为民众的消费能力降低，而消费能力降低又是因为工资过低，工资过低则是因为资本逐利。民众不是不能消费，而是无钱消费。从这个层面看，生产力始终可以进步，就业始终可以扩大，人口可以永远不过剩。唯一的前提，是生产不再由资本主导。

　　有人常把美国互联网与中国作比较。在IMT的鄙视链上，外企总是好于中国的本土企业。“硅谷模式”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人羡慕的天堂模样。有段子说，下午5点过后，硅谷的一天结束了;下午5点过后，中关村的一天开始了。

　　硅谷是互联网产业的代名词。吴晓波在《硅谷百年史》的序言里把硅谷的成功归纳作三点，一是公平的利润分配，二是大公司兜底风险，三是吸引全球人才。【6】的确，硅谷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谈论硅谷时，不能不提到全球化对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影响。

　　两年前，一份披露的文件显示，谷歌的外包员工已有12.1万人，超过了10.2万名正式员工的数量。这些外包员工多来自印度和巴西，他们承担着远超正式员工的工作压力，却仅能拿到微薄的薪水，也无法享受公司福利。这种用工的“二级制度”在硅谷盛行。根据数据，2009年全球软件的外包规模在800亿美元，2017年攀升至2200亿，每年增速高达100%。【7】　　

　　硅谷模式建立在劳工全球化之上。美国劳动者相对高福利的代价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包劳动者承受起更沉重的剥削。上世纪末的互联网产业全球化之路，和几十年前的加工制造业全球化没有本质区别。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带去了环境污染和劳动剥削;互联网产业则同样将枷锁套在了外包劳动者身上。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硅谷外包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了。面对疫情的威胁，谷歌的外包工、印度裔安全工程师普雷瓦尔感到迷惘。他是“红色徽标”(与正式工的“蓝色徽标”区分)，无法远程登录公司邮箱，因而无法在家办公。此外，他还享受不到公司的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险。种种差别待遇，只能让他冒着新冠的风险，坚持工作。【8】

　　所谓的硅谷模式阻挡不了工人维护自己维权的脚步。今年1月4日，谷歌的200余名员工建立了谷歌工会(简称AWU)。AWU的两位主席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工人们建设了谷歌，但它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要效力的那个公司了。”AWU致力于维护员工的权益，他们将以自己的努力“确保工人们了解自己的工作在做什么，获得合理的工资，同时不必担心受到虐待、报复和歧视。”【9】

　　参考材料

　　【1】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

　　【2】徐凤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05月第1版,第706页

　　【3】《职场压力较5年前明显增加，七成受访打工人要加班》南方都市报，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39803859_161795

　　【4】《打工人的互联网"围城"》，AI财经社

　　【5】《国内互联网公司为什么加班这么狠?》，刺猬公社

　　【6】《硅谷模式为什么能兴盛100多年，为什么不可复制?读<硅谷百年史>》，虎嗅网

　　https://www.huxiu.com/article/37658.html

　　【7】《谷歌临时工达 12 万，外包程序员的出路在哪里?》，CSDN

　　https://m.gelonghui.com/p/275885

　　【8】《疫情让硅谷“二等员工”处境尴尬：工资福利差不能在家工作》，36Kr

　　https://36kr.com/p/1725236805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