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

　　近日，环球时报社的总编胡锡进在一个网帖上说，国家如果给每一个人发钱属于懒政，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反对向全民撒胡椒面的疫情期间刺激计划。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对我们中国学习美国的计划，向全体国民派发等额现金。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

　　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美国

　　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金的成人发1200美元，两次合计2400美元(16800元人民币)

　　向儿童发500美金，两次合计1000美金(7000元人民币)

　　英国

　　每月向每人发80%薪资，最高2500英镑(21750元人民币)

　　至少执行三个月

　　加拿大

　　向每人发2000加元，连续4个月合计8000加元(40000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

　　向每人发750澳元(3150元人民币)

　　德国

　　向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小企业每月发9000欧元补贴(69300元人民币)

　　5-10人公司可获得15000欧元补贴(115500元人民币)

　　为期三个月

　　日本

　　给1000户家庭，每户发两个口罩和30万日元(20000元人民币)

　　韩国

　　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下游70%家庭发放灾害补助，4人户的补助标准为每户100万韩元(5800元人民币)

　　中国香港特区

　　向18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元港币(9071元人民币)

　　中国澳门特区

　　向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澳门元(8807元人民币)向非永久居民每人发6000澳门元(5284元人民币)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的“危中有机”，那这次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民意机会，而不是什么经济机遇或其它什么机遇。民意机遇，既可以说是灾难压力下的爱国反应，也可以认为是国际压力下的被动性反抗，究其根本，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使然，大难之下，惯性抱团。

　　灾难，总会过去，也就只是一种病毒。但是，凝聚起来的民意不能随风而去，把应急性团结转化为常态化团结才是重中之重。要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且唯一的办法是政府时刻要尊重民意，持续努力改善民生，

　　近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民生造成的影响，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天天都在谈促进消费以刺激经济。但是很多人无钱怎么去消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

　　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经济危机，直接补贴消费被证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政府给人民发钱，不但能提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还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欲望。我建议政府尽快直接给每个人发二万元救济款，由银行给每个人办一张卡直接存入，不要分贫富男女老少，显的公平又能防止被官员侵吞，有钱的人也不会去动这钱的。

　　另外;当前中国一边产能过剩，一边农村需要产能。现在农村还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草房土路，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是需要很多建材和人才去修建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为人民办事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其实干这些事，政府负责生产钱就可以了。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和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

　　其实政府也不用大量印钱，取消存取款实名制就可以了，使那些有钱的贪官和富豪敢于存款。目前因实行存取款实名制，造成贪官富豪不敢存钱，有些贪官富豪把几个亿的钱都存家里，还有的洗白后存外国。政府应该想开点，银行是政府开的，不管什么钱，存进来就都是国家的钱，一个人不管有多少钱，除了吃住穿，还能干嘛，花不完的自然就变成为政府的了。也不用担心取消实名制后会使洗钱更容易，取消了他们就不用洗钱了，洗钱干嘛呢?直接存银行里就很安全的。

　　只要来存钱，不要问来由。国家做的是建使官不能贪腐的制度，设使人不敢骗钱偷钱抢钱的法律，严格执行就行了，不要以为实行存款实名制就能使官员不敢贪腐，诈骗抢盗分子就不敢诈骗抢劫盗窃了。他们可以把大量非法得来的钱存在家里，或想办法洗白了存外国，甚至移民居国外，这对国民没有任何好处的。自国家实行存取款实名制后，贪官和各种犯罪分子也并没有减少多少。

　　目前，随着疫情在世界的进一步蔓延，俄罗斯、埃及、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泰国、柬埔寨等国相继禁止本国粮食出口。虽然中国近几年粮食持续丰收，库存充裕。完全能够满足国内民众对于主粮的需求，部分民众的粮食恐慌依然存在。现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轻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现象。不少农民，认为种粮食不划算，扣除化肥钱、农机费用、人工费用，一亩地的纯收入很少。远远低于打工，低于经济作物的收入。大量的农地闲置，大量的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大量的农田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由于进口粮食的到岸价低于我国的粮食价，粮食加工企业乐于进口粮食。如今国外禁止粮食出口的政策，警示我们，依靠国外粮食进口，是十分不不靠谱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才能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一是进一步巩固和修建通村公路，解决偏僻角落村湾出行难问题。二是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资金的投入，挖塘堰，修沟渠，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三是整合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可以由村干部领导联合生产，也可以由招标承包给一个企业生产，要改变过去包产到户的政策，把一大块地分成几小块，一户一小块，你种这他种那，农业根本实现不了机械化的。四是一村建一所学校和一所养老院及一个门诊部，让村民就近学习，就医，养老。五是根据实际需要，一个村先建一幢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等设施齐全统一装修好的抗震楼房，免费提供给村民居住生活后，再让村民把旧房平整成农业土地归其自己所有。

　　以上的建设是需要很多资金和建材及人员的，政府不用为钱多而发愁，去购买要不回来的美国债券。政府不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出卖给外国，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环境。政府也不用为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而发愁搞劳力输出。政府也不用为执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