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救不了台湾人

　　一省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49例，12例死亡，这事发生在现在的中国，离不离谱？

　　再一看，是台湾省的事儿。

　　台湾最新一轮疫情大规模爆发至今已经超过2周，岛内已经有专家建议应实施更严厉的“第四级警戒”，让当局可以规定民众只在必要时才外出、封锁发生严重疫情的乡镇市区或县市等。

　　但台湾地区防疫工作负责人陈时中却坚持强调，目前绝对没有需要把防疫指标升级。

　　全球疫情爆发以来，这种行政官僚与医生、专家意见不一的事件，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尤以懂王与福奇的争执最为著名。但我国台湾省能发生这种状况，既在意料之中，却也有点“不合情理”。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当局的各级行政机构的官僚中，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夫。

　　就这位跟医学专家唱反调的陈时中，从政前就是一名牙医。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是在两岸三地医界都知名的外科医师，不但是台湾器官标准移植程序的建立者，更是华人医学界在叶克膜（ECMO）技术上的执牛耳者，其医学造诣可谓精深。

　　柯文哲

　　其他如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前民进党大佬沈富雄、民进党立法机构内召集人柯建铭等，也都是医生出身。

　　赖清德

　　医生从政，本身并不奇怪，但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竟有如此多医生官员，台湾地区可算在全世界独一份。

　　然而这么多“内行”的官员，在疫情面前却如此无力，甚至有些更是站在反医学反科学的立场讲话做事，真乃离天下之大谱。台湾地区医生从政，是有历史传统的，而曾经的台湾政坛医者，并不是今天这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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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

　　在这50年里，日本殖民者力求让台湾人“皇民化”，担心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学习太多知识，启迪民族民主意识，所以严格限制台湾人报考文政部、理学部和工学部，而就读人数较少的医学部和农学部相对开放。

　　再加上日本殖民初期，岛内条件比较艰苦，少有日本医生愿意来台执业，但医生又实在是必需品，所以日本于1899年成立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后变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前身），培养台湾本土医生。

　　因此在当时的台湾，有条件就读大学的本土精英，医学和农学是他们仅有的选择。有资料记载，1944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有台湾本土学生85名，其中有80人集中在医学部。可以说医生就是台湾本土精英的代名词。

　　所以，医学自然而然也成了当时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有“台湾孙中山”之称的蒋渭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蒋渭水，字雪谷，台湾宜兰人。幼年时进入私塾，接受宿儒张镜光的汉文教育，对处于日本当局压榨下的普罗大众悲惨境遇充满怜悯，由此激发了民族主义思想。

　　蒋渭水

　　1910年，20岁的蒋渭水像其他本土优秀学子一样，投考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并一举中第。根据同学和老师的回忆，在校期间的蒋渭水“多才略，而亦敏求”，除了学习医学知识外，还利用业余时间接触社会科学，且更有勇气领导校内外的运动。翌年，武昌起义爆发，蒋渭水认为“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他发动台湾民众捐款，支持辛亥革命。

　　1913年11月底，孙中山革命失败后赴日本，路过台湾之时，蒋渭水急切希望能晋见孙中山，虽因日本当局在孙中山住地周围戒备森严而未能如愿，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热情的回信和所赠送的开国纪念章。

　　医学院毕业后，蒋渭水在治病救人之余，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由于医生身上的精英光环对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蒋渭水顽强的斗争精神，他逐渐成了当时台湾本土运动反抗总督府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效法西欧，改行君主立宪。但日本人却拒绝给予台湾人这样的民主权利，台湾总督有在岛内至高无上的权力，故被当时的台湾人戏称为“土皇帝”。这也让台湾本土精英非常不满。

　　台湾总督府

　　1921年，蒋渭水联手雾峰林家的士绅林献堂与一众同志一起，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要求日本殖民者给予台湾人民主权利。运动中，蒋渭水发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牵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作为提倡民权之启蒙运动组织，并发表文章《临床讲义》，从医师角度针砭台湾各种“疾病”。

　　尽管这次请愿最终失败，但其影响不仅轰动岛内，甚至在日本都赢得了不少同情，对殖民统治震慑极大。

　　请愿失败之后，蒋渭水等人深感到组织的重要性，遂于请愿运动进行到第三次时，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下简称“同盟会”）。1923年1月30日，在台的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向台北州北警察署提出成立同盟会的请求，但是，2月2日结社时旋即遭到总督府禁止。

　　蒋渭水不惧总督府高压，力主将结社地点移师东京。蒋渭水等人认为，将政治结社活动选址在日本的“天子脚下”——东京，足以让总督府投鼠忌器，不敢跨境执法，而日本政府考虑到国际观瞻，也不敢过于蛮横。于是，2月21日，同盟会在东京重新成立。

　　但蒋渭水毕竟还是低估了日本人的不要脸程度。

　　事实证明，当小鬼子没有下限起来，真是非常可怕。由于当时的日本已经施行“治安警察法”，作为管制政治集会结社的手段，总督府检举同盟会会员。12月16日在总督府警务局的主导下，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第8条第2项为由，全台除花莲、台东、澎湖外，同日同时展开大检举，逮捕41人、传讯58人，共有99人遭受迫害，其中有18人遭受起诉。史称“治警事件”。

　　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员

　　日本殖民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蒋渭水等人的愤慨，一次在东京的和平结社，居然被台湾总督府粗暴镇压，蒋渭水决定在法庭上作出回击。而总督府过于蛮横的行为，甚至在日本舆论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方案，这为蒋渭水的法庭斗争赢得了更多空间。

　　舆论界的斗争最先打响。同情请愿运动的《台湾民报》转载翻译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1924年3月16日刊登的《台湾议会之起诉案件》，指责总督府的检举是“无理态度，是不贤明的措施”。

　　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转载《大阪每日新闻》社评《台湾的自治热》，强调“总督府如果相信这样的检举，就能够绝减台湾的特别议会设置运动，其误解就可谓太甚了”。

　　蒋渭水则为舆论斗争之火浇了最有效果的一勺油。

　　1924年2月21日，蒋渭水在狱中创作的《快入来辞》见报，辞中名句“策士同以归正，共扶人道复奚疑”极富情感色彩，表明了他矢志不渝的心志。

　　眼见一名本可以养尊处优不问世事的精英医生，却为了台湾反对殖民暴政的斗争，甘愿入狱而其志不悔，这一形象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动员效果。

　　7月份，治警事件开庭，清晨不到五点钟，群众就排队鹄立在台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听票在十几分钟内全部售罄。买不到旁听票的民众围聚张望，使得法庭外也挤得水泄不通。

　　本案的主检察官是日本人三好一八，他虽然姓三好，但和三好学生是一点不搭边，相反，他在法庭上“声音极厉，颜色凄怆”的样子，倒是十分三八……据记载，三好的求刑论告前后长达六小时，被认为“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威吓宣传文”。

　　反观蒋渭水，“对裁判长的答辩，皆是滔滔不竭语调鹰扬、言语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气概”。

　　三好对蒋渭水有理有据的答辩非常惊讶，恼羞成怒的他喷出了一句蠢话：“既不喜欢同化政策，此际宜离开台湾。”

　　反对你殖民者的政策，反倒要让本地人离开故土？

　　这样愚蠢的表态自然也没有被蒋渭水放过，他在狱中亲笔为《台湾民报》写下题为《这句话非同小可！》的社论，指出1922年翻译简某说了“你若嫌税贵，尽可退去台湾罢”，被当局免职，而你三好“个堂堂的检查官长，敕任官，竟也敢说了这句话，那责任自然要加倍了”。

　　由于台湾和日本本土舆论界的反弹，法官堀田真猿宣告“检察官起诉证据不充分，判决18名被告等全部无罪”。

　　但还是那句话，当小鬼子没有下限起来，真是非常可怕。面对判决，检察官三好一八悍然上诉，而台湾高等法院受到总督府和检察势力的压力，判处蒋渭水4个月徒刑，是台湾因政治请愿被拘禁的第一人。

　　从此，蒋渭水被总督府当局视为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第一指导者”，认为他“煽动民族反感”，一生受拘捕、囚禁十余次。

　　一众同志接蒋渭水（中间脱帽者）出狱

　　蒋渭水医生能够得到“台湾孙中山”的美称，自然不光是因为“弃医从政”的共同经历，更是因为蒋渭水那坚持到底，不畏强暴的勇气，他的同志、台湾诗人叶荣钟就评价蒋渭水称：“革命家最大的必备条件，就是始终不渝的反抗精神，……蒋渭水先生在这一点，可以说是够水准的领袖。”

　　除了蒋渭水以外，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还有许多医生在各个领域贡献了非凡的成就，有像蒋渭水一样投身台湾人民解放事业，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伟光医生；有奠基台湾现代文学的号称“台湾鲁迅”的赖和医生；有开启台湾流行音乐的林清月医生；有“抗日”“媚日”美名恶名于一身的台湾诗人王昶雄医生……

　　李伟光医生

　　可以说，日据时代的台湾本土社会运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医生的运动。

　　2

　　日本人的统治结束之后，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本来为台湾光复而高兴的台湾本土精英发现，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

　　国民党的到来，让台湾有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外省人，即随蒋介石到来台湾的，祖籍为台湾省以外的大陆省份的人。

　　当时，国民党政权不但腐败无能，而且对“本省人”有很大的敌意，比之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歧视甚至犹有过之。

　　1947年的228事变，国民党动用军警，滥杀台湾民众，镇压共产党，动辄以整肃“台岛汉奸”为名义，迫害本省精英。不少人前半生为日本殖民者迫害，抗战胜利后返回故土，又成了国民党的敌人惨遭屠戮，令人唏嘘。

　　描写228的相关漫画

　　蒋渭水的养女蒋碧玉护士与女婿锺浩东（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夫妇，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参与中国共产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后锺浩东被枪决，蒋碧玉被判感训。蒋碧玉在面对国民党特务讯问时曾说：“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此话后被留于北京无名英雄广场。

　　228事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本省人更加不信任，从而采取了和日本人大同小异的压制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压制本省精英考取文政、理学等学科。

　　国民党对待外省权贵子弟与本省精英学子的态度差距，可以从两位台湾地区前领导人的早年命运中窥见一二。

　　陈水扁与马英九

　　马英九在台湾中考数学只考了48分的不及格成绩，却以保送生身份入读当时台湾最好的建国中学。

　　等到了高考，马英九只考上了淡江文理学院，但最终却靠所谓“香港侨生”身份入读台大法律系……

　　马英九虽然生在香港，但不到2岁就随父母移居台湾，其侨生身份实属牵强，真正不断帮他入读名校的，恐怕是他那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的老爸……

　　其父马鹤凌出身湖南湘潭，曾任国民党考纪会副主委，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

　　马英九的同龄人陈水扁，在台湾高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台大商学系工商管理组，但自觉与志趣不符，于是复读一年，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大法律系。

　　大学期间，陆续申请到水泥公司、农会、中国佛教协会、狮子会台湾分会、国民党等各种奖助学金。大三时，陈水扁考中律师高考（该年1459人报考，录取10名），1974年6月，以第一名成绩的毕业。

　　一位是一路靠保送入读的关系户，一位是一路第一名的优等生，结果二人毕业之后的命运又如何呢？

　　竟然是，关系户拿到了国民党培养“党内精英”的中山奖学金赴美留学，回台之后就担任了蒋经国的秘书，优等生却要毕业就去小律所自谋出路……

　　可以想见，那个年代在政法、社科领域的台湾本省学子，要面对怎样的困境。

　　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摆在他们面前最好的出路，还是只有读医学当医生……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本省精英学子投身医学界，而在蒋经国、李登辉统治时期，国开始重用本省人，被民间称为“吹台青”政策。16位“部长”级官员中，本省人从零开始，上升到6席。

　　本省医生精英由此获得了登堂入室的机会。

　　90年代“代表本省人”的民进党崛起，台湾医学精英从政的路进一步拓宽。

　　慢慢的，医而优则仕成了台湾人的一种惯性思维。台大医学院也堪称台湾政坛的“医学版黄埔军校”。台大医学院和台大医院的院长职位甚至成为了政坛高层瞩目的对象。

　　国民党专政时期，台大医学院、台大医院院长乃至外科主任的任命，都要受到党政军高层的严重干涉，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也先后试图干预过台大医院院长的任命。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地区成了西方标榜的“民主世界防疫标杆”。当时有西媒刊文认为，台湾政坛高层颇多医生，是台湾可以“防疫成功”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个神话最终破产。事实证明，岛内“谋独”的政治环境下，医生当了官僚，政客就变成了其第一身份，也很难坚持专业精神。比如作为医生的陈时中，会不知道引进大陆疫苗对台湾防疫有利无害吗？但作为民进党下届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陈时中不可能冒得罪深绿选民的风险提出与大陆合作……

　　所以，医生专业出身的官僚，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抗疫人选，会给病人治病，并不一定能给社会疗伤……

　　也许台湾这个病，真该换个“大夫”来治一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