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一段时间了，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而总和生育率更是跌倒了1.3，不仅低于北欧地区，甚至低过了日本。

　　于是，社会舆论席卷而来，大家讨论的无非三个问题。第一，低生育率究竟是什么造成的？第二，它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三，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这也许不是单纯的一个人口问题。我们不妨先搞清一个概念，那就是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在学术界没有明确定义，大家泛泛的共识是追求理性、崇尚科学，以及建立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

　　现代性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结果。

　　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时，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蒸汽机被发明，电灯电话通向千家万户，汽车奔驰在纵横交错的公路，互联网打开了信息时代，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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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就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作为商品经济化妆师的广告，最能体现这一点。

　　比如，你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广告，画面上是一瓶高档矿泉水、一支有质感口红、或是一个洁白的马桶，旁边往往会有性感的女模，搔首弄姿，笑语盈盈，文案则写着“生活态度”“人生梦想”之类的话。

　　如果不做任何联想，它们就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商品而已。但人偏偏会联想，你会想到自己也拥有这样一位娇妻，住在大城市的百平住宅里，衣着光鲜，彬彬有礼，和大人物谈笑风生，往来绝对没有白丁。

　　卢梭在浪漫主义小说《新爱洛伊丝》中写道，年轻的主人公迈出探索人生的一步，从农村走到城市，在给情人的信件中，表达了一种困惑和恐惧：

　　“我开始感受到这种焦虑和骚乱的生活让人陷入的昏乱状态。由于眼前走马灯似的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晕。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一样能抓住我的心，但它们却扰乱了我的情感，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当归属的对象。

　　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终于会爱上谁……我仅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但只要我试图抓住他们，他们马上就消失了。”

　　这种感受放在今天的中国依然不过时。回想一下，当你刚刚踏入都市丛林，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闻到商场里刺鼻的香水，目睹五颜六色的大屏广告，阵阵轰鸣穿透耳朵，你是不是感到自己像走进了万花筒，从而感到“眩晕”。

　　用“眩晕”来形容现代性极为妥当，这是一种身体超然、呼吸急促、意识模糊的状态，让你想入非非，让你马不停蹄，越快越刺激，根本停不下来。

　　现代性塑造的资本主义景观，通过视觉、嗅觉、听觉等渗透进你的感官，从而来指导和规范你的生活。

　　马克思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生产的不断革命，社会关系不停动荡，永远的不确定，消费变成符号，算法控制人心，广告制造幻觉，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

　　对于刚从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很乐意拥抱这样的生活的，于是一味追求“发展才是硬道理”，搞钱搞经济被提上日程 ，大规模建工厂，建流水线，招海量工人，和全世界贸易，日子也是蒸蒸日上。

　　但时间久了，出问题了，咔地一下，手指断了，啪地一下，跳楼了，“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而火遍白领阶层的打工人梗，也让大家心有戚戚焉，今天办公室猝死了，明天担架抬走了，觉得活着没意思。

　　工厂和官僚化的办公场所不仅是生产、再生产的中心，更是将我们转化成物品的意识形态机器。这种生活是一种被动的体验，因为人需要成为的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零件。

　　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因为它包含三种制度层面的东西：资本主义、工业化及伴生的意识形态。

　　从生活的载体上说，现代性更容易在城市中体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越来越高度集中化。

　　这就导致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而东亚的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又是靠前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节奏异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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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节奏很难具体来形容，一定要说的话，可能是人们起床后上班前的紧张动作，是通勤时的步伐速度，是奋力追赶公交车的气喘吁吁，是等待红灯时内心的焦躁程度。

　　香港，作为世界人口密度第三大的城市，在超级地租的疯狂压榨下，底层人生活令人窒息，一家人挤在十多平方的房间里，吃饭在这里，如厕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压抑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它又是密密麻麻的霓虹灯、起起伏伏的股票K线构成的电子荒原，对人敲骨吸髓后，然后又输入精神养料，完成一种循环。

　　可以说，这是资本权贵与金融食利阶层联手打造出来的畸形怪胎，也是工业文明与剥削机器制造出来的致幻乐园。

　　对岸的深圳也正在一步步向香港靠近，曾有人问，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那深圳应该叫什么？

　　最风趣的回答，当属“戾都”。“戾”由户和犬组成，源自深圳两大著名现象：房和狗。

　　房，自然说的是房价高，年轻人接盘不易。狗，则代表禁止吃狗肉，以示与国际接轨。此外狗还代表畜牲，即社畜。

　　吃狗肉人士与不文明养狗人士的对抗，以及城市新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产生出了严重的戾气。过于稠密的人口在城市聚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摩擦和烈度更高的阶层冲突。

　　仅仅因为噪音这件小事就可以产生无数的纷争。媒体报道，在上海，两家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为水管老化渗水影响到了楼下，由于没有好好沟通，遂反目成仇。

　　楼下购买震楼器进行反击，一震就是五年，搅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

　　精神病学专家马兹达·阿德里在《城市与压力》中认为，在城市当中长大的孩子，成年之后，患精神分裂、抑郁症的风险是农村孩子的2-3倍，越是大城市，患病的概率也就越大。

　　仔细回想，这些年来，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开怀大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曾经遍布街头巷尾的嬉笑怒骂的场景再也不见了。

　　我们无法想象，五十年前日本还是那个开朗外向的民族，三十年前香港还是那个人人爽朗的地方，十多年前的内地还犹有欢声笑语的温存。

　　而多出来的尴尬又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路上迎面遇到像你一样的社畜，你从他畏畏缩缩的眼神中就可以判断出来。你们同时向左，又同时向右，最终差点撞到一起。

　　只要没有明确的规则指导，社畜寸步难行，瞬间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本能的反应能力。

　　人们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麻木、呆滞、尴尬，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单一，语言功能慢慢丧失，开始抖音化、日语化、缩写化。

　　西方国家也碰到过这些问题，所以“逆城市化”浪潮逐渐兴起。20 世纪80年代，欧洲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西北欧，以及地中海中部地区的意大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比较高。

　　搬到城市的郊区去，在乡间小镇，在野岭山坡，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着新鲜空气和自然风光；有两三个孩子，养一双猫狗；时不时地露台上举行晚餐宴会；节假日就参加社区活动，与邻居们交谈、歌唱，举行有趣的比赛。

　　正是这样，曾经被称为低生育样板地区的北欧国家，在前些年反而逆势出现一波生育率显著攀升。

　　不过，这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看似惬意，却要付出高昂的基建成本，而且即便如此，它本身也没有逃离现代性的桎梏。

　　二战以后，社会学家开始对现代性开始进行反思，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讲到，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指征，一个社会生产造成了普遍的道德冷漠与道德盲视，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却都是共谋，最典型的莫过于奥斯维辛的大屠杀。

　　另一个是理性，要进行大屠杀就需要对犹太人完成身份建构，这需要权力、管理和技术的高度融合。

　　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文明一定会导致极权主义，这不止是那种政治上的恐怖氛围，更是一种经济上的控制。

　　这个不难理解，当生产力把社会上所有人动员起来时，个人往往就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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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政治象征的国家力量逐渐退场，散漫自由的社会力量也慢慢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无孔不入的经济组织力量。

　　更致命的是，作为复合型的高技术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专家们整天吵吵着说中国要从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这不仅意味着竞争烈度变高，还带来了更可怕的问题。

　　不断涌现的新技术让人们的学习时间不断延长，而人的生育发育速度是赶不上资本萃取的速度的。二十多岁毕业，三十五岁报废，资源利用寿命仅为15年不到。

　　作为一颗小小的燃料，大家本来是有着成为灰烬的觉悟的，但若说多年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被一些人当成了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地竭泽而渔，用后即弃，那谁顶得住啊？不要说生育了，连生存都艰难。

　　工业化刚兴起的时候，珠三角每年切断十万根手指，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打工人被困死在996。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还能有所选择，后者在现代化网络的绞杀下，根本无处可逃。

　　农耕文明时代，农民被锁死在万古如长夜的土地剥削制度上，而工业文明时代，劳动力伴随着机器一起消磨成废渣。从一种循环到了另一种循环。

　　区别在于，在过去，农民的想象仅仅止步于小米粥和金锄头。到了如今，底层人也窥见了权贵与富豪们的生活一角，这当然会刺激他们冲破阶层桎梏，向往美好生活。

　　农业时代积攒下来的庞大人口，在资源不断集中、技术不断向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只能以过度的学业竞争、惨烈的就业竞争、自我绝育与自我消耗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

　　而嗜血的资本闻到了这股高烈度碰撞中的血腥味，不仅不会制止，还会推波助澜，不断筛掉那些不愿主动加班、不肯“拼搏进取”、身体素质较差的“劣质”燃料；而所谓的“优质”燃料，以为沾沾自喜获得了一点点劳动补偿，实际上已经和魔鬼签订了契约，将肉体和灵魂双双献祭。

　　所以，工业化固然是后发展国家想要成功的必经之路，但不是说单凭工业化就能高枕无忧。

　　相比于农业时代，工业文明提供了更充足的“安全感”，起码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免于死亡的威胁。但安全感的提供，往往也成了驯服最重要的要件，因为你必须被纳入某个体系内。

　　法国哲学家福柯敏锐地提出，一旦你进入这些体系，就必须被观察，监视，衡量，评估，打分，分类，矫正，训练，惩罚，优化。

　　想想现在很多公司不仅有周报、日报，甚至还有小时报，有晨会、午会还有晚会，通过把时间进行不断细化地切割，对员工完成不间断地监视。

　　这是技术和制度造成的，在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网络监控下，一不小心拍了张照片就被公司开除，在QQ上闲聊几句数据立马被抓包，HR小姐姐当场警告。

　　某种程度上，这样打工人甚至还不如过去的佃农，至少他们可以扯两句嗓子、抽抽烟解解乏。

　　这或许就是我们过早接近K值的代价，它来自于数学家韦吕勒提出的逻辑斯谛方程：dN/dt=rN（K-N）/K。

　　其中，N代表某种生物现有数量，t代表时间，r代表没有环境限制下的自然增长率，K代表这种环境可承载的数量上限。这个公式代表的含义是随着人口数量接近人口上限，人口增长率会不断下降，直到趋近于0。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K值会不断上升。不过，到了一定阶段后，以最低限度的生存来看，地球的人口承载量虽然大大增加，但人们想过上更舒适的生活，K值反而会缓慢下降。

　　在封建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瘟疫、战争、屠城来主动消灭人口。

　　这种方式不仅很残忍，而且往往不受控。比如东汉末年，全国陆续爆发十多次大瘟疫，几十年间，全国人口由5600万减少一大半，到晋武帝时只剩1600万。哪怕连贵族都难以避免，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子，也在大瘟疫中死去。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没好到那里去，华盛顿、丘吉尔和希特勒都是著名的种族屠杀分子，在国家机器和现代技术的加持下，杀人如割韭菜，遍地人头滚滚。

　　另一种方式更加合理，而且副作用小。我们要知道，当资源不足时，不仅是羊太多了，也可能是狼太多了，太贪婪了，狼群越来越大，羊无法持续为他们输血，生态循环难以为继，帝国慢慢崩塌。

　　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亲自下场，以雷霆手段杀掉一批狼，于是，帝国又可以重新焕发生机，这就是所谓的王朝中兴。

　　当我们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不只是在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在关注着我们将要走向何方。

　　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样的？现代性危机让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到尽头，无产阶级可以预知的未来已经被资产阶级买断，羊群嗷嗷待哺，狼群虎视眈眈。

　　对中国来说，出路无非两种。

　　第一种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在暴风雨来临前，将科技树全部点亮，用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和西方争霸，这就是所谓的“入关”。

　　第二种是创造出全新的制度，对内公平分配，在危机到来前守住防线，然后平稳地对外进行输出，和资本主义分庭抗礼。

　　未来如何走向，只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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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城市与压力》，马兹达·阿德里

　　《新爱洛伊丝》，让·雅克·卢梭

　　《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