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了，当代“低调俱乐部”还会活跃多久？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一切新的变化却总难免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就比如刚刚上位的美国总统拜登，随着拜登的“众正盈朝”与“拨乱反正”，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心绪澎湃起来。马上，舆论上就掀起各种妖风，而曾被特朗普逼到无话可说的低调俱乐部，也重新开张了。

　　低调俱乐部是个历史名词。抗战初期，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顾祝同、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组织了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小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些人面对当时国民党不断溃败的局面，主张抗战必败，反对抗日的主张，寻求对日妥协，于是自称低调。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不少追随汪精卫日后沦为大汉奸，因此这个称号也变得臭名昭著。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涉及很广，包括了军政学思各界，但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虽然都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被日本人吓破胆了，不过还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权力的边缘人，如周佛海，梅世平等人，这些人与其说是忧国，不如说是担忧自己的位置，主要目的是试图主导妥协求和，拱汪精卫上位，借外力进入权力核心。

　　还有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顾祝同，朱绍良，这就带有找后路的成分了。当然，两种人之外，还有像高宗武这样的海归精英，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身负重名，自觉能治国安天下，其实文武两不通，国难当头，既喜欢自作聪明分一杯羹，又没有自知之明。如胡适虽然在后来放弃了对日本妥协的幻想，为抗战出了一些力，但其前期的不少言论主张仍然造成了很大影响。

　　客观的说，虽然日后声名狼藉，但低调俱乐部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纯然的汉奸组织。低调俱乐部和汉奸的主要区别是在立场上，其中不少人还自认为是站在中国一边，自认为是国家好，自诩是目光长远的忍辱负重，然而他们的很多行为其实和汉奸异曲同工。

　　低调俱乐部虽然以低调自称，但这种低调是对外的，对内可是相当高调的，每当斗争的局势变得越困难月复杂，他们就越兴奋越高调。尤其是在南京沦陷后，在举国惶恐中，低调俱乐部可谓空前高调，和汉奸、日寇互相唱和，私下串联。他们极力反对一切对日抗争，以实现配合他们求和的步调，连李宗仁主导的徐州会战都差点被他们破坏。这种情形一直到发展到汪精卫携其骨干逃亡河内，最终叛变投敌，在敌人的步步紧逼下，一切骑墙的空间都消失了，这个复杂的小团体终于分崩离析，有人落水，有人上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后世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低调俱乐部不但没有发挥他们宣称要发挥的作用，反而对抗日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事后看，低调俱乐部的危害甚至不比汉奸更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话。他们同样打着爱国的旗号，宣扬对外妥协的主张来迷惑群众，更聚集成了一股妥协反动的势力。他们借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外主动出卖国家利益来取悦敌人，对内则动员手中的权力，名望去打击污蔑广大群众中的爱国主张，甚至比敌人还要敌视广大爱国群众，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该说，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最可恨的一点就是他们掌握着权力，是高坐堂上的存在，是权贵的座上客，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这种寄生在权力核心的内贼比真正投敌汉奸更让人可恨又无奈。明明是大敌当前，小民尚且要不甘心地举起自己的螳臂拼死反抗，他们一面安享着民脂民膏一面操纵公权力，打着爱国名定爱国罪杀爱国者。

　　汉奸哪怕得意时也要被人戳脊梁骨，而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只要稳住阵脚又总是安全的。待到爱国者们顶着汉奸和他们的夹击，好不容易打赢外敌了，他们说不定还要厚着脸皮享受胜利的荣光，要求论功行赏呢，如此情形不能不让人齿冷。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所诞生最让人痛恨的怪胎之一。

　　于此同时，也有必要指出，低调俱乐部并不是封闭的小团体，它的主张是有广泛市场的，这也是它生长的土壤。在当时，许多人愿意接受它的主张，并把这当做一种老成持重的看法，或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备份，纵容并附和它，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它的威势。从后世的角度看，抗战的前途是断然的，只有抗争一途，但置身其中则未必能看清。

　　应该说，只有抗日才能救国是一个非常直白道理，而大多数持附和低调俱乐部的人，也并非糊涂到全然意识不到侵略者的野心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但自1840年以来的历次经验又证明，中国在抵抗外敌上往往是要失败的。在这种情形下，就难怪一般人不愿意直面抗争带来的危险，更不敢想象长期抗争带来的苦难，宁可赌一把放弃抵抗，跪地求饶的侥幸。

　　和上层各怀心思的野心家相比，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一般人，主要是那种薄有资产，时刻担心时局变动摔破了本就要摇摇欲坠的饭碗的中等阶级。这个阶层天然就趋向于保守，既害怕冒险，又没能力解决问题，对时代剧变感到茫然和惶恐，只想永远活在小窝里，守着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从历史上看，这种主张不但没能实现他们所求的一点安稳，反而使苦难变得更长久。而对这种主张存在的幻想越多，他们反应的也比其他人越慢，进而遭受了越大的苦难。

　　实际上，在历史的大势面前，是很有些人人过关的味道的，而一般人又远没有上层人物那般的回旋余地。在一般人是不乏那种在求稳的幻想中，被蛊惑的越陷越深，最终完全和进步力量对立起来，被带着一起沦为汉奸走狗的情形。

　　历史上的低调俱乐部终结于抗战的烈火，但它的徒子徒孙在抗美援朝时又表演了几天。抗美援朝一爆发就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剧烈的震荡。首当其冲的就是神经最敏感也最容易头脑发热与发昏的知识界。激进如张东荪就借着自己参加中央决策的机会，不惜出卖情报，私下和美国接触，甚至开列了一份美军打入中国后的合作者名单。多亏是新中国，不然仅仅这份名单就不知要掀起多大的波澜。

　　而在当时，面对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如张东荪这样试图另谋出路的情形是不少的。比如南京的老教育家吴贻芳也同样不肯在反美宣言书上签字。这些人都是平生没做过什么坏事，素来品行甚高，为人敬佩的，结果事到临头就本能的扯后腿和动心思了。最终，使得中央不得不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更为几年后的大规模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各路心思活泛的降将，大师，乡贤纷纷串联，连一贯道之流都来了底气，在首都公开活动，一时风声鹤唳。可谁能想到没多久志愿军就一路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汉城，而迎接这些人是三反五反运动。这大概就近代以来，低调俱乐部关门最快的一次。

　　应该说，近代中国的惨痛历史和中外长期的实力不对等，都为低调俱乐部的存续埋下了种子。只要我们还面临外部强敌的压迫，这个幽灵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成为一只不大不小的拦路虎。

　　而今天，我们身边还是能听到新时代的低调俱乐部的声音。新一代的低调俱乐部，是希望整个中国都低调一些，能低头做小。和上一个低调俱乐部相比，他们现在的旗帜更迷惑人，比如重新打起韬光养晦的旗号，号召闷声发大财，都是过去的历史阶段里，使用过，并取得过效果的旗号。而如今时过境迁，再打起旧旗号，谈起祖宗家法，就要明显是在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了。

　　这方面的论调的批判我们过去也谈了不少，它们没搞清楚中外力量的变化，更没搞清楚对等利益交换和无原则妥协让步的区别。我们不是不想安静发展，是敌人不让。力量弱小的韬光养晦是对的，体格庞大被人针对了，还一味退让，那只会让敌人错判形式，得寸进尺，最后反而会弄得两败俱伤，得不偿失。所以，要靠斗争而不是妥协才能保证和平发展。

　　同样，在家里坐等胜利是不现实的。我们承认，西方国家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和他们的走狗经营几十年的神话破产了。但灰尘不扫是不会自己消失的，恶狼生病了才更有攻击性。我们不表现出足够的强势就不能震慑衰退中的敌人。更不用说，我们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团结更多的国家来获得市场和资源。我们不在这个衰退的过程中主动站出来整顿乾坤，主持公道，一味的被动挨打，只会自守，又怎么让得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呢?

　　我们可以断然的说，这种种低调的主张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但这些主张在当代中国还是有广泛受众的。社会上层中的低调俱乐部是可耻的，和他们前辈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普通人中，被其所影响却不是不能理解的，这和我国的民族特点，还有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大国，本来对外部反应就不太敏感，倾向于关起门来过日子。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斗争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了，一直到抗战胜利与新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形。但这种长期的失败经验与敌强我弱不免造成了社会上埋下一种根深蒂固的，妥协畏缩的情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共同操纵下，我们的舆论环境也很混乱，使这种情形明显回潮，影响了很多人，这是情有可原的。

　　同样，今天中国的成功，又造成了不少人小富即安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多年来，由于各种国家力量的制衡和敌人的失误，我们过去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有了一份家底。这是好事，但不能只看到战略环境宽松带来的发展，更应该看到自开国以来，从朝鲜到越南，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边陲，几代人为这种宽松的战略环境所付出的奋斗和牺牲。一味沉迷在过去的舒适区，只想吃前人的红利，自己却不愿付出，是不可取的，也是没办法长久的。

　　说到底，这种论调会发生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少人习惯以己度人，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强盗本质，进而抱有幻想。但这也不要紧，妥协幻想随着斗争的发展，面对敌人贪得无厌的真面目和虚弱不堪的现实，就像这次新冠疫情揭示的那样，是一定会破产的。

　　不过，随着拜登的上台，一种新的情形，一种和历史上似曾相识又不太一样的情形又发生了。那就是美国领导下的舆论战重新活跃起来，低调俱乐部也跟着应和起来。

　　今天看，像过去的低调俱乐部一样打着爱国的旗号，打击爱国群众的情形是不是存在的呢?我看是存在的。很典型的就是我国的文艺，舆论界，长期压抑，扭曲的氛围。一边是日益严重的小圈子化，垄断的话语权，大量的资源，特别是国家资源投入，却不顾民意，只能出产类似八佰和金刚川这样别扭的作品。

　　一边是利用内部繁衍的小圈子占据了资本和公权力的双重地位，自己堂而皇之的玩低级红高级黑的把戏，一边却对爱国群众搞吹毛求疵乃至刻意的压制，审查，甚至恨不得把舆论退回到他们一言堂和宣传栏的时代。类似这样的情形，也存在于不少企业中，在国内搞一套，国外搞一套，国内骄横，国外温顺，甚至反过头来要国内去配合国外，恨一般人的爱国入骨觉得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却最后搞到内外不是人的例子也是不少见的。

　　因为今天中国处于更有力，更强势的地位，西方的衰退也十分明显了，如今的低调俱乐部确实不得不改弦更张。这一次和历史上不同，是借着和平的口号，致力于模糊国与国之间，对等的利益交换与无原则的妥协让步之间的区别。但这种论调不过是传统低调俱乐部的变体罢了，其本质是不变的，是一种割地事秦式的愚行。

　　而更让人担心的还是他们和当年的老一辈低调俱乐部一样，借着特殊的地位兴风作浪，打着大局为重的旗号，却玩弄那套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把戏。

　　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一个低调俱乐部的成色和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了。但就像历史上那样，如果我们不和这种论调做斗争，不指出这种论调存在的危害，使他们无法裹挟群众，进而暴露出跳梁小丑与德不配位的真面目，那么它是会造危害，造成我们内部的裂隙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明确的，广而告之的说，与近代国耻一起诞生的中国的低调俱乐部，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到了该关门大吉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