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
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
亦或许，苏联的命运早在1983年加拿大渥太华的一所郊区别墅中，便已经注定。
壹
1983年，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面，地点在加拿大农业副部长的别墅里。
那时距离雅科夫列夫被“贬”为驻加拿大大使已快10年，这两个貌似完全无关的人，却是精神上的表亲，他们将在两年后开启“新思维”的高速列车，并在6年内把苏联铲进历史的垃圾堆。
翻看雅科夫列夫的履历，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热血励志故事：出身穷苦，青少年时期赶上卫国战争，他自愿参战负了伤，返乡后被安排文职工作，得到州领导赏识然后平步青云。(雅科夫列夫回忆录《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雅科夫列夫确实穷苦，祖上是农奴，就连姓氏都是他们的“老爷”给的。战争这台绞肉机对于两手空空的穷人来说，是翻身的唯一机会。万幸的是雅科夫列夫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战争几乎“绞断”了他一条腿，后来的他带着腿部的终身残疾，领取了十月革命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红星勋章等众多奖章，让同侪望着他金光耀眼的胸前心生羡慕和妒意。
苏联向来厚待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人，腿部残疾的雅科夫列夫不但得到了文职工作，还被安排去亚罗斯拉夫师范学院学习，后来又到苏共社会科学院进修，他的深造之路，也是苏联培养、选拔高官的必经之路。
1953年，刚满30岁的雅科夫列夫进入苏共宣传部当教官，在这里，他历任教官、处长、第一副部长，并且是英国达勒姆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以及日本草加大学的名誉博士，还获得过布拉格大学的银质奖章。又因战争经历被国家列为高官培养对象，仕途一片光明。
雅科夫列夫与叶利钦
谁也想不到，这个忠诚勇敢、勤奋好学的青年，这原本注定是一片鲜花与掌声的人生轨迹，会在十几年后把枪口转向自己的人民。
贰
50年代末6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宣部的重点培养干部，被苏联当局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也正是在美国学习期间，他的人生观被彻底改变。
我们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看他的留学经历，这个苏联来的干部也许从进入美国领土的第一时间，就像猎物一样被美国情报机构锁定。装着意识形态麻醉剂的“猎枪”，已然对准了这位未来掌管苏联意识形态的骨干。
果然在雅科夫列夫的学习过程中，不断被灌输美国意识形态，而当时的苏联在各方面都跟美国存在差距，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毫无防备，雅科夫列夫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被西方渗透，对苏联的体制产生怀疑。
雅科夫列夫渐渐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产生了特殊的仇恨。他后来在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
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他甚至在作品中直言：如果能通过全民投票来实行总统制就好了。这话一语中谶，俄罗斯几乎如他所愿，成了半总统共和制。
这本书出版于90年代末，毕竟在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里，雅科夫列夫肯定不能轻易表露他的怀疑。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有揣起这份质疑、悄悄做了许多“事情”，而他的不动声色让这些“事情”成了谜——在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档案里，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也就是说，雅科夫列夫的行事诡谲让他的行动和思想改变瞒过了当时最强势的情报组织。
顺利毕业后，雅科夫列夫在1973年成为苏共委员，并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主管苏联意识形态。雅科夫列夫思想上的转变依然瞒过了苏联领导层，长期的懒政让苏联干部都没发现，他们正把国家精神命脉交到一个已经“西化”的人手里。
雅科夫列夫还是不够老辣，第一次身居高位的他倚仗自己宣传部长的职位，着急下手痛批本国体制，在《文学报》发表了批评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文章，一下暴露了自己思想变化。
这种“忤逆之语”竟然出自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整个苏联领导层当时就震惊了，赶紧把他捂住嘴并拽下台，然后再做打算。
雅科夫列夫应该庆幸自己没把话说得太绝——尽管这篇文章很激进，但没有表示反苏倾向。苏联领导层觉得他还有救，又是难得的高材生，一贬到底实在可惜。看他外语这么好，索性当个驻外大使吧，于是雅科夫列夫被“贬”去加拿大任大使。
压抑了许久的雅科夫列夫遇到这种“下放”西方国家美差，简直求之不得，收拾好行李高高兴兴去了加拿大，一干就是10年。
这期间，他与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就是现任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的父亲，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加拿大期间，他的思想继续“西化”，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直接为后来“埋葬”苏联埋了颗大雷。
在雅科夫列夫“流放”加拿大的第8年，也就是1983年，同样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这位如日中天的政治新星与雅科夫列夫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
戈尔巴乔夫在加拿大期间，雅科夫列夫利用自己与特鲁多的私交帮他做了很多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欣赏。
因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时间召回了雅科夫列夫，让他回国继续担任苏联宣传部长，继续主管意识形态。这一举措直接点燃了肢解苏联的引信。
叁
戈尔巴乔夫原本就有向往西方的“新思维”，但碍于国内广泛的保守力量，一直没有明着宣布改革。直到把雅科夫列夫扶上位，彻底把自己的“喉舌”交给他。
雅科夫列夫重新接管宣传部，就好比伊斯兰教国家请了个基督徒来负责宣传工作，苏联能有个好?
上位后的雅科夫列夫毫不避讳地展露自己的“西化”姿态，把戈尔巴乔夫不敢说的不敢干的统统搬上议程，很快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洗”。
比起第一次坐上这个位子，第二次当苏共宣传部长的他更加得心应手。很快开始了逆转苏联意识形态的第一步——“重评历史”。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给苏联民众提前打预防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改革旧体制的方法——思想上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从口号就能感觉到西方国家内味儿了，他还策动全国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一个苏共建立起来的国家，领导人居然号召民众反对执政党，上演大型“我反对我”的表演。
“公开性”的口号最早是列宁带头用的，本意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愿。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成了思想方面的“公开性”，民主化成了社会变革的“民主化”。
论激进，戈尔巴乔夫在雅科夫列夫面前就是个弟弟。这个曾为保卫苏联差点战死的硬汉，反对自己国家时也同样激烈，他仿佛恨不能苏联立刻变成美国。
作为宣传部长的他当众痛批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并称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魔鬼之歌的序曲”，并说“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
其马仔阿法纳西耶夫拼命点头，并总结：“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还在当年7月跟进一篇文章发布在《消息报》，称“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斯大林：一群乌合之众、战五渣
雅科夫列夫牵头带节奏，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
这把“清算”的大火从1987年底一直烧到1988年，并且“火势”越来越旺。批判的火焰由针对斯大林个人烧到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
苏联领导层也没能逃脱“清算”的大火，1988年初，150名曾反对政治改革的的人，被以年龄过高为由被打包开除，几乎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都遭替换、开除或调换岗位，40%的中央委员都替换成了新人。
1988年3月，一名女教师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尖锐地指出，社会上这股批判斯大林、批判共产主义和苏联历史的行为过了火，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
这篇文章点醒了不少人，很快引起一些州的报刊转载。为防止“星星之火”抱团燎原，雅科夫列夫干脆夺过“话筒”——撂倒《真理报》、《消息报》这类大报社的主编，替换上自己人，并下令各大报纸猛烈抨击这篇文章。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自救的火星就这样被按灭了。
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因为反对派大部分已经清除，现在没有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决定。
中央既然发出号召，相关部门自然积极响应。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当月就开始行动，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考试，并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到1989年12月，苏联教育委员会取消了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所有马列主义课程。
本着“公开性”的精神，苏联在1988年12月面向全国彻底开放西方电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电台、BBC、德国之声、日本HNK、德意志电波电台等各种电台和电视台蜂涌而入苏联。
在这场“民主化”风潮中，像卓雅、玛格罗索夫这样的苏联民族英雄纷纷被污名化，民众被灌输欧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雅科夫列夫另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了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供大家阅读。
几年之内，经过官方话术、各大报刊杂志、学生教材的“改革”，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几轮“清洗”之后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然垮掉。
这时候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公开机密”、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
《民族友谊》杂志，发行量由1985年的12万册增长为1989年的100多万份;
由于连载了反思小说《古拉格群岛》，《新世界》杂志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论如何吸引流量，还是这些营销号鼻祖更胜一筹。
在新的语境下，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也被搞乱了，许多苏共党员羞于见人，光1988年，苏共1900万党员里500万人退党。军队的思想也产生了动摇，军人们不再相信苏共，入党人数1988年下降了21%，1989年下降了23%，不少军人主动退党，交出了自己的党员证。
苏联，这个击败过纳粹德国、创造过经济奇迹、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伟大国家，她的种种辉煌伟业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全被否定和抹除。
肆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
“在6年当中， 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邦达列夫，战争电影《解放》的编剧
意识形态的多米诺骨牌已经摆好，1990年，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手牵手，推倒了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第一块牌——批准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
这等于激活了私人媒体，谁有钱就可以办报纸和电视台，苏共掌握的报刊迅速缩减到仅占1.5%，到处是私人媒体的天下，国家的“喉舌”由私人把控，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从此再也回不去了。
民众的节奏虽然好带，但只要文人风骨还在，应该也能撑起一个国家自己的“精气神”。
吊诡的就在于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也纷纷“倒戈”， 跟风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
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左：波波夫 右：叶戈尔·盖达尔
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非但没有结合本国国情给出正确的改革建议，反而带头盲目跟风西方模式，关键是这些学术翘楚会把苏联年青一代也带跑偏。
苏联的“文人”们没有包住意识形态最后的阵地，反而一夜间掉转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别急着指责文人误国，苏联牛逼轰轰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也在此列。
萨哈罗夫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既能搞核武器，又是人权运动家，还能和苏共中央硬刚。他的威望很高，一直是民主改革派的老大，非常赞成苏联政改，积极推动苏联取消宪法第六条“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科学家都是执着的，萨哈罗夫一直忙活到1989年底，在第二次苏联代表大会上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两天后才安心地去世。
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然摧枯拉朽般凉透了，雅科夫列夫这个“改革设计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89年春戈尔巴乔夫搞了第一次全民选举，原苏共党员意料之中纷纷败下阵来，波罗的海三国的分裂势力代表人物都被选上台，做好了苏联的解体起手式。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撰文狂赞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准备苏联政体全面西化，;
1990年3月11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收到戈尔巴乔夫再次修宪的请求，经过意识形态上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此时人心思变，三天后，修宪终于成功。苏联从此走向多党制。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一个帝国的大厦倾颓近在咫尺。
写在最后：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一个脱离了人民的政党，必死无疑。
苏联的解体与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渗透密不可分。当苏联人自己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时候，苏联就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出现不一致时，凝聚力就消失了。所谓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让全社会的思想保持一致，拧成一股绳。
苏联用它的死告诉我们，历史和意识形态永远是需要争夺的领域，舆论阵地你不争取，就要让给你的敌人。媒体的轰炸不会给民众任何独立思考的机会，当意识形态的号角被别有用心的人巧取豪夺，甚至被摧垮的时候，就是和平时期民族危亡的时候。
不夸张地说，谁占领了媒体，谁就能引导舆论，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从来不惜血本，无论技术层面，还是传播覆盖范围，美国都要保持绝对优势。
毕竟这种“技术”资金的投入(包括圈养带路党)，与战争经费相比可太微不足道了，死的全是别国的炮灰，乱的全是别国的人心，美国大兵根本不用动手。
别高估民众反洗脑的能力，雅科夫列夫也曾对共产主义怀揣坚定信念，甚至不惜为此赴死。后来呢，这个曾经的卫国战士还不是感染了意识形态的病毒，拉着民众强行走美国描绘的美好路线，拉着戈尔巴乔夫一起拎起手中的锤子，把苏联的墙脚敲了个稀烂。
苏联真的是一位好大哥，他不仅援助了我们的工业化起步，更用自己倒下的身躯，为我们在更多的方面留下了难忘的启示与警醒。
资料来源：
1、《我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访前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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