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昨晚，《觉醒年代》播出了最精彩的一集。

　　巴黎和会中国被列强集体出卖，五四运动爆发，全国的罢工罢课、爱国抗议风潮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北大成为了浪潮的中心，胡适却在此刻要釜底抽薪，把北大南迁上海，远离“政治漩涡”，搞“学术独立”。

　　陈独秀怒斥胡适：“中国之所以这么糟糕，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胡适这种人，就是让子弹飞里的汤师爷。

　　“不能拼命啊，拼命怎么赚钱？”

　　表面上温良谦恭让，表面上是“为了你好”，是“peace and love”，实际上是要弱者放下武器，让弱者乖乖做奴才，乖乖引颈待戮，他们满口“调和”、“不争”，实际上就是要让中国人放下武器，让无产阶级不要挣扎，放在古代，就是明朝杨嗣昌指责农民起义说的：“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新青年》时代，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是同事，鲁迅对这两位都有评价：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

　　意思是陈独秀做事，明刀明枪，坦诚直率，敞开门做事情，说要革命，就是要革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胡适之则关起门来，自诩“无攻击性”，但他到底想什么，他不说，别人也不知道。

　　当然，鲁迅先生后来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骂得更狠：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大学确实应该搞学术、做学问，学生确实应该读书，但当时是个什么时代？列强侵略、军阀割据、买办横行、国土沦丧.......穷人流离失所、卖儿卖女，民不聊生，天下之大，容得下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吗？那时候但凡有点良知、有点能力的人，心里想的只有四个字“救亡图存”。

　　然而胡适之在这个时候，却要中国人不要激动、不要斗争、不要革命，安安心心躲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却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关心政治，躲在象牙塔、故纸堆里自娱自乐？都学他胡适之先生打牌、吹牛、和女学生谈笑、做些半拉子的“学术”、岁月静好？

　　他口口声声“不参与政治”，偏偏关键时刻总和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穿一条裤子，甚至在抗战初期搞出“低调俱乐部”，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他做的哪样事情和政治无关？他口口声声“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一点问题”，但旧中国问题遍地都是，军阀割据，政客贪腐，买办卖国，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民族工业凋敝，人民被剥削、压榨、屠杀，他愿意解决哪个问题？

　　就谈学术，胡适之又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学术？无非是开个几个坑，写了几篇半吊子论文，做了史上第一个“坑王”、“太监”，以至于国内外学者，无论立场如何都瞧不起他的学术水平。章太炎评价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点根儿，胡适连根都没有”！

　　胡适这种人，只是个有钱有知识的富家公子哥儿，命生得好，机缘巧合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届的名流和领军人物之一，他这一生，嘴里喊着独立、自由，可是他从未真正“独立”过，他习惯于依附于强者，美国人、日本人、蒋介石，都可以是他的“主子”。他这一生过得容易，只要依附于当权者，一生富贵平安，没有为国家出一份力，没有为人民流一滴汗，说着些冠冕堂皇、潇洒漂亮的屁话，到了后世，就能赢得一大波的粉丝和拥趸，吹嘘他的“自由”和“独立”。

　　可叹那些真的猛士，一生面对无穷的黑暗、淋漓的鲜血，坦然相对，努力抗争，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更不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就因为他们不和胡适这样的人一样，不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公子小姐们混在一起，不会红袖添香四手联弹袖手谈风月。所以，他们的事迹被扭曲，他们的名声被抹黑，他们被“打得粉碎”，即便他们打碎了旧世界，创建了新世界，让亿万人站了起来.....

　　人们忘记了他们的功绩，反而把胡适捧得高高得的。

　　《觉醒年代》剧中陈独秀愤怒地说：“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说得太好了，一点都没错，旧中国之所以那么窝囊，就是因为真的猛士太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太多。

　　搞学术，还是搞革命，都没有错，错就错在大争之世，国之将亡，胡适博士身为社会精英、统治阶级，不关心国家的前途，不关心民族的存亡，不关心四万万劳工大众的死活，只顾自己的风雅有趣......别人要去抗争，要去奋斗，要去革命，要去抛头颅洒热血，他还要拖后腿、吹阴风、泼冷水、搞釜底抽薪......他到底是站哪边的啊？

　　国家危难之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应当只考虑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小团体、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应当考虑整个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利益，就像剧中陈独秀嘶吼的那一句：“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全中国的生机盎然”。

　　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了，人民还能“不争”吗？还能“peace and love”吗？

　　电视剧中得知青岛丢了一夜白头的郭心刚是有原型的，他叫郭钦光，是五四运动期间牺牲的“烈士”。

　　郭钦光少时家贫，无钱上学，6岁才开蒙，12岁从罗峰高等小学毕业即回家务农，几年后北上广州，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在穗期间，郭钦光苦志力学，砥节砺行，对时局尤为关注，“每与人谈国事，则奋眥欲裂”。1915年5月7日，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消息传来，举国骇然，义愤填膺的郭钦光不顾当局压制，以学界的名义与各校学生一起在广州东园召开“国耻大会”，并登坛演说，情绪激动至于当场呕血，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得人心渐灰，但郭钦光宣传救国的志行却愈发坚笃，他经常对同学说：“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俟外人之侮我国！”热血沸腾，豪情壮志，溢于言表。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再度离乡渡海，远赴京城求学，入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临时会议，决议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此时郭钦光已身患严重的肺病，但仍抱着“以死作气、以命醒民”的决心，奋袂先行，积极奔走，同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在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时，遭到曹汝霖卫兵的镇压，“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之势。”悲愤交加又疲劳过度，郭钦光的病情愈发加重，弥留之际长叹道：“国家濒危，政府尤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延至7日溘然遽逝，年仅24岁，此时距离其兄卒世仅两年。郭钦光“早年失怙，中复丧兄，英年早逝，老母在堂，遗嫠在室，孩稚在抱，伤心惨目，尤非生人所忍闻也。”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学生，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人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各界送来的3000多副挽联，郭的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字。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首先发表演说：“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北京女子师范、汇文、协和等女校均有代表参会。一位妇女代表在演说之际，放声大哭，“叩其姓名，不答。”一名叫孟成宪的学生将自己所戴的东洋草帽当众撕碎，众多与会者纷纷效仿，顷刻间有数百顶东洋草帽被扯碎掷于台前，以示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此次追悼会事实上成了5月19日举行总罢课的誓师大会。5月31日，上海学生及工商各界，汇集于西门公共体育场，追悼为国捐躯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会上有挽诗一首：“号血千秋壮国光，几同马革裹沙场。从今纔识书生价，胜却峨冠坐庙堂。”

　　巴黎和会中国失败，青岛丢了举国愤怒，中国爱国学生忧愤而死，他胡博士居然还有闲心去伺候他的便宜美国导师。

　　胡适是真的关心陈独秀、李大钊、北大学生的安危吗？北大学生被军警殴打、逮捕，没有见他胡博士出面救人，陈独秀后来多次被捕，遭受牢狱之灾，那时候胡博士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宠臣，也没见他发一言相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捕，汪孟邹求他救人，他转头告诉了吴稚晖，吴稚晖落井下石，直接举报害死了陈延年。这就是“温和”、“无害”、“不谈政治”的胡博士。

　　胡适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骑墙”。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鲁迅《答KS君》）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伪自由书》）

　　陈独秀胡适当作同志、好友，哪怕后来在狱中，还念叨胡适当年搞新文化运动的好，但胡适对陈独秀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把胡适当朋友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杨杏佛是胡适至交好友，当时北平有一群学者学生，因为支持抗日，被蒋介石政府收押，受遍酷刑，当时胡适和杨杏佛去看望这些爱国人士，这些人中间，还有胡适的学生，写着血书请恩师胡适救人。

　　结果胡适离开之后，对公众赌咒发誓说：政府没有虐待爱国人士，没有酷刑，没有打骂，生活条件很好，除了地方窄了一点，大家“宾至如归”。杨杏佛与他不同，杨杏佛眼睛不瞎，嘴巴不歪，说了人话，结果蒋介石派人暗杀了杨杏佛，杨杏佛走在大街上，抱着儿子，被特务活活打死。

　　杨杏佛的追悼会上，社会名流都来了，宋庆龄、孔祥熙、鲁迅、叶企孙，共产党、国民党、左中右都来了，鲁迅先生出门的时候被军统威胁，说你要是参加杨的葬礼，就不要回来了，结果鲁迅把钥匙丢在家里就出门了。但是，他的“至交好友”胡适没有来，人影子都看不见，最无耻的是——他还造谣说杨杏佛脾气不好，没有人缘，所以才会死，和蒋委员长没有关系。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胡适还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卫合伙开办了“低调俱乐部”，筹划妥协投降。连国民党内部都痛骂胡适是“汉奸”。胡适是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国百事不如人”，还有句名言，叫做“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这也是他对民族全无希望，对国家全无信心，一心想着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满嘴“中国应当被殖民三百年”的带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1937年抗战爆发，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和谈”，而是在劝老蒋“投降”。

　　幸亏老蒋没有听他的，胡适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争取美国援助，结果胡博士正经事情不干，跑到美国游手好闲，天天去大学里刷名誉博士，刷了20多个博士。当时举国抗战，无数仁人志士赶赴抗日战场，而胡适却千方百计赖在美国享清福，还大言不惭说：“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连蒋介石都对他的行为看不下去，骂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胡适非常推崇美国文化，一口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对权力、地位偏偏又无比迷恋，蒋介石请他当官，他来者不拒，蒋介石给他送钱，他也来者不拒，嘴里喊着自由，却为独裁者张目，对蒋介石父子百般颂扬，在美国期间，他拿着蒋介石的钱，肉麻吹捧，令人作呕，可见其表里不一，虚伪至极。

　　今天我们可以从台湾解密的档案中，看到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当时因为《自由中国》社抨击蒋介石台湾政府的恐怖统治，遭到特务警察冲击，很多人被捕，结果胡适发表声明，退出《自由中国》社，置同仁于不顾。胡适给蒋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写《台湾是多么的自由》，可是蒋介石却不领情，私下里写日记吐槽道：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蒋介石一生文章写得又臭又长，唯有这一段讽刺胡适的话，极为精彩，说：“（胡适）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到了60年代，老蒋想起胡适，还得骂两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试想一下，一个人，混到连蒋介石都要骂他是“买办”了，他得买办到什么程度啊？

　　说实话，今天，依然是“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