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本该前程似锦的履历：
他出生在一个大商人、大地主家庭，祖父在口外做皮毛生意发了家，家里拥有1500亩土地，在包头、归绥（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有多家经营皮毛和毡制品的商号。
他是个标准的学霸，从枣强县高级小学堂到冀中中学堂，再到北京大学预科和本科政治系。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学界做个国内高校的教授，从政做个省政府的厅长，不是什么难事。
比如他的政治系同学，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的梅思平，抗战前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江宁县实验县县长兼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
他叫吕佑乾，河北枣强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梅思平也是这年生人。
如果让我回归老本行，做一部纪录片的话，介绍到这里，我会安排另一位年轻人“加塞”进来，他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董振堂。
董振堂是吕佑乾的发小，比吕佑乾大一岁，也是冀州中学堂的同学，只是两人一人学文，一人学武，吕佑乾考上北大，董振堂考上考入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接着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作为反动军队的储备军官，董振堂和清河军校的同学们，照样不乏中国青年的热血，也纷纷响应“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行动。只是由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质，校方控制极严，不能公开集会，同学们只能私自串联。
清河军校校址在宛平，与清华大学相距不远，大家经常借足球比赛的机会，与清华大学学生会联系。外面的情况，拜托多跟我们通气儿，你们有行动，可不能不带着我们，位卑不敢忘忧国啊！
想的是挺好，准备得也不错，当清河军校的同学们，得知北京各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的同学们，要在“五四”当天，于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到总统府请愿时，也推开校门，参加进去。可校长钱选青早跟陆军部准备好了，调来一个营的军队弹压，所以董振堂被没有参加成“五四运动”。
饶是如此，还是有“漏网之鱼”。一位叫邢尚志的河南鲁山籍学生，不知怎么跑出去，穿着全套军服和高筒皮靴，别着校徽，坐着黄包车，一口气跑到天安门，参加爱国游行。
“五四运动”那一年，吕佑乾23岁，董振堂24岁，邢尚志比他们都大，那年27岁。
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生逢其时，舍我其谁？
吕佑乾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老家枣强的播火者。
在北京，吕佑乾积极参加了由北大同学邓中夏发起，并组织的平民演讲团。不顾反动军警驱赶和包围，经常饿着肚子，深入到北京市区和郊区向群众做演讲。他的口才极佳，一位在北京的老乡毛洪镇回忆说，吕佑乾的口才极佳，甚至说服军警，给大家解围。
1919年暑假，吕佑乾回到枣强，组织进步师生，宣讲国内外形势，播撒五四精神，因此被称作“枣强县的五四先驱”。
1923年春，吕佑乾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在同学董振堂的介绍下，随孙岳的国民三军入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早期的活动者和党团组织的创始者之一。
这位怀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燕赵青年，从此开始在西北的土地上播撒革命的种子，直到作为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于1928年6月牺牲在旬邑起义中。
吕佑乾烈士的英名，今天知道的朋友很少。毕竟距离他牺牲已经快百年了，而且您要知道，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先烈有两千万以上！
幸好一位当年只有16岁的少年，旬邑起义参加者马志超，还记得这位旬邑党组织和旬邑起义的实际领导者。
“五四运动”若干年后，吕佑乾这位北京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放着大城市里，收入稳定、体面潇洒的大学教授不当，钻山沟、闯荆棘，穿风雪，化妆成买笔墨纸砚的“笔客先生”，忍饥挨饿，破瓦寒窑，冒着砍头的危险，播撒革命的火种。
旬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许才升、王浪波、吕凤岐等人，基本都是吕佑乾的学生，并由其介绍入党，在旬邑县立宝塔高等小学当老师。不少这所学校的学生，作为共青团员，参加了旬邑起义。
1928年5月6日，一封鸡毛信在十八个村子里传递着，许才升按吕佑乾的安排，在清水塬上擂响了闹社火的大鼓，不到两小时，乡亲们云集响应，以农具为武器，跟定共产党，杀向县城。
背着大刀到处跑的马志超，别看年龄小，却已经是一名“老革命”了。此时已经由团转党，跟着老师和同学们，带着乡亲们，起义队伍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几个土豪劣绅，挂起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的红布匾牌，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飘扬，许才升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
乡亲们热情争论着“苏维埃”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
距离陕西旬邑1300公里外的湖南茶陵，半年前的1927年11月28日，按照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示，县衙门前挂起了“茶陵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的牌子，建立全国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茶陵工农兵政府的士兵代表陈士榘同志，讲过“苏维埃”和“工农兵政府”的区别：
“‘苏维埃’这个名字老百姓听不懂，1929年我们打下长汀时，敌军的一个姓郭的师长都不懂，他以为‘苏维埃’是个人名字。一个国民党的军阀都不懂这个名字，可见群众更听不懂，‘工农兵政府’这个政权名称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就是这样提的。”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工农兵政府”，非要改成“苏维埃”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接地气的洋学生们，觉得不够“内味”， 非要“气突苏”不可，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不知道，无数个“毛泽东”和“吕佑乾”，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用生命作代价，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探索一条不但要救亡图存，更要强国富民，还要适合中国国情的前进道路。
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大门前，有副对联：
“要有阶级觉悟性，勿做时代落伍者。”
中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从天而降，旬邑起义作为历史剖面，几乎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官逼民反。
彼时旬邑正发生着大面积、长时间的旱灾， 庄稼颗粒无收，农村十室九空， 饥民食草根、树皮度日。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土豪劣绅对农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 反而变本加厉。地主家的租子一斤不能缺， 债钱一分不能少，否则收回土地， 以人抵债。高利贷主也趁火打劫， 放“驴打滚账”， 加倍盘剥百姓。
曾在北京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如今却蜕变为反动政客的旬邑县长庞天籁，不但不赈灾救荒， 反而派军警下乡催粮要款， 拉丁拉夫，甚至把地亩税已经提前预征到了十年后！
省上派下来的催粮委员梁武，也跟当地的土豪劣绅串通一气，公然叫嚣：
“我一手拿着生死簿（催粮花名册），一手拿着勾魂笔，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
为此，旬邑的共产党员制定四大任务：
一、攻县城，捉县长，惩贪官；二、开粮仓，济贫民，助百姓度春荒；三、打开监狱，解救被押共产党员及无辜群众；四、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击土豪劣绅。
然而革命向来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高潮与低潮，进攻与退却，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革命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旬邑起义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1928年5月31日，吕佑乾、许才升等七名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捕杀。
随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起义群众及其亲属，反动军队和土豪劣绅还借端生事，敲诈勒索，凡稍有牵连者，无一幸免。
死里逃生的马志超回忆说：
“这次暴动失败以后，许才升、吕佑乾、王浪波、吕凤岐、王廷璧、程永盛、程国柱等当时被敌人逮捕，身受重伤，送往张洪镇，惨遭杀害。在去张洪镇途中，血迹洒遍沿途。被害后，旬邑籍同志尸体被搬回掩埋。外籍的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等同志无人搬走，暴尸数日，情况之惨，目不忍睹。旬邑群众至今谈及，热泪盈眶。但在事后的这些年，有关写陕西革命史者，多对旬邑这次轰动西北的革命暴动遗忘了。”
吕佑乾烈士牺牲时，只有32岁，这是一位“90后”，而其他六位烈士，25岁的许才升，24岁的王浪波、吕凤岐，23岁的程国柱，还有22岁的王廷璧和程永盛，则是一群“00后”。
旬邑起义九年后，1937年1月20日，时任西路军红五军军长，吕佑乾烈士的同学董振堂，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在甘肃高台，英年42岁。
很巧的是董振堂烈士入党和牺牲，都比吕佑乾烈士晚了九年。
吕佑乾烈士身后，还有一位烈士，就是他的小儿子吕渐烈士。1938年，18岁参加八路军，1945年牺牲在解放阜城的战斗中，时任阜城县大队指导员，英年25岁。
枣强县烈士名录中的父子两代英雄
旬邑起义的幸存者马志超，此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即便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后，仍坚持斗争不懈，冒死潜伏敌营，并以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的身份，掌握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旬邑县的武装大权。1947年5月21日，在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延安的关键时刻，为扰乱敌人部署，保卫中央机关转移，马志超接受党的指示，发动起义，破茧而出，重新归队。
今天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203周年，我想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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