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资本压榨无产阶级导致的悲剧接二连三地上演，拼多多更是一马当先，先是害一名女孩子猝死，随后又逼得员工跳楼，好不威风。这两三年来，有关于996、剥削、资本家和权贵的话题越来越受人民群众特别是95后和00后新生代的关注，甚至姓“社”姓“资”这一30年前的老问题在网络社区中也会经常被争论者们有意无意地提及。
在当下虚拟空间的舆论中，不同于多半喜欢嘲讽乃至羞辱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对西方普世价值(市场经济、议会政治等)过于迷信乃至成为“精神×国人”、在邓江胡时代市场化私有化的浪潮下成长打拼、形塑三观的65后、70后和80后，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对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前的苦难辉煌史重新表示出了极高的敬意与兴趣。晚近兴起的青少年为主体的app知乎、B站等，成为了发表此类言论和进行此类文艺创作的主阵地。其中的许多作品质量极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图文并茂并大量引用一手文献有理有据进行历史、政治问题的论证以驳斥之前一些错误片面的史观(如“民国想象”、“感恩美国”);用动漫的形式呈现中国、苏联和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史;通过视频说书方式介绍历史类著作以及剪辑相关领域专家讲座视频等。
不过，在这一波“回归红色”的热潮之下，也存在着不小的隐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当“资本家”、“996”、 “打工人”的话语越来越变味为一个网络梗、一个“乐子”，本身也就褪去了其革命性和阶级性的锋芒，事实上被收编为资本主义亚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一部分。比如，毛主席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B站和知乎的新财富密码，其许多名言被扭曲为“心灵鸡汤”、“经商秘籍”——当然更多还是被做了个人成功学的解读，仿佛成为了任何一个行业的事业导师，哪怕是在他老人家一辈子致力于消灭的领域内。
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对日益残酷的剥削事实，近来也出现了不同于阶级叙事的解读声音，并且将答案导向了其他的方向，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比如，《南都观察》近期的一篇文章就说：“中国没有资本家，有的是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先富的人(企业家)带动大家，一起奔向小康。民营企业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企业家也成为社会中坚——主流叙事，并不采用阶级论，那种经典描述，被视为是西方社会的痼疾。猝死的新闻，很容易把舆论引导到对资本的仇恨中……公众会更容易怪罪引起社会变化的新力量……在这些事件中，似乎并没有人去考虑如何让打工者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真正保护他们的权益，而是急着把企业钉在耻辱柱上。对于B站上的这些年轻人，如何在社会进步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变得越来越迫切——针对资本家的怒火，只不过是一种愤怒的发作。”还有的人则更进一步，干脆直接宣布：我们只要落实资本主义所定义的“人权”、“自由”和“代议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些想法，其实都是晚近三十多年来西方“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市民社会中不断蔓延开来的一个必然。这样的“普世价值”，脱胎于自15、16世纪西方社会开始出现、到18、19世纪蔚为大观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它包括了一系列的基本政治原则，比如说强调所谓的个体优先性、强调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契约保证每个人所谓的合法财产(这个“合法”是否真的名副其实有待商榷)、还特别重视要将“国家”和“社会”两个概念二元对立起来，等等。事实上，自由主义到了19、20世纪，尤其是美国小罗斯福总统推行被右翼保守势力斥之为“苏联间谍”的新政之后，又有很多新的自我修正。比如汲取了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包括强调国家对所谓“社会底层”的基本关照和国家在福利政策、宏观调控上的重要职能，这也是自由主义在20世纪能够继续流行的重要原因。最后，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以来的演变分支，则是在英国与美国形成的、向全球传播的新自由主义，即里根、撒切尔式的自由主义。它强调一种非常激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要求国家从经济领域中完全退场，以此产生所谓的市场自发秩序，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前文已提及，65后、70后和80后中不少人对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表现出不屑态度甚至持全盘否定论调，就是深受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欧风美雨影响，以西为宗、认美为父是这一代人的思想钢印。笔者这里的“西”和“美”，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者”想象出来的，或者用一种具体的描述来讲，是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跨国垄断金融资产阶级和作为所谓“现代公民”楷模的美式中产阶级的“西”和“美”。一言以蔽之，他们爱的事实上不是美国国内受压迫的人民，而是美帝国主义。在这一共同的想象中，“自由”与“民主”的定义被自由主义话语的解释权霸占，而对其他的学说高度排斥——甚至为了维护“自由”和“民主”的灯塔所掌控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而不惜破坏事实上的“自由”和“民主”。例如，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军事独裁政权为了“反共”，遂以“自由中国”自我标榜，并且借此来向美国纳投名状，以获得政治和军事庇护，同时将左翼人士和进步群众屠戮殆尽，实行“白色恐怖”的戒严。当时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庇护的政权，比如南韩、菲律宾、南越，几乎都是军事独裁体制。更不用说美国自1973年支持金融法西斯主义者皮诺切特政变智利民选左派总统阿连德以来，里根-布什时代一连颠覆十数个国家的民主政权，只因它们的国家领导人是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对抗华尔街金融吸血手段的社会主义者。这其中的逻辑是，为了对抗“十恶不赦的共产主义极权屠夫”，在自我装扮成自由主义政体时也要不择手段，哪怕是采取频频自我打脸的方式。美帝出于自身利益，不仅造成两岸分治对峙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还把“自由”当成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冷战武器，而不顾这一名词在具体空间内是否名实相副。在这个意义上，真自由主义者、真正服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进步人士，绝不会亲美。如若亲美甚至跪舔美帝，如此“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文化买办、经济买办。
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出现，始于君主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寻求金钱，于是后者向前者提出一系列条件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在这些讨价还价里，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要求、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权利以及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皆一一确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指出，代议制下的议员，往往代表着某一资本实力的利益，许多看似充满神圣性的口号与政纲，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意志的表现。施密特也在《议会主义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里批判代议制“丧失内在本质，政党沦为社会的或者经济的权力集团相互对立着，思考着双方的利益和权力潜能，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和联合，一个其最大效果在于呼吁人们关注眼前利益和激起热情的宣传机器争取着大众”。一言以蔽之，原本民主的含义是人民当家做主，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代议体制、大众政党和专职政治领袖等因素糅合进去后，民主的含义被阉割为不同精英集团相互竞争对人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原本社会的精英阶级被认为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此时民众被认为是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原本的代议民主理论还对代议民主内在的贵族化倾向遮遮掩掩，此时这层遮羞布已不再需要，简单粗暴地把精英统治说成是唯一可行的“民主制”，而任何直接民主和颠覆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想都会被斥为“民粹”，被指责为是玷污了精英共和这一以私有制为根基的政治制度的极权行径。可以说，现代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代议民主与雅典民主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以上，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捍卫资产阶级专政而诞生的，又怎么可能真正地为无产阶级说话呢？或许还有些人会疑问，那为什么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在这一为资本家服务的体制下却能够得到很好的福利保障待遇呢?除了上文提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吸收社会主义的仅仅是皮毛的有益成分(组建工会、联合罢工、国有化、金融监管等)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外，最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就已经揭露过了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集体行动的生产者，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辛迪加(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而建立的组织)和托拉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永远是全球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输出的爆炸式增加(在当代主要表现为金融虚拟资本的扩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跨国资本在全球剥削链条中始终处于上游，因此在每一条完整的、上下层级分明的、分工明确的产业链中都能攫取最大利润。在这一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也能安然地分享所在国于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与殖民地垄断权，被跨国垄断金融资产阶级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巨额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给贿赂和迷惑，丧失了革命性和阶级性，成为了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联盟的同路人。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无产阶级放置于全球坐标系中，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甚至奴隶阶级相比较，其生活水准也是事实上的中产阶级、白领和所谓的“工人贵族”。我国历经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尤其是1992年的南巡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事实上已经深度融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因此也无法逃离资本的逻辑。目前而言，我国在某些高新科技领域有独立自主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很多方面依然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垄断大型企业，无法摆脱大量金融外资的涌入和“造不如买”的局面。据笔者判断，我国现在大概处于沃勒斯坦和阿明所定义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位置，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很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原因。
此外，我国从90年代以来出现了很多自诩为“独立声音”和“良心报刊”的市场化媒体力量，在发掘事实和帮扶弱小方面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能忽略他们中的大部分挂靠公司经过近三十年的“开放”、“发展”已然成为股权中有大量国际资本参与、逐利动机异乎强烈的事实上的买办企业，其文字客观性和公正性难言稳固，甚至有时候还会刻意利用资本操纵舆论的潜移默化而无孔不入的力量转移民众视线、干扰群众意识形态、淡化问题根本矛盾，前文中所提到的《南都观察》文便是个中典型。
总而言之，在日渐激化的劳资矛盾面前，作为新生代的社会主义青年，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要始终把握住阶级分析这一核心方法论，而不能被买办们洗地所谓“民族企业家”、“人民富豪”和所谓“人性化”的话术蒙蔽和带节奏。毛主席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警示过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是绝对不能予以幻想的。”笔者始终坚信，马恩列斯毛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其道路和纲领具有不可撼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对我们的生活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帝国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德)卡尔·施密特：《论断与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王锐：《探索良政：章太炎思想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9.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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