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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大幕下的村庄众生相

2021-03-10 11:06:45  来源: 新乡土   作者:崔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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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地处晋东南,是一个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能源型城市,2020年因疫情留滞在家的我,发现村子几天内忽然多了很多生面孔,从父辈们的闲聊中得知,他们是“丹河新城”几个拆迁村的部分农户,暂时在我们村租住房子。为了满足山西省能源型经济转型的需求,同时也将市内教育、旅游、文化、交通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产业合力,近两年晋城市投资千亿元在泽州县建设“丹河新城”,但建设新城势必要涉及拆迁,在中国快速城镇化浪潮下谋生路的农民,最喜欢的字应该就是“拆”了,而当巨额外部利益输送到日益原子化的村庄之后,村内景观又有何变动?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我听闻了一些拆迁户的家庭故事,将印象较为深刻的几个记录了下来。

  (一)李大爷为何自杀

  李大爷膝下育有一儿二女,都已成家。女儿们都嫁的不远,且生活都过得比较滋润,当李大爷所在的X村被划入拆迁范围时,政府派人将该村宅基地测量并按照1:1.4(1㎡的宅基地换算1.4㎡的住宅楼)的比例对农户进行补偿。李大爷家分得了五套楼房,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便想将拆迁得来的住宅楼分给女儿们,据村民所说他的女儿们生活过得都不错,也无意接受父亲赠与的房屋。但李大爷的孙儿媳不愿意且非常担心“自家”的房屋被“外嫁女”的姑姑们分了去,便在家庭会议上顶撞并给了李大爷一耳光,年事已高的李大爷一时想不开,几天后便溺死在了自家水窖里。在李大爷葬礼那天,他的孙儿媳没有现身,听闻是得知闯祸跑出去避难了。

  (二)老王是“气死”的吗

  老王所在Y村并不在“丹河新城”规划区内,但因为附近片区都属城郊,土地价值较高引起开发商的注意,而老王家恰好属于开发商选中的区域。房地产商的商业拆迁补偿流程不同于政府拆迁,Y村涉及的拆迁户都是房地产商专门派人一家一户谈的补偿款,属于信息不透明的“双盲”谈判,每家每户都不知道其他农户的补偿标准,开发商也只是有一个最高补偿预期。因为老王和村干部是兄弟,得知房地产商的心理最高预期,便漫天要价,开发商知道老王一家“难搞定”,便私下联系“混混”报复老王一家,且最终决定不拆老王家。但过了一段时间开发商要在拆迁区内规划一条道路,恰好需要穿过老王家的承包地,施工当天老王拦着施工队说“要从我的土地过可以,但必须先拆了我家房子”,房地产商一看又是老王,便将道路规划图做了修改,直接绕了个弯不占老王耕地。几天后老王去世了,村里都说老王是被“气死”的。

  (三)一场快速修缮潮

  “丹河新城”规划区涉及到的拆迁村庄,政府均按照宅基地(只算一层)与住宅楼1:1.4的比例进行补偿,房屋造价的现金补偿则按照房屋建筑面积(二、三层等高层面积也在内)与质量另算,补偿最高的是砖土构造,按700元/㎡的造价进行补偿。因该一片区已划入市政重点规划区,政府下达文件不允许私自加盖高层,且城管基本当时每天都“到访”监察,村民们只能想其他办法从拆迁中获得更多的现金补偿。因为走廊部分每平米只能按0.5㎡进行补偿,故在一个月时间内,“丹河新城”规划区的村庄内基本都将自己屋前走廊用塑钢门封起,这样就能把走廊算作室内面积。也有很多农户将自家房屋加盖棚顶以从中获得差价,甚至很多许久不住的摇摇欲坠的土坯老房都开始进行修缮,以谋得更高的房屋补偿层次。Z村的张叔想把自家已倒塌的老房子重新修起来,但为了躲避城管监察,只得半夜两三点开工挖地基、修房子,持续了近一个月终于又把老房子修了起来,等待政府拆迁能换个好价钱。

  (四)外嫁女要来分家产

  按照本地习俗,“外嫁女”户口均要迁移出去,因拆迁所占有耕地、道路等非宅基地的集体土地获得的补偿款,以及按人头算的“拆迁安置费”均没有外嫁女的份,就算户口留在村内也不享受拆迁红利。A村的赵大爷养育了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在本村娶亲,二儿子入赘其他村,五个女儿都已出嫁。当时二儿子入赘时,赵大爷承诺将屋前一块空地赠与他。因赵大爷家毗邻省道,其三女儿便和家里商量将屋前空地占了一半,修了门面房和丈夫开起了修理生意,赵母在世时算是将这一半空地许诺给了三女儿,可十几年后当拆迁消息来临时,五女儿不乐意了,认为自己没有获得家产,便和自己的兄弟姊妹打起了官司,最终败诉。因三女儿已经修了门面房,入赘的二儿子也不与其争夺那半块原空地的归属权。

  (五)好男儿不必志在四方

  一夜暴富后村内年轻人的心态也发生了了变化。自“丹河新城”规划区拆迁后,一般农户家里都分得了三至四套商品房以及几十万元现金。而家里“祖产”房屋多的甚至有分十几套房、百万余元现金。大家都说拆迁区是“好户口”,很多女方父母都张罗着女儿嫁过去,拆迁区内三十多岁的光棍纷纷“闪电式”结了婚。B村的小孙是个大学生,从毕业到结婚后迟迟没有考上正式“编制”,当B村被划入拆迁区后,生活的压力骤然减少,便愈发没有动力考编制了。为了获得体面与轻松的生活方式,去年拆迁区内很多农户甚至将拆迁款拿去“理财”,因为他们觉得银行利息太低,而“理财”可以“钱生钱”,但因为自身知识储备较低,最终被骗参与非法融资,都被骗走了十几万元,涉案农户被骗总金额高达千万元。

  以上五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一场拆迁大潮下,自外部输入的巨额利益深刻地影响了村庄内老壮中青妇在内的每一个人,还牵涉到了“政府”、“开发商”甚至“混混”等主体。拆迁本意是为了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也是让农民进行快速城市化。但拆迁过程中的“钉子户”、农户自利行为、家庭内拆迁款分配等都使得拆迁不只是外人所想的“一夜暴富”或“誓死抗争”,而是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不仅有村庄与房地产商,还有农户与农户,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博弈。

  城镇化建设将农村宅基地问题推上台面。老王所在的Y村属于房地产开发,而“丹河新城”拆迁则属于城市规划中的政府行为,这两个主体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拆迁补偿方式。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并不告知具体拆迁赔偿金额,而政府拆迁则从前期的宅基地面积丈量与房屋质量评定,到后期的拆迁安置费都有一套完整严格的方案,因此在政府拆迁中很少有难搞定的刺头“钉子户”,因为标准是一致的,在40天内就完成了村庄的拆迁工作;而私人房地产开发的这种标准不透明则会使得农户互相打探“内部消息”从而形成利益联盟,因为不透明的补偿标准势必会造成那些以低价同意拆迁的农户有一种“相对剥夺感”。拆迁户便会与开发商围绕着“赔偿款”产生纠纷,引起乡村社会局部骚乱,甚至引发部分恶性事件。但属于政府行为的丹河新城拆迁也引发一些思考:村集体代表村民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在现实运行过程中与“房地产开发商同Y村农户谈判”对比起来,丹河新城拆迁区土地如何补偿只能听任上级政府决定,村集体没有能力代表村民在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与政府进行谈判。上级政府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真正所属者,而村集体和村民只能被动接受补偿标准。

  除宅基地与集体用地涉及到的拆迁补偿问题外,从这一场拆迁大幕中还可以看到农户家庭内部在巨额利益输入下的分配机制与家庭关系。作为一个华北农村,一个大家庭内的“兄弟关系”本应是最密切的,家中老人也有较大权威。但从这场拆迁潮中最弱势的恐怕就是老年人了。且不说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家庭内部纠纷与官司,单从对拆迁的态度就可以得知老人群体最不愿拆迁,首先是因为年事已高、租房困难,因为老人在丧失行动能力前大多是单独居住,但拆迁后房东不愿意单独租房给老人,怕担责任,老人们就只能和儿子儿媳租住在一起,日常生活中免不了家庭纠纷。其次是他们担心自己活不到“回迁”(即搬到商品房中)的时候,但又不能死在租户家里,就只能死在医院,这一点他们大多不能接受;就算住进了商品房,电梯式的上下楼结构、密集的住宅楼以及分散在各栋的村中老朋友都使得生活中有诸多不便,进而致使精神慰藉缺失。再加上家庭内部因为对老人进行的拆迁补偿分配不满意而对簿公堂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少数,这更加削弱了父母权威,有很多老人感慨道拆迁是有了房子拿了钱,但也把家给拆散了。

  与老年群体不愿意拆迁的态度相对比,村庄里的青壮年与妇女们则大多希望拆迁,甚至是盼着拆迁,因为一旦拆迁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房产与现金补贴,实现“一夜奔小康”甚至“一夜暴富”的愿望。因为这一片区的村内宅基地在21世纪的前十年开始严格管控,每块宅基地也都有对应的土地证,因此在宅基地固定的前提下,农户们想要获得更多补偿只能从房屋质量处下手,如前文所描述的“封走廊”、“加盖棚顶”、“修缮祖屋”甚至是“偷偷在倒塌的宅基地上盖房子”,这些都属于农户在面对外部利益输送时天然的自利行为,尤其是大家都在修缮时,那些没有行动的农户就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大家都修,凭甚俺不搞?”。泽州县本就毗邻主城区再加上当地的富士康产业园,因此其属于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县内劳动力基本没有外出务工,都在本地就业。当分得拆迁款后,家中负责给儿子娶妻生子的父辈压力会骤然减小,在本地就业的年轻人也不再焦虑,从这一方面来看算是件喜事,但因社会环境急剧变化而导致的心态问题也让很多“拆二代”陷入人生困境:因为吸毒、赌博、非法集资等问题而坐吃山空,当然这属于个别现象。但因为在本地就业的年轻人教育环境与就业背景相对较差,在劳务市场中位于中低端,他们也知道拆迁拿到的天降横财不可持续,因此很多年轻人都逐渐将自己的人生目标放在了(未来的)孩子身上,而对自身的要求则变低,出现了一种“能动性”困境。

  “消失的附近”这个人类学用语最近很是潮流,它描写的是随着社会环境快速变迁,原先熟悉的附近不再熟悉,甚至是变得陌生。而在拆迁背后,无论是物理形式上的那种高密度、多人口的居住模式,还是心理形式上原本密切的亲情关系破裂,其反映出的都是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与亲密关系都逐步陌生化的过程,短短十几年我们好像活了两辈子,生活在两个时代里。而拆迁也不过是城镇化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浪潮背后的“村庄舆论对农户行为约束力弱化、联合家庭退向核心家庭甚至个体,以及农户心态与价值感受的变化”都反映出农村社会公共性外衣的剥离与逐渐原子化的现实处境。在物质层面欣欣向荣的农村却在价值层面日益贫瘠,整个社会也弥散出一种娱乐至死的文化心态,有时候我在想,当前取得的波澜壮阔一般的进步难道就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吗?

  2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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