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大凉山“扶贫”

　　摘要：让生产资料成为穷人的集体财产，发展出贫困地区的内生力量，自己掌握生活资料的分配，才能彻底地摆脱贫困。

　　作者：子午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精辟地指出：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扶贫”不应当只是发钱，即消费资料的再分配或曰“三次分配”。伴随着土地流转、资本下乡，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发给穷人的钱最后又可能会流到资本口袋里。所以，扶贫要想服务于社会的平等化，不能局限于仅仅服务“劳动力的再生产”，替资本企业培养打工人;而应该让生产资料成为穷人的集体财产，发展出贫困地区的内生力量，自己掌握生活资料的分配，才能彻底地摆脱贫困。

　　凉山地区因为是多民族居住，解放前还保留着奴隶制、封建制甚至原始部落等多种社会形态，民主革命和土改进行得比较晚。解放以前，凉山广大少数民族的底层民众，一方面受到本民族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时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带来的民族压迫。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首先在凉山地区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生产扶持，推行民族自治政策，增强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思想。换现在的表述，也就是帮着他们修路、建房子、发展生产，甚至直接调拨粮食和生活物资，扶危济困。也就是说今天的扶贫措施，当年也做过。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扶持的规模和程度跟今天肯定无法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奴隶主杀害努力或残酷压迫奴隶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奴隶逃跑或起义的现象频繁发生，凉山地区的民众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进行民主改革。有了足够的民意基础，1956年2月9日，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开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全面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当时的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凉山地区的土地改革也直接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阶段。

　　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大大改善了凉山民众的生活水平，消灭了数千年的剥削制度，获得了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的普遍支持。尽管少数奴隶主头人策动叛变，最终却因为新中国政府的有力平叛和彝族底层民众的共同反对而遭到失败。

　　笔者曾随朋友数次自驾深入大凉山地区进行社会调研，无论是西昌附近的冕宁、大凉山南部盛产石榴的会理(墨茶的家乡)，还是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布托，笔者都曾去过。像昭觉、布托这些地方的交通条件的确十分糟糕，这倒不是政府没有修路，而是修了很快就会垮塌;一到阴雨季节，道路中断是家常便饭。

　　但是，如果单纯地比较农业自然条件，凉山绝大部分地区却又是远远好于山西的大寨、河北的沙石峪和兰考的盐碱地。依靠集体经济，毛时代涌现出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农业典型，山西大寨、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兰考的盐碱地治理、沙石峪“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

　　事实上，凉山地区依靠土地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

　　昔日受尽压迫和歧视的农奴当上了生产队长，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仅仅在土改过程，凉山州就发展了376名中共党员，567名共青团员、锻炼并培养了州县区乡各级干部5668名;武装队员16000多名(后来多数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州内每个县都成立了劳协会，其成员达103万人……这些都成为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中坚力量。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少数民族民众的阶级观念大大加强，家支观念大大削弱;民族团结增强，民族隔阂消除。笔者在凉山地区走访过程中，遇到一些健在的老党员和被解放的农奴，他们至今非常怀念公社化时期当家作主的尊严和光荣，怀念当时人们的精气神和干劲，今天凉山地区普遍存在的黄赌毒和偷盗在当时完全是绝迹了的。

　　1956年6月，西昌专区已成立农业社4497个，入社农户占农户76.6%;1958年9月25日，凉山州第一个人民公社——昭觉县南坪人民公社建立，凉山州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并试办33个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显示出了组织化劳动和管理的优势，在笔者走访过的凉山农村地区，当地大部分的平坝耕地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50年代政府组织了村民去挖沟、修渠、排水、整地，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坝耕地。不少老人依然记得以前生产队的口号：“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戴帽子”指保护森林，绿油油的;“拴带子”指堰渠通水;“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全面和系统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思路。

　　1960年1月，中共西昌地委在全区开展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运动;至年底全区共生产改良化、半机械化工农具110多种，22万余件，建立农业机具厂183个;1963年11月16日，凉山州21个水利骨干工程开始施工，受益农田将达到7万多亩;1964年3月12日，中共西昌地委、各县县委和专县机关抽调960名干部在全区24个点建立试验田，计划试种棉花、花生、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548.81亩;1965年11月，凉山州有1600多个高级社建立了良种基地，先后从成都、温江、广东等地调入水稻、小麦良种10万公斤;1980年4月，全州共榨蔗91900吨，白砂糖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产糖10080吨。

　　到1978年，凉山州全州建稳产、高产农田35万多亩，有效灌面38万亩，喷灌6万多亩，集体经济时期凉山州社会经济逐年增长。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农村在地工业被提倡，鼓励社队企业利用本地资源、集中农业剩余发展加工业和小型工业，设对企业吸纳了大量富余农村工人就地安排就业。

　　凉山地区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是在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特别是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被带动发展起来的。

　　1958年8月15日，冶金部建立了西昌钢铁公司筹备组;1964年，毛主席正式作出三线建设决策。1964年5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攀西地区“三线建设”上马。“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除攀枝花钢铁基地因从西昌专区划出外，磨房沟电站、军民两用飞机场、卫星发射基地，还有成昆铁路的367公里路段，都在西昌、凉山州境内，三线建设的历史就这样在凉山大地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解放前，凉山境内没有现代工业，仅有4家濒临绝境的小工业企业。从5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国家在西昌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带动了凉山的地方工业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昌建成了中央属的重点项目、中国最大的冶金中试基地——冶金部410厂，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凉山州已建水电站1480座、机组1547台、装机容量59830千瓦，加上省属磨房沟电站，装机容量达到97330千瓦。农村小水电站的建设，六七十年代在省内外已小有名气，“文革”中还参加过“广交会”的展览，被誉为“彝乡明珠”，少数民族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光”。

　　从上世纪50年代零的突破到70年代末，凉山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13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到939个，职工总数达到46003人，工业总产值24800万元，为1949年的47.3倍。

　　有了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和扶植，凉山州的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企业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经济不平等的有效举措。1970年6月，冕宁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地区第一台水稻插秧机;1974年4月，凉山州农机厂制造的2-4号水利启闭机送展广州交易会，河南省水利局选定为援外配套产品;1976年1月24日，西昌农业机械厂完成铸钢外结晶技术改造项目，获得西昌地区科技成果一等奖;1980年12月，凉山州农机一厂试制的“拖靶机”获得成都军区科技成果四等奖……

　　80年代初，集体经济组织解散后，凉山彝族农民转向了寻求家支和邻里合作，以至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小凉山地区出现了一股搬迁潮，人们通过相互调换土地的方式，与自己的家支成员聚居在同一村子，形成了今天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支构成村落主体的局面，传统血缘政治力量得到了恢复甚至是加强，与之相伴随恢复的是血统等级婚姻和习惯法，甚至出现了以家支为纽带掌控村落公共事务和利益分配;社队企业逐渐转变成了私人承包的乡镇企业，以家支为纽带的工头制度使得企业得以顺利实现以灵活雇工的方式获取廉价的劳工，工头成为先富群体……

　　今天，人们应当从毛泽东时代的“扶贫”历史中得到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