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抵制洋货”？“极端抵制”与耐克销量暴涨

　　HM、耐克等跨国公司碰瓷新疆棉的举动，24日开始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与抵制浪潮。

　　在这股抵制浪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某短视频播主发了扔自己耐克鞋的视频，紧跟着扔阿迪、扔HM的短视频纷纷跟进；短视频直播主跑到耐克门店，“大义凛然”地指责买鞋的顾客；某楼盘开发商打出了谢绝穿耐克和HM者参观的横幅；直播带货卖阿迪的主女播被骂到大哭；一段烧耐克鞋的视频一直火到了国外，被反华媒体津津乐道地炒作……

　　笔者的一位网友对这样的极端状况感到忧心忡忡，便私信了笔者交流这个问题：

　　自由派一面炒作、嘲讽“极端抵制”现象，一面秀自己的“智商优越感”，然而，在他们所举的案例中，笔者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没有节操的短视频播主的“恰饭”行为，是资本家打爱国牌的营销行径，而这些全部被栽赃给了爱国群众。

　　就连那段所谓烧鞋视频，实际上也是抖音平台一名用户早在3月16日就发布的，该用户事后澄清只是把不能穿的旧鞋子烧了发vlog，与抵制行为毫无关系，只是被别有用心的短视频播主移花接木加上了一个标题。然而，这段视频就首先被国内的主流媒体平台拿出来“强烈谴责”，然后被外媒疯狂炒作。

　　“极端抵制”存不存在？当然是存在的，当“复古读经”成为一股风潮，《弟子规》重新进小学课堂，“员工给老板下跪感恩”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就已经复活了，但真正的“极端抵制”必然只是个例。

　　与事实上并没有广泛出现的“极端抵制”完全相反的是，得物app上AJ（乔丹）鞋销量在24日以后出现暴涨；B站up主统计发现，24日耐克品牌在淘宝的销售量也出现了暴涨：

　　截图来自B站up主“天然无害的蛋蛋”的视频

　　笔者并不认为这个数据失准，耐克的股价显示，在经历了两日的下跌之后，周五又出现了反弹：

　　B站这名up主将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幸存者偏差”，即爱国网民讨论的热火朝天，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还不知情，反而因为莫名其妙的热度被带过去搜索，然后转化为耐克的销量增长。

　　这种原因可能是存在的，但笔者并不认为是主要原因。这两天耐克的“热销”，相比以往促销活动或者新品发布时的“热销”，并没有热到哪里去，也并未达到历史最高点，只是反过来说明爱国网民的抵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相反，笔者所住小区的居民群这几天也都在热议跨国公司碰瓷新疆棉的事，而且普遍是谴责的态度。那些发言的邻居绝大部分只是最底层的市民阶层，耐克对他们来讲是奢侈品牌，平时很少购买。

　　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很普遍的，爱国网民的社会阶层普遍不高，也就是说网络上平时抵制洋品牌，抵制耐克、抵制苹果的人，大多数本来就不会刻意去购买这些洋品牌，一方面是爱国情绪使然，一方面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而那些资本家或者小资中产阶层，并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爱国情绪；相反，他们还会去嘲笑那些爱国网民“义和团”、“反智”，津津乐道地炒作那些“极端抵制”现象，甚至故意在这个时候去买耐克，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智商优越感”。

　　相比爱国网民强烈的抵制情绪，众多电商平台只是下架了HM的品牌，并未触及耐克、阿迪；众多明星宣布取消代言合约，可耐克仍旧是国家队赞助商；环球总编胡锡进也站出来表态：“你们且去闹，政府不参与”。

　　其实，相比耐克、阿迪、HM伤害了我们民族情感问题，笔者更关切的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由此造成的产业沦陷，以及资本全球化体系下中国劳工遭受双重压迫的境况。最爱国的人，反而是最底层的劳动者，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悲愤的事。

　　联想到上次全民抵制NBA到央视复播不过短短几个月的事，笔者对这次全民抵制的结果并不乐观。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坚信：愿意理性抵制“洋货”的群众，才是中国未来的脊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青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青年毛泽东和成群结队的学生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积极开展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解放前的国统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称赞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当然，单纯的“抵制洋货”解决不了反帝反压迫的问题，但这却是觉醒群众、发动群众的必要阶段。

　　一百年前，在群众逐渐觉醒起来的基础上，反帝反压迫的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

　　一百年后，尽管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经历了高潮到低潮的变迁，但反帝反压迫仍然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从未过时，毛主席所指引的新路仍然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

　　所以，“抵制洋货”仍然是正义的、必要的。既不要像鲁迅先生在《论毛笔之类》一文中所讽刺的，把以反帝或产业自救为目的的“抵制洋货”，搞成了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必因为自由派及小资精英秀“智商优越感”的嘲讽而自我矮化，他们不过是一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