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的“谋事”与被举报者、判案者和裁定者的“谋人”

　　自古以来，大凡一个机构，一般少不了两类现象。一类是“谋事”，有使命感，做事为要。一类是“谋人”，韬略厚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天下悠悠，唯此为大，“做事”服从于“谋人”。

　　对于“谋事”者来说，“谋人”不是问题，往往简单。因为要做事，需要和能干者协作，求才若渴，坦诚相见，鄙夷虚伪。

　　对于“谋人”者来说，一切皆有套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套路。从封建时代投靠门阀官宦，到今天运作上下级关系、社会资本，首要目标是找到权力和资本的靠山和护身，把机构单位营造成自己的小圈子。或在官本位的潜规则里，审时度势，趋炎附势，或调和矛盾，牺牲弱者。其实这些也是相当一批人的“官术”。

　　1971年11月22日，毛主席会见越南外宾，说“过去几十年我管打仗，那时候管军队建设。进了城以后，事情多了，我就不管了，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说的是毛主席退居二线以后的情况，也是对一些领导的批评。可见拉山头，搞自己的小圈子，层层相护，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常态，同样“谋事”还是“谋人”，同样也是常态。

　　“谋人”，目标是建立中国人情社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网，政治、法律、组织、文化、道德声誉……一切社会要素，亲戚、同学、师生、朋友、战友、同事……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用来编织这个关系网，在官本位的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自组织”，那些落马进了局子者之前的“先进党员”，“优秀党组织”光环，那种呼风唤雨的神通，就是“谋人”的杰作。

　　饶毅举报学术造假，就踏入了这样一种关系网的羁绊。

　　其实饶毅的要求也很简单：重复实验结果。被举报者倘若“谋事”，硬气，要么重复，要么致歉，承认丑闻。遗憾偏去“谋人”，以法律途径解决科学问题。法律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旦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质性领导，很容易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明明是科学家争论科学问题，明明是人对物质的认识问题，隔行如隔山的法院将其化解为权力者的声誉问题。

　　用法律解决科学争执，可以上溯主张太阳中心的布鲁诺被烧死。所以马克思毫不客气的指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叫做盗窃林木，法律就是谎言，而穷人就是法律谎言的牺牲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39页)”。在官本位的潜规则下，饶毅没有权力地位，和屠呦呦一样，不屑于院士光环，饶毅的科学也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自从科技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以来，劳动就退居二线了，资本和科技的联姻在中国的“道义”上也就合法化了。美国人在帝国主义的百年演变中，不断创新，扩大了资本垄断的外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科技的资本化，谋求全球化中的科技创新垄断，使科技的必要价值以外的剩余价值最大化。在毫无道理的，巨额的科技剩余价值链以知识产权为名，流向美国的同时，巧取豪夺腐蚀着科学界，腐蚀着科学精神，让一些正直的科学家堕落，参与到弄虚作假的队伍中来，科技造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

　　饶毅举报科技造假，扮演了一个开顶风船的角色。他的举报阻力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一桩真假是非冰炭不容的公案，被轻描淡写为“用图失误”，试图用四两拨千斤的官场太极手法，化解饶毅是非鲜明的愤怒，实在是太玷污了公文顶端的神圣国徽。如今信息社会，人人皆有判断，凡自以为高明，得计者，反倒显得蠢。人们不禁要问，混淆是非，掩饰污垢，谋人唯上，谈何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不支持“谋事”，偏袒“谋人”，科技岂能飞跃，十四五规划岂能落实?科技战线的党组织，应该旗帜鲜明的支持饶毅。

　　至于那些被饶毅举报的作假者，老话，要么你重复实验，要么坦诚致歉。否则必将收到网络公众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饶毅举报以来，鲁迅的这句话广为流传：“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人们支持饶毅，因为屠呦呦，张伯礼的中医孤独，以及“谋人”者的得计，只是暂时的。

　　202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