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秦始皇犯了错误，大一统没错

　　虽然《大秦赋》下线了，但对秦始皇的讨论却越来越热。不仅网上不少人大肆抨击，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也亲自下场。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

　　冯天瑜教授的文章，题为《“史剧”与“史观”》，全文洋洋洒洒几千字，怒斥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

　　冯教授认为，《大秦赋》中的秦始皇力行东出，扫六合，一天下，是为了解万民于倒悬，但统一的过程中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动辄屠城，扭曲历史，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狡诈、暴虐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

　　冯天瑜虽然也承认大一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这篇文章的核心，其实是在批判秦始皇奠定的君主专制，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同时，冯天瑜也反对把大一统的价值绝对化，举例说大一统的沙俄帝国充当欧洲警察，而一些西欧分治小国则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如荷兰、芬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等等。

　　在文末，冯教授更是点题：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冯教授的观点。

　　在《历史五味》第14期中，我也谈过《大秦赋》，主要内容是认为，大一统本身没错，但在统一之后，秦始皇没有及时调整政策，与民休息，反而滥用民力，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肯定秦朝的政治制度，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发展方向，一方面也要批评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滥用民力。

　　但在这一轮对秦始皇的批判中，许多人明显是在夹带私货，表面上是在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在批判君主专制，批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就偏离了批评秦始皇的正常轨道。

　　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部落联盟制进入分封制，再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这也是客观发展规律，只是有的地区发展比较快一些，有些地区发展比较慢一些。正是因此，我在《历史五味》第15期讲过，从商朝到周朝，从部落联盟到分封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分封制也曾经是先进制度。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出现以来，君主专制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君主制并不是从一开始出现就落后，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君主制也曾经是先进制度，曾经发挥过进步作用。

　　我们知道，与分封制相对应的是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对应着的就是井田制的时代。而到春秋晚期，井田制的崩溃已经势不可挡，从鲁税亩开始，各国都进行了制度调整，就是为了适应新出现的地主所有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

　　在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各国纷纷“变法”，比如李悝在魏国、申不害在韩国、吴起在楚国，都进行了变法。变法的核心都是两个，削弱和打压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同时改革军队制度，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

　　在这一轮变法中，秦国并不领先，反而是后发制人。因为变法更晚，所以更加彻底，也就是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才开始崛起。这也就是《大秦帝国》系列第一部的一开始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秦国，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已经被关东各国视为夷狄，面对魏国的进攻，只能割地求和。

　　正因为秦国当时仍然十分落后，所以秦国的改革更加强调“顶层设计”，更加需要借鉴关东各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摸着关东六国的石头过河。秦国的变法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经历了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攻，商鞅之死就是保守派反扑导致的结果。

　　同时，各国也都在打压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各国宗室的势力整体上都在逐步削弱。但相比之下，秦国的改革更为彻底，推行军功爵制度，让各国的能人异士纷纷前往秦国，寻找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

　　军功爵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普通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通道，一方面是打压了宗室贵族的政治地位，将公族逐步边缘化。

　　就像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人才纷纷前往美国，去寻找美国梦，在战国时代，各国沉沦下寮的人才，都怀揣着秦国梦，到了秦国，为秦国崛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二战中率领美军打败德国的艾森豪威尔是德国裔，魏国来的张仪帮助秦国打败了魏国，赵国来的吕不韦帮助秦国打败了赵国。即便是商鞅、张仪、吕不韦等人先后惨死，但秦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各国人才仍然在持续流入秦国。

　　在分封制的时代，虽然君主无法集权，王权受到贵族的制约，但在贵族之下的奴隶，却并没有什么权利。到了中央集权的时代，虽然君主集权，但君主之下，社会等级远不如奴隶制的时代森严，尤其是大量奴隶逐步变为自耕农，拥有了比奴隶制时代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也同样是历史的进步。

　　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观念就只能出现在君主集权的时代，而不可能出现在分封制的时代。

　　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产阶级逐步出现，并且有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才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君主制才落后了，成为了历史发展的阻力。但即便如此，君主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先进的，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仍然是进入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处于藩镇林立的分裂割据状态，进入近代之后的第一步就是尊王，统一全国。在德国，也是先由普鲁士完成统一，然后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在意大利，也是先由撒丁王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

　　所以，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这只是秦朝的政策的失败，秦法、秦制却仍然保留下来了，并在汉朝逐步落实，从而奠定了之后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对于大一统的评价，理论上说，冯教授说得没错，不能把大一统绝对化。尤其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大一统的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时候，打破它就是合理的。

　　比如在晚清时期，革命派与保皇派辩论时，保皇派反对革命的一个理由就是，革命会导致边疆地区脱离中国，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进入民国之后，因为宋教仁被刺杀，南方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发生了战争，之后长期处在南北对立的状态。袁世凯称帝之后，南方各省组织护法运动，脱离并讨伐北洋政府，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

　　但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分裂割据时期，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这个大框架，只是在争夺下一次统一的主导权。

　　比如东汉末年全国混战，进入三国时期，但曹魏和蜀汉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拒绝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就是都在争夺统一的主导权，称对方为“贼”。这也就是诸葛村夫所说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刘备在成都称帝，是为了延续汉朝的法统，目的是为了北伐中原，还于旧都，而不是满足于割据西南，偏安一隅。

　　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裂，但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方的各个政权，在称帝之后，也都把自己视为正统，将其他政权视为敌人，而不是可以平等交往的主体。西北各个政权或者称王，或者称公，但也经常派人向南朝称臣。

　　安史之乱之后，淮河以北，潼关以东的华北地区，基本上都陷入了藩镇割据，甚至出现过几个藩镇联合，自己称王的情况，但每个藩镇都没有完全脱离朝廷，即便是在与朝廷军队打仗的时候，也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明确反对唐朝中央政府。

　　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历经五代，南方出现了多个分裂政权，有的称王，有的称帝，但绝大多数仍然奉中原政权正朔，视为宗主。那些称帝的政权，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的打算。

　　《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表面看，中国并不是一直大一统，而是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但每一次分裂，都是在为下一次更大范围的统一做准备。

　　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南方各地就已被纳入版图，但因为人口较少，开发程度不足，朝廷的实际控制能力有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快了南方各地的开发。

　　东吴到南朝在东南，蜀汉在西南，都在努力地将当地的少数民族逐步同化，将他们从化外之人变成编户齐民。在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虽然造成了持续的战乱，但也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五胡民族，到隋朝统一时，都已经变成了“汉人”。所以，在唐朝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将领，比如契苾何力、阿史那大奈等等。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出现了多个割据政权，但为了生存，这些政权都在本地进行了大量的深入开发。比如福建，在汉朝时期，只设置了一个县，在五代十国之前，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在五代十国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说明唐朝中后期福建正在加速发展。进入宋朝之后，福建和江西出现了多位状元宰相，比如王安石是江西人，他变法时的主要助手吕惠卿、章惇都是福建人。

　　而且，秦汉以来，出现了三次大分裂，但每次分裂持续的时间，都比前一次短。三国两晋南北朝持续了三百多年，五代十国只持续了五十年。此后，虽然元朝末期和明朝末期都出现了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就又统一了。一直到清朝灭亡，才又一次出现了全国性的分裂割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分裂与统一时中国历史上辩证统一的一对矛盾，但始终服务于同样一个目标，也就是大一统国家。如果没有大一统时期的人口和技术积累，分裂时期各个政权也很难开发边远地区;如果没有分裂时期的开发和准备，中国也没有今天的广大版图，和众多人口。

　　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受益于大一统留下的遗产。比如在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因为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才能从全国各地抽调医护人员，在武汉打一场对疫情的围歼战。因为有中央进行协调，才能将围歼疫情的战场放在武汉。

　　欧洲则因为四分五裂，各扫门前雪，病毒才能将欧洲各国各个击破，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在疫情严重时，向欧盟成员国求救，但其他各国只是作壁上观，没有假以援手。反而是中国，刚控制住疫情，就派出医疗队，远赴欧洲，增援意大利。

　　而且，欧洲虽然小国林立，但并不是不希望统一，只是做不到而已。否则，也不会有拿破仑、希特勒了，更不会有欧盟。正因为在疫情冲击之下，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塞尔维亚总统才公开说，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能帮助我们的，只有遥远的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批评历代统一战争中的战争和杀戮，尤其是针对平民的屠杀，是必须要谴责的，但我们不能否定大一统的历史方向。而且，中国走向大一统，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国晚期，统一是必然趋势，问题只在于由谁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秦国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开创了大一统的传统，这是秦朝的贡献。但秦朝二世而亡，留下的深刻教训，也必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