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国家三胎政策就那么横空出台了。
就在网上各种讨论,各种调侃,各种段子横飞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却是计划生育年代里的那些血色岁月,以及那些充满血水和泪水的故事。
1
关于计划生育,我算是较有发言权的民间人士之一。
因为我亲历并藏掖着那个时代的痛楚和真相,我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落寞和悲伤。
1995年,四年寒窗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乡镇土地管理所工作。21岁的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所谓的同志,国家干部。
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偏远落后的乡镇来说,物质贫乏,精神生活就更贫乏。没有电话,没有彩电,对我这种单身的年轻人来说,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打篮球喝喝酒,躺在床上看看书了。
感谢那个年代,让我被逼着读了很多书,以至于我在十年后的某一个时间里,靠着各种世界名著里的一个个典故和台词,忽悠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我记得我参加工作的大概时间是1995年12月的某一天,我到乡政府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下雪的季节。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第一个工作任务,我被抽调出来参与下乡干计划生育突击工作。
之所以说突击工作,是因为那时候的计生工作,只有晚上偷偷的进村才能干出成效,那个阵仗,和今天的扫黑除恶行动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那个年代,老百姓和计生干部的关系,犹如猫和老鼠的关系,空前的紧张和对立。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行动时间是晚上八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一群十来人,打着手电筒来到了行动目标家门前,带队领导经验老道的安排四个人守住房屋四周(防止目标翻窗逃跑),剩余的人,砰的一声撞开大门,冲进去就将目标在床上逮了个正着。
看着黑压压的一群人,行动目标也没有做任何反抗,乖乖的被带回乡镇计生办手术室,做了绝育手术。
那一次的行动,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受到了乡镇领导的高度表扬。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干计划生育突击工作,也让我对计生工作第一次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2
在那个年代,的计生政策是,有公职单位家庭只能生一胎,农村村民家庭最多允许生二胎。超生者,有公职的开除,没公职的拉来强行做绝育手术并罚款。
让我们一切来回顾下那个时代计生宣传的标语吧。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曾当过乡长的正科级干部魏某,长期被计生部门当成一个向村民们宣传计生政策的反面教材。
魏乡长因为老婆怀了二胎,不忍心做人流,最后被群众举报后,被开除公职回家种田。
某次下乡时,有同事指着一个在田里干活,脸庞黝黑的男子对我说,看,他就是魏乡长。
此刻的魏乡长,哪里还有当初坐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他已经被彻底同化成了一个普通村民。
看到那个场景,突然感觉想哭。
那个年代,农村还是比较淳善的。但那份淳善,只针对除计生工作者之外的人。
对计生工作者,他们带有天然的敌意,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最原始的一种仇视。
一般情况下,乡镇计生办的人白天是不敢下乡的,即使要下乡也必须五六个人以上的人一起去才能保障安全。否则,要完完整整的活着回来还真得靠运气。
即便你自诩是猫,但大家想象一下,一只猫进入一群有猫一样战斗力的鼠窝里面,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落单的计生干部进村后被村民追着打的抱头鼠窜的事儿,在计生工作重灾区,尤为常见。计生干部被村民殴打致死的案例,也不算是什么新闻。
所以,分管计生工作,成了乡镇领导的噩梦,每次分管工作调整的时候,都要通过抓阄的形式,才能确定下来。
从市到县再到乡镇,计生结扎(绝育手术)任务,是层层有指标分派的。完成了任务,说明工作能力强,会受到提拔重用,完不成,说明工作能力欠缺,组织观念不够端正,是会被靠边站的。
为了保住位置,层层领导都会不断向下施压,最终压到乡镇上时,就只有赤膊上阵了。
为了完成结扎工作指标,为了完成超生罚款的经济任务,一系列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残忍的事例,在计生重灾区的各个乡镇,不同程度的上演着。
拉猪,砸房是最常见的方式,将鸡鸭和房里的腊肉、粮食等拉走抵缴罚款,也并非什么奇谈。
3
进入2000年后,农村出门打工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计生重灾区,能出去打工的人,都举家出门了。
挣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计划生育。
对那些生了二胎三胎甚至五六胎的家庭来说,只要你呆在村子里,你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被抓去结扎罚款那是早晚的事,而且那个罚款,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躲出去打工了,你就找不到我了,呆在外面再生几胎,也不会有大问题。
唯一的劫难是春节,对很多因为躲避计划生育而出门打工的家庭来说,春节是年关,更是鬼门关。
而春节,对急迫完成计生任务的乡镇领导来说,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年关来了,对思乡心切的打工者来说,城市再大,残破的农村才是港湾,那里是根,那里还有年迈的老人。
很多出门躲计划生育的打工者,就是在回家过春节时纷纷落网的。有人在背着大包小包走下故乡客车的那一刻,就被计生办带着警察一起带走了。
当然,也有些人因为已经在外生了几个孩子,已做好了回乡落网的思想准备,因为生孩子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故事,一直上演了十多年。
4
1998年,我辞去了乡镇府的工作来到昆明闯荡,一头就扎进了新闻这个行业。本以为从事了新的职业,从此不会再接触计生工作,谁知道,这才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新闻记者的工作让我跳出了偏远小镇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让我对计生工作的视野从一个乡镇扩展到了全省。
2009年,我进入某报社从事新闻调查工作,接触了很多申冤的,信访的群众,当然,也接到了很多很多被计划生育搞得“家破人不亡”的举报材料。
是的,在很多计生工作重灾区,“家破人不亡”,是某些地方政府只可默认但不能说出来的潜规则。
这些举报材料里,无一例外都是家被砸了,猪被拉了,粮食被没收了,被结扎留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
我深刻的记得在某县发生了一起在今天看来足以惊天动地的案例。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去县城帮姐姐家带孩子,某天她带着外侄女到街上游玩时,被计生办的同志盯上了。
那个年代,重压之下,每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都是计生干部眼里的猎物。
女孩正带着外侄女游玩时,几个计生干部围上来盘问她:“这是你的孩子吗?”
女孩初进县城,看到被几个大男人围住盘问,心里本能的就紧张,再加上她本身就带了点结巴,就结结巴巴的回答道:“是,是,是我姐姐家的。”
谁知道,带头的计生干部只听到了前面的一个“是”,就没有耐心听完后面的“是我姐姐家的”这句,大手一挥就将女孩带走了,直接就送进了计生办的绝育手术室,容不得女孩解释,直接就被结扎了。
误会解开后,大错已经酿成,一个18岁的未婚女孩子,就这样被当牲口一样被做了绝育手术,事后好像得到了点可怜的经济赔偿。
这是个典型案例,但类似的事情却是常见。
2017年,红星新闻就以《强行安环后残片留在体内26年,她被切除子宫暖巢》为标题,报道过安徽芜湖的一起惨剧。
这篇报道,正式让计生工作留下的后遗症,曝光于公众的视野。
红星新闻是这样报道这起事件的:
刚生孩子一个多月,23岁的滕优霞就被六七人突然闯入家中,强制给塞入一枚金属节育环。被安环后,滕优霞下体一直流血。她多次就医,最终被多家医院诊断出,金属节育环破碎,残留在身体多个部位。其后,滕优霞我的子宫被戳穿,女性生殖器官基本被摘除,流血、发炎……”26年间,滕优霞跟随丈夫辗转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跑了23家医院,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病痛还在,且与日俱增。丈夫陪着滕优霞去北京看病,结果被截访人员拦在火车站。僵持不下时,几个人拿棉被包住滕优霞,直接塞进车里,送回老家。之后的很多天,滕优霞夫妇被“软禁”,有专人守在家附近,轮班看守......
这样的案例,不过是计生工作下人为制造悲剧的冰山一角。
5
有分管计生工作的乡镇领导曾感言,“计生难,难于上青天。”
客观的说,那个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和当时的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枯寂有关,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紧密有关。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虽然大家都贫穷,但人们的追求也不高,只要能吃饱饭,足矣。所以反而没什么生活压力。
农村三大事,干活,吃饭,睡大觉。而睡大觉,就会伴随着怀孕生孩子。
那个年代的农村,更鲜有什么人工流产之类的说法,大多数父母的意识都停留在“多子多福”的观念里,每一个诞生的孩子,都是上天送给父母的礼物,未来的福气有多大,就看子女够不够多。
在今天我们看来的住房,教育,生活成本等压力,在那时根本就不叫压力,不过就是饭桌上多一副碗筷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计生工作,不困难才是怪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村的年轻人不断涌进了城市,随着房贷车贷教育支出生活成本等成了城市年轻一族的主流,随着年轻一代“多子多福”观念的落伍淘汰,生育观念也从老一辈的“拼命生”变成了“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二胎政策出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亦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今天,国家出台鼓励三胎的政策之所以引发热议和讨论,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鼓励三胎对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结构调整所起的作用有限。在大多数人因为生活压力宁愿“躺平”的情况下,你让她生三胎,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对那些有经济条件的权贵而言,即使限制他们生二胎,他同样的能躲着给国家生出三胎四胎甚至五胎六胎出来。
所以说,解决人口增长调整人口结构的最佳办法,并不是鼓励三胎甚至鼓励四胎,而是得解决年青一代夫妻住房、教育以及生存的压力。
当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再被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生存的压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昂首挺胸,大步朝前,为国家快乐的生二胎,三胎,甚至四胎五胎。
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