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抱歉，我实在没法打高分

　　《我的姐姐》，一部实实在在的女拳主义电影。

　　注意，女拳，不是女权。因为，其反映的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女权被践踏、进而产生抗争”的故事。

　　什么是“无可争议的女权”？

　　比如：在今天的中国，公开恋情或身材走样的女星在娱乐圈中依然会面临“风险”；单亲妈妈和孕妇在职场中依然受到歧视；30岁前不结婚的女孩依然会被父母亲戚指责；婚后不生育依然会遭婆家白眼；在大学里依然存在油腻的虎狼叫兽；被性骚扰甚至强*后不敢报案害怕被社会非议的现象依然不减；直到现在都并非每一个大型机场/高铁站/商场都配备母婴室……

　　但在本剧中，显然姐姐对弟弟的抚养排斥，很难划归到无可争议的范畴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电影的剧情看似一直徘徊于“重男轻女”的节奏明线上，也很成功地借此捆绑了大多数观影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情绪——但是，有一点它几乎没有交代和打磨：女主拒绝抚养男孩，到底是出于对“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思维的报复心理，还是面对生存压力的力不从心？

　　很显然，电影一直在前者的小圈圈里打转，并为此铺排了非常多的辅助情节来渲染烘托。比如医院里保小不保大的闹剧，比如女主男友的妈宝男人设与男友家庭的父系强势，比如女主姑妈含泪讲述人生经历（还借喻了套娃作为悲剧载体，暗示封建思想代代压迫）。

　　同时，电影并没有对后者进行太多的描述，仅仅是一带而过，比如医院里同事的官僚特权家庭背景、北京近乎高压的生存成本……这些，恐怕才是现实中真正令女主放弃自己亲生弟弟的最大原因。

　　正如她自己所言：“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本该成为电影的精髓。

　　是庞大的社会生存压力和不见天日的阶级压迫感，让一个20岁的女孩亲手撕碎了亲情，而不单单是所谓的“重男轻女”的家庭遗留阴影所导致的人性冷漠。

　　导演将电影前半段的女主刻画得阴森异常，也正是为了表现出对“家族”这个单元、对“亲戚”这个家族秩序构成者、对“弟弟”这个最后一根稻草的「仇恨」。

　　然而，制作方完全弄错了「仇恨」的方向，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遗憾。

　　是什么，可以穷凶极恶地碾压一切家庭伦理？又是什么，可以让一切情感悯意都不得不让位于柴米油盐和一本房证的现实？

　　是社会的阶级固化，是生存压力，是私有制，是资本主义。

　　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性答案，它将家族生生地切割开来，让每一户人家“各扫门前雪”，也让每一个阶级只能游弋于本阶级内进行无休止的内斗——正如这部电影，巧妙地用“重男轻女”的文化问题，压掩了底层难以出头的政治问题。

　　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满脑子都回荡着《共产党宣言》里那句我已经引用摘录过太多遍的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一套房子，就可以将一屋子原本由血缘纽带连为一体的家族成员们争得面红耳赤、乃至大打出手，遑论一个孩子肉眼可见的成长成本了，这才是亲戚们对小男孩互相推诿、不敢接纳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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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于80年代时，“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渐渐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亦陡然形成了，之于影片中的女主而言，将这个事实再进一步放置到她梦想的城市北京之中——2016年时，英国非营利机构“全球城市商业联盟”对全球15个城市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资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资的1.2倍以上——就更加可以解释她抗拒抚养弟弟的真实内心焦虑，她确实“连自己都养不活”。

　　社会制度造就的社会现实，可以让一群陌生人变得亲如家人，曾经火红的革命年代里唱的“亲不亲，阶级分”恰哉斯言；而同样是社会制度造就的社会现实，也可以让一大家亲戚变得陌如无故。

　　在影片里姑妈讲述人生经历的片段中，有一个细节被大多数观众忽略：姑妈口中提到“厂子没了”（大致是这个表述，只看一遍我记不太清），这句话仅仅一嘴带过，旋即又进去了反复对“重男轻女”问题的唠叨中——不过在我眼里，这个“厂子没了”，是相当重要的历史变迁的见证。

　　看来导演还是比较尊重故事原版的，哪怕只给了一句台词。

　　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国企解体潮，东北和华北耳熟能详，位于西南的四川亦不可幸免。如赫赫有名的四川锅炉厂，原名东方红机械厂，是国家大三线建设时期的主力军，也在90年代末期遭遇了人为的衰败。

　　除却片中城市地区国企的覆灭，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横空出世，同样在变更着中国的人口格局。

　　国企消失，工人下岗；公社瓦解，社员遣散。时代，强行地拆解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集体主义系统，也将一个本是主人公地位的阶级驱逐出了社会核心地带。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私有制化的社会秩序被建立，而工农群体的共同体被逐步打碎，他们中的许多女性只能渐渐从原本可以贡献一份强大生产力的国营工厂与集体公社中，退回到了原子化的家庭里。

　　从“社会人”落回“家庭人”，中国女性从90年代末期始，重新扮演起了小农化的家庭妇女角色，也就时隔四十年再度被大家长制的父权夫权体系所笼罩。

　　被新中国消灭的“重男轻女”思潮，也就与之死灰复燃了。

　　配合着早在1982年9月就被定为国策的计划生育制度，女性继社会地位遭到剥夺之后，家庭地位又进一步沦陷，为日后的“性别大战”奠定了历史基础。

　　所以，这部《我的姐姐》我无法给它打高分，它过于舍本逐末。

　　更让人觉得遗憾的是，电影自己最后都描述了姐弟俩在一系列相处过程中由对峙到拥抱的必然结局，可见所谓的“原生家庭阴影”并非根基性的价值观促成——但是，电影依然只满足于停留在抵制糟粕文化的小圈圈里，自顾自地翩翩起舞……

　　不论这舞姿有多美，对于追寻历史真实的观众来说，徒显隔靴搔痒了。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解放妇女有论：“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

　　那么，什么才是“本”和“源”？

　　毛泽东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直言：“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鲁迅笔下“吃人的社会”，这才是一切女性困境的根源。

　　仅抨击所谓家族内部之“重男轻女”，而不触及社会的阶层压迫，所有的仇恨都只能化作表面的极端一语。

　　纵使某些时候能够换来些许改变，也不过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妥协和怜舍，难以从根上推翻这个吸血的秩序。

　　所以之所以，我不愿意称《我的姐姐》为女权主义电影，而不过是一部喂饱谋求发泄情绪的田园拳师们的女拳主义电影罢尔。

　　一群集体被时代伤害和抛弃的人，窝在小家庭的单元里画地为牢地内斗……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端坐高台的人在观赏这部充斥着底层冲突的影片时，嘴角会流现出怎样满意的邪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