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的剑指：粮食自给与种子安全

　　近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打好种业翻身仗，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报告，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2019年农作物种子进口量6.60万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录祥表示：“目前我国进口六、七万吨种子看起来很多，但跟全年国家20亿亩的粮食生产面积来比，它的比重微不足道，0.1%都不到。”

　　同时，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年申请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四成。

　　中国农业科学院目前拥有全球第二大种质资源库，收藏种质资源52万份，未来这一数字将扩容到150万份。

　　近年来清晰的“转变”，凸显着的是约莫十年前、准确的说是十八大之前我国农业领域(特别是种子主权)的失守。

　　1.

　　去年3月底时，哈萨克斯坦禁止出口小麦面粉、红萝卜、糖和马铃薯，越南暂签新的大米出口合约，塞尔维亚禁止出口葵花籽油等商品，俄罗斯也表示“将每周评估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出口”的禁令。

　　包括此前中美打毛衣，其中关于粮食出口的条目也是争议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疫情当前，各国疯狂自保、逆全球化的态度不可扭转。

　　其实这才是人类存活于地球的本来面貌。

　　哪有那么多“和平”、“互惠共赢”、“夫妻论”、“兄弟论”………和平年代尚且暗枪暗箭不断，重大全球性公共灾难(战争、疫情)时就更不可能资源共享。

　　尤其十八大召开当年度的2012年，我国有50%的省份粮食不足，据《劳动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

　　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2013年时曾公开吐露数据：“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

　　纵使到当下，绝对粮足省份也只有黑、吉、蒙、豫等少数，自给率150%-375%;甘、宁、苏、湘、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约102%-107%。

　　袁隆平很早之前有过质疑：“很多粮仓虚报、空置，根本没有粮。就算有粮，又有多少收储的是新粮好粮?多少是陈粮坏粮?再加上补贴，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虚报存量冒领补贴的可能。”

　　粮食腐败，已成无法回避的“硕鼠灾难”

　　还记得去年夏天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玉米闹剧吗?就坏粮好粮、陈粮新粮的问题，至今未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调查结论，通篇“基本XX”和方言差异的说辞也是无语，倒是额外违规收费的现象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2.

　　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我国某些粮库粮仓的管理几乎完全是“家天下”的做派，一把手“垂直贪腐”根本无人监管。

　　著名的“李长轩案”里，农民工被粮库官老爷“雁过拔毛”的情况，各地就一直涌现不断。

　　2006年的时候，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出台“托市粮”收购政策，即在市场粮价偏低时，国家粮库以高于市场价的“托市价”收购农民粮食。

　　中储粮，就承担着托市粮收购任务，同时也享有国家专项的政策优惠：每收购一吨“托市粮”可获得收购手续费50元、保管费86元，陈粮轮换销售手续费30元，还有差价补贴。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一些人就把这种优惠政策用来个人谋利。

　　为方便农民售粮，中储粮总公司允许有资质的民营粮企参与“托市粮”收购。

　　为进入“托市粮收储企业名单”、拿补贴和粮管费，很多民营粮商不惜重金向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及各直属库主任等关键人物行贿。

　　根据监察机关后续的调查，李长轩受贿金额中有300多万元来自几十名各类粮商，最多时，河南小麦托市收购的企业粮库库点增加到4200多个。

　　粮库负责人与粮商勾结，玩起“转圈粮”游戏，骗取国家粮食资金，这在体制内国粮界一度是“见怪不怪”。

　　按惯例，每年收购新粮前粮库要进行陈粮轮换，卖出陈粮、腾出库容收新粮。一些粮库负责人就与粮商串通，由粮商办理购买陈粮手续，实质上并非真正买。

　　“托市粮”收购时，粮库回伪造收购农民粮食的单据。有的粮库还存有成箱的农民身份证复印件，专门用来伪造收购凭证!

　　这样，账目报表上一出一进，粮库赚到了国家每吨166元的手续费和巨额粮食差价补贴。而实际上，粮库的陈粮原地未动，“托市粮”也没有收购。

　　2011年时，中储粮河南分公司51个下属粮库，至少就有35个存在“转圈粮”。最多的宁陵县直属库4年“转圈粮”3.6亿斤，邓州和滑县直属库3年各“转”了2亿多斤。

　　河南各直属粮库“转圈粮”28亿斤，总价值28亿多元，直接骗取的国家粮食资金超过7亿元。

　　更深层的隐患是，“转圈粮”使国家粮食储备的家底变得扑朔迷离，直接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按照中储粮河南分公司2009年、2010年账面显示，当年从农民手中收购了全省80%以上的粮食，而实际收购量不到50%。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业内人士估计，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每年存储的粮食至少有1/6是“转圈粮”。

　　除了李长轩，还包括在周口直属库主任岗位上干了10年的乔建军这样的，2011年携款外逃前，他先期将妻子孩子和大批资金移民美国：2008年至2011年开始转移资金，此间他先后10次赴香港、7次去美国，并用其他名字另办一套护照，28次出境赴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

　　而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对此竟然都未加干预，也未履行审核保管其护照的职责，以致乔建军外逃直接造成亏库15.25万吨，直接损失3亿多元。

　　纵向监督软弱无力的同时，外部监督也处在缺失状态。对中储粮这样的央企，地方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没有日常监管的权力。而中储粮作为资金密集型央企，业务相关的银行本应监督粮食资金使用，但实际上监管作用也发挥不力。

　　由此，垂直管理成了“天高皇帝远”，无人监督，无人管理………

　　3.

　　大约十年前，茅于轼等人伙同南方系媒体大吹“三大改革”：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皿煮xian政;经济上实行全盘私有化;农业上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改为全盘粮食进口。

　　茅老头鼓吹：“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粮食都依靠进口，日本40%的粮食依靠进口，韩国和古巴的粮食进口率更是分别达到了60%和80%，而对于中国这个已经有大量粮食储备的国家来说，就算要进口粮食，进口率也不会很高，完全不用担心。”

　　“粮食不够吃”，这早已是现实大问题，而茅于轼这样的贼臣前些年竟然还能大登主流媒体的舞台，实在令人脊寒。

　　约十年前的2010年底时，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迫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联合国对耕地一直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当时，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不够吃”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买着吃”，到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已达到1509.7亿美元。

　　2019年我国进口粮食1.15亿吨，国产粮食为6.6亿吨，进口占国产比例17%——放在平时不会出太大的乱子，但如果发生全球性粮食危机(如突然爆发公共卫生灾难)，那手里有钞票却买不到口罩的痛苦，国人已经体会过了。

　　4.

　　以大豆为例，长久以来基本形成了一种“南美种，美国定价，中国买”的被动格局。

　　1995年我国开始进口大豆，出口国变进口国，5年后进口量就超1000万吨。

　　到2016年，我国本土大豆出产量仅维持1200万吨，然而进口量却达8323万吨，对外依存度超85%——这早就超过了红线，且进口来源正是美国。

　　美国引领的种子产业竞争，造成了农产品安全最大的隐患：种子殖民化。

　　包括我之前提到的盖茨基金会控股的、作为生物殖民机构的孟山都，这家标杆性的生物战争公司此前最大的手笔不是配合盖茨在非洲推行灭绝人口的绝育疫苗，而是利用种子差价和专利制度，活活玩死了阿根廷这个原本的农业头部发达国。

　　阿根廷这个农业大国怎么沦落的，知道的人不少，我就不多写，最重要的我们自身。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全球十大种子公司，美国占据4席，分别是：孟山都(美国)、杜邦(美国)、先正达(瑞士)、利马格兰(法国)、圣尼斯(墨西哥)、埃德瓦塔(荷兰)、道化工(美国)、KWS AG(德国)、Delta & Pine Land(美国)、Aventis公司(德国)。

　　从上世纪80年代门户大开、直到2000年我国《种子法》实施以来，国内种子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包括杜邦、孟山都、先正达等，悄无声息地布局中国，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建立研发中心、布置品种试验、参股中国本土优势种子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等。

　　仅孟山都一家，在1996年时就已经在上海、北京、广州、安徽设立了四家在华子公司。

　　到2019年，在我国注册的外资种企超过70家，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以玉米为例，美国“先玉335”一度抢占了一半以上的东北玉米市场。风头始于2010年，我国玉米从那时进口量也是猛增。

　　到2016年，中国本土玉米种植面积3676万公顷，较之2000年足足减少136万公顷。

　　“国外种子按粒卖，国内种子按斤卖”的严酷现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折射出中国种业的软肋。

　　5.

　　同时，十八大之前，我国农业补贴力度也相对较小，对于世贸规则的遵守却比欧美日等国更为严格。

　　经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平均水平为21.7%，远高于我国的9.1%，而韩日的补贴水平更是高达52.1%和47.3%。

　　至于美国，农民收入中农业补贴占比达40%——这种交叉现状，造成了中国本土种企、粮企难以为继。

　　如2002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计划在此后10年内要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这种规模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使用的12类“绿箱”措施中，我国也只使用了6类，国内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国内支持总量(不含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等)仅占农业总产值的3.6%，远远低于世贸组织多数成员5%～20%的水平。

　　结果就是西方种子公司、粮食集团在飞速的成长，并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大肆鲸吞市场、吞食本土粮食企业。

　　“洋种子”垄断定价权、供货权的结果是，每年给国内种植业造成涨价、无货、减产等恐慌，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农业安全，过往也屡屡在外交交锋中对中国外交团队形成一定程度的掣肘。

　　但是十八大后迎来了不小的改变。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697亿元，扶持2200多万农户购置农机具2800多万台(套)，大幅提升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效果是显著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这份成绩总体而言还是值得欣慰的。

　　6.

　　除了粮食自给，粮食安全和进口粮种安全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有关部门警惕。

　　就在去年，天津海关在一批美国进口的燕麦种子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豚草。

　　豚草生命力极强，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物武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它会被美国人混在燕麦种子里出口到中国?

　　结合新冠疫情，这真的没法不让人阴谋论。

　　阴谋论是不能轻易抛出的，它会暴击那些崇拜美国、倡导天下大同的香蕉人的心——然而从历史看，“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真不是我们刻意挂在嘴边，而是它总是配合着残酷的事实，主动地回响在我们耳畔。

　　除了混入燕麦种子豚草，自2013年9月以来，尽管玉米市场处在失守边缘，但中国已经筛查并拒绝了上百万吨的美国玉米进入国内。

　　原因很简单：这些玉米被查出含有中国没有批准的转基因成分“MIR162”。

　　除了粮苗、种子，近些年还包括无天敌昆虫被外籍人员带入大陆境内的案例，如蜱虫、锈赤扁谷盗、活体蟋蟀等近乎于没有天敌、且可以大面积破坏农作物耕地和生态平衡的“生物武器”。

　　苏州海关、福州海关、深圳海关近几年屡有查获，目的自然除了传播病菌，还有便是打击中国本土的粮食生产。

　　跋.

　　基辛格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前文提到的宁波市农科院前副院长马荣荣曾直言：“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大大更是在2017年发过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希望有关部门永远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