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懂共享经济

　　内容提要

　　当代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模式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嬗变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有必要分析共享经济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雇佣劳动关系的特征，进而指认资本家依靠对过剩劳动力的再吸收、对劳动者休闲时间的再利用以及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再商品化和无偿劳动中获取利润三大机制来实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关系并未因共享经济而改变，它是资本逻辑的深化而非终结或逆转。共享经济只不过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当代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新手段，是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通过金融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来缓和资本危机的新途径。这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共享经济在其制度框架和资本运行规律下的虚幻本质。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各种新型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资本主义共享经济产生于“共享、分权、绿色”等价值诉求，天生地被赋予了诸多积极属性，被誉为“未来趋势的新化身”。[1]。人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经济时代：工作被分解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业余时间通过按需服务平台来执行的任务，服务由在多个平台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或专攻于某个其他领域的多面手来提供。[2]24/7。[3]式的市场与支撑持续工作和消费的全球建制已然运转多时[4]。毫无疑问，共享经济似乎正从整体上重塑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资源流动方向、劳资双方关系等，但它真的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一个“升级版的自由劳动力社会”[5]吗？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享经济或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完成对资本主义的逆转或终结，甚至提出“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终结”[6]。然而，问题依然接踵而至，应当如何来理解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模式下日益浮现的雇佣劳动关系的新特征？共享经济果真能使资本主义开始呈现出未来新社会的萌芽吗？内嵌于共享躯壳之下的核心究竟是公共所有制还是资本积累体制的变种？它的出现究竟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颠覆还是进一步深化？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到资本对劳动的新型雇佣关系来重新审视共享经济，抹去共享经济那些由共享精神、自由选择、环保色彩等装点起来的玫瑰底色，转而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因为，工人阶级的“工作”形式的发展让劳动这个概念的内涵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进程中变得更加立体化。“通过它与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超越它在其中发生并通过它发生的所有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后”[7]，劳动表现出了一个时期的所有特征。因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观察时代最具启发意义的角度，它建构了一种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形式是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8]可以说，现在正是我们回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契机。提升对资本家与劳动者雇佣劳动关系的关注，并将其纳入经典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是我们理解共享平台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通道。

　　二、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内涵辨析

　　无可否认，共享经济及其衍生的经济社会生态变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弹性空间的重要注脚。罗塞尔·贝尔克（Ｒussell Belk）认为，共享即“把我们的东西分发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和过程，或从他人那里接收或拿走东西供我们使用的行为和过程”[9]。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则将共享直接定义为一种“非互惠的亲社会行为”[10]。另外，后工业社会正经历“商品生产社会向服务型社会”[11]的转型，服务、信息、文化的非物质性涉及社会的互动与合作，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赞赏了非物质劳动的合作力量和创造性能量。[12]互联网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使服务信息得以传播，每个人都能成为知识信息的源头和发布者，“我们正在见证由‘专家’知识的纵向传播向贡献者与用户之间更横向地传播和共享知识的转变”[13]。当这种信息资源的共享转变为“物”的使用权的共享，即实现物的使用权的再分配时，共享经济就此形成。共享经济在其兴起的十余年内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14]，愈发受到风投机构和大众传媒的青睐。它诉说着创新创富的美好现实和可能前景，包括市值超百亿的企业、人们从中获得的便捷体验、国家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成本的大幅削减等。

　　共享经济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名称和定义的伞形概念，如P2P（点对点）电子商务经济、实用经济、零工经济、按需经济、租赁经济、协同消费经济等。学界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与研究视角对共享经济作出了种类繁多的定义，西方学者关于共享经济的概念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雷切尔·布茨曼（Rachel Botsman）和茹·罗杰斯（Roo Rogers）认为，“协同消费”更为贴切地描述了共享经济，并基于“临界质量、闲置产能、信任公共资源、信任陌生人”五大原则来定义协同消费。[15]随后，布茨曼对“共享经济”、“协作经济”、“协作消费”、“对等经济”作了区分[16]，将共享经济定义为一种基于共享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包括空间、技能、物质）以获取金钱或非金钱利益的经济模式。第二，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从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的角度来定义共享经济，将关注点聚焦于聚联网。她提出，聚联网企业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核心供应品（产品、服务和原材料）可以在社区、市场或价值链中共享；二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和移动数据网络来跟踪商品，并实现有关商品使用情况、客户和产品信息的聚合；三是聚焦可共享的实物，包括使用过的材料，使得产品、服务的本地交付及回收具有价值和相关性；四是主要通过口碑传播，并通过社交网络服务促进口碑营销。[17]第三，贝尔克将共享经济视作一种替代性的消费方式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并指明共享消费和协作消费实践同时具备的两大特征：一是运用“临时获取非所有权”模式来使用消费品和服务[18]；二是依赖互联网尤其是Web2．0来实现。[19]贝尔克认为，共享作为替代商品交换和礼物赠送的另一种分配形式，可以促进虚拟社区的发展和资源的节约利用，并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20]而共享经济的繁荣和迅速发展，正引领人们迈入“后所有制经济”时代。第四，阿鲁·孙达拉金（Arun Sundararajan）将共享经济描述为一种具有“以市场为基础、形成大众网络结构、高效利用资本、个人和专业界限模糊、全职工与临时工及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五大特征的经济体系。[21]他认为，共享经济的诞生意味着传统雇佣形式的结束和大众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为组织经济活动创造了新制度，为消费者、生产者等整个经济领域的人们提供了新价值。

　　综合分析关于共享经济的论争，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主要将共享经济定义为一种协同消费模式、新型数字信息技术手段、替代性的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等。这些定义方式涉及如下要素：第一，未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认知盈余；第二，去中心化的社会化平台与分散的市场行为；第三，对互联网及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与依赖；第四，对使用权的临时或在线获取等。

　　基于此，我们可对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内涵进行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共享经济是一种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最大特征[22]、通过构建社会化数字平台来实现商品与服务在个体间流动的商业行为和经济模式。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方不再购买商品或服务以获取其所有权，而是代之以短期使用、临时租用或定期雇用的形式，以满足临时性、分散性的需求；商品与服务的供给方不再售卖商品或签订有一定雇用期限的劳动合同，而是转换为短期出租或打零工的形式去获取收益。在共享经济的运作模式中，参与主体之间所构成的三元结构及其运营过程看似是互利共赢的：物资的供给者通过对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获得了收益；物资需求者以较低的费用获得需求对象的使用权；共享平台的运营者收取平台的服务费。

　　供给—消费—平台三元结构及其运营过程似乎预示了对资本逻辑的有效抵抗——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的停滞。但是，支撑如上图景实现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在西方学者那里却被屏蔽了，如果我们将重点聚焦于共享经济现象对资本与工人关系的影响，那么共享经济的定义就会发生偏转：共享经济是一种资本家不再需要购买生产资料和以传统形式雇用劳动力、转而将个人生存资料商品化的资本盈利模式。此种定义切入到该模式背后的资本与工人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层面，有利于我们从共享经济的受损方或受益方的角度对共享经济的幻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

　　三、共享经济模式下雇佣劳动关系的特征——与传统经济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允许无偿侵占工人阶级劳动的关系，它不仅是人们之间的所有权关系，“而且同时还是构成劳动产品的社会分配和支配生产方式一般运动的关系”[23]。早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强迫性、刚性等特征，劳动过程接近于一种迫使“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服从组织并致力于“创造出协调与秩序”的控制行为[24]。然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经历了从强制性服从到规范性顺从的过程。当前的共享经济在劳动格局方面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市场的扩张、新的多面手的出现、劳动力供应日益增长的即时性、任务经济的出现以及无形劳动的兴起。[25]这些新特征似乎都表征着在资本疯狂涌入共享平台的背景下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劳动分配方式和雇佣形式。

　　第一，劳动者同资本家建立雇佣关系的过程变成即需即用。传统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与企业所有者要仪式化地处理完正规流程之后，才会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关系建立在严格的双向选择机制基础之上，以“自由劳动契约”为先决条件。然而，在共享经济条件下，由于平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具有“即需即用”的租赁性质，劳动力的供需连带具有了“即需即用”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的建立简单便捷，双方只需经过网上注册和审核机制等线上程序便可建立起雇佣关系，劳动者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签约或解约；二是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虚化，企业将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微任务以极低的交易成本外包给与数字平台相连的众多员工，而并不重视对这类员工的职业技能、专项特长、素质能力的测度；三是自动匹配效果，企业用一种“分布式劳动”来实现劳动力供需的匹配，网站、手机APP可以随机抓取适应即时机会的劳工。正因如此，传统经济中“婚姻般”稳固的雇佣关系解体，形成了一种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不稳定关系，劳动力市场急招、急用、兼职的“随需应变”现象蔓延。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抱团的1099雇工”，并引发了一种新经济模式——“1099经济”[26]，劳动本身也成为临时的、随机的仆役差事。

　　第二，劳动者同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走向弹性化。在传统经济下，雇佣劳动的刚性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明确的工作任务、单一的劳动对象、长期的雇用期限，并受到全程性的劳动控制及监督。管理的前提是将工人集中在一个场所，劳动者被资本家从劳动力市场购买之后，便被纳入到固定的生产集群——有组织地服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与监管，围绕雇主所购置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协作。因此，劳动者被组织化地生成、编排和使用。[27]如今，共享经济模式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东风，凭借全球互通的信息系统，使得工作方式更加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一是工作时间的“实时调度”（just－in－timescheduling）性，雇员每日的工作时间不会被提前告知，而是根据不稳定、无规律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而定；二是劳动选择和工作方式的“自主性”，劳动者可依据自身意愿选择工作地点、服务对象、雇佣期限，可以对应更多的服务对象，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劳动任务等；三是劳动控制的“缩减”，即对劳动过程的监管仅限于劳动者完成单个任务量的时间区间。总之，劳动本身的灵活自主使“传统经济中始终悬挂在雇佣劳动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资本的权威和意志似乎消失不见了”[28]。

　　第三，劳动者同资本家之间的从属关系逐渐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29]。劳动者“对资本的从属性”[30]包括组织、经济、人格三方面。传统雇佣模式下，一方面，雇员提供的劳务构成企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一部分，对资本家具有组织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另一方面，雇主对雇员的工作场所、工作任务、劳动方式、组织规则等方面实行控制，雇员一旦进入工作环境，便丧失对劳动的自决权[31]，只能屈从雇主根据生产需要所发布的工作指令。共享经济逻辑下，平台劳工所提供和完成的劳动服务捆绑在企业生产经营体系中，因此员工在经济上对企业所有者的从属关系依旧存在。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工作的兼职性质导致平台员工在组织上不属于平台企业；员工在自行决定工作场所、时间、任务、服务对象等方面的自由权并未被压抑，工作步调可以自我调适，劳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共享平台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自我雇佣”，自由地选择并独立地工作，“将‘领薪’的状态抛回到过去的阴影中”[32]。因此，除却经济上的强联系，劳动者在组织和人格上的从属性被较大程度弱化。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劳工往往被冠以“微型企业家”、“自营业主”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劳动者似乎从与资产者固定的雇佣关系中抽脱出来。随着劳动形式逐渐升级为一种“独立的、为自己工作的”样态，自由职业者社会逐步形成，一种奉行着“做属于自己自由职业事业的首席执行官”信条的“自食其力经济”（DIYeconomy）也被固定下来[33]。

　　第三，劳动者同资本家之间的权责关系变得界限模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中，生产者的聚集倚赖资本主义工业的企业管理[34]，资本家投资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购置与更新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支付，还包括员工管理和培训费用的支出、员工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共享经济模式下，“1099”企业将任务外包给与数字平台相连的雇佣员工，资本家无需承担这些“看不见”的雇工的管理费用。同时，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一同进入劳动过程，这种同体性不但使企业不用提供生产资料，且由劳动造成的生产资料损耗均由劳动者自身承担。[35]因此，共享平台企业主要的运营成本只是平台维护等方面的相关支出。[36]另一方面，传统经济中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通过法律契约的方式加以确认，资本家有法律义务为劳动者提供权利保障。同时，劳动者往往会利用工会、仲裁机构、司法部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然而，在共享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和雇佣契约的事实往往不那么明确，相关法律法规未及时跟进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企业经营活动游离于政府规制和行业监管之外。资本家成功规避了平台雇主在提供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关责任及义务，而一切由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风险与成本也被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享有领薪工人的优势，包括社会保障、福利和薪酬。”[37]另外，平台劳工[38]的就业不稳定，流动性较强，他们不愿耗费时间精力申请劳动仲裁或向雇主提出法律诉讼。

　　美国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创始人萨拉·霍洛维茨（Sara Horowitz）把共享经济看作是新的“工业革命”[39]和“大工作的时代”[40]的结束，认为现代工人正在离开传统的工作场所，进入一种“做完这份工作就做下一份工作”[41]的生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有机成长过程中显现出一定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范型不会永久地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42]事实明确说明，雇佣劳动在当代变化出不同的面向，为我们窥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机制敞开了可能的空间。

　　四、共享经济雇佣劳动形式下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体系中，存在三种导致剥削的互为关联的要素：工人处于生产资料分配不平等的末端；工人被强制安排劳动；工人被迫把剩余劳动产品转让他人。[43]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辨识出共享时代雇佣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它们正在改写资本主义劳工的血泪史和资本家的罪恶史。然而，它真的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摆脱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吗？它所宣称的“人们得到的永远多于付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资本家与劳工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是否预示着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关系即将消亡？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共享经济模式下资本对待劳动的方法仍然带有传统大工业时代的印记。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困境在于赢得剩余价值又使之不可见，即对于资本家而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44]。那么，资本家是以何种形式赢得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夺又是如何被掩饰的？为此，我们必须揭露共享经济的剥削机制，揭示当代资本的新特征。

　　第一，将游离的劳动力再次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体系。资本积累是资本循环的最重要目的之一[45]，除改进生产技术、推进效率跃升之外，拓展劳动者范围成为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攫取更多利润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雇佣劳动制度内部，劳动者受众的不断扩大往往依赖于增加被剥削的产业门类来实现：除工厂劳动者之外，农业、文化产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者也被收编进资本的剥削体系之内。而在新的雇佣形式下，资本家依靠信息技术的成熟和物联网的搭建，前所未有地扩展了劳动者的覆盖面。共享经济以“即需即用”式的劳动关系实现了对剩余劳动力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召回了被资本主义体系排除在外的劳动力，使之再次成为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共享平台凭借劳动关系的建立简单便捷、劳动力市场准入门槛放宽、供需匹配的即时性等诸多优势，吸纳了社会各领域的产业后备军。值得一提的是，除全职工作者外，利用闲暇空余时间赚取额外收入的兼职工作者也涌入平台。越来越普遍的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自由职业者的第二收入补充了稳定的工薪收入，兼职和组合式就业逐渐侵蚀稳定的全职带薪就业模式。[46]总之，共享经济平台通过允许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进入并提供市场级服务，使几乎全部人口变成资本的雇员。然而，事实却是，共享经济以即需即用式的劳动关系的建立过程所具有的优势，以创造充分就业为面纱，遮蔽了对剩余劳动力再利用的资本主义本性。资本在无须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契约，支付劳动者劳动工资、管理费用的条件下，无偿使用了雇佣工人。[47]其本质是资本探寻到了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新方式。换言之，共享经济依附于大众网络结构而非中心化或层级化结构，从而使资本和劳动力的供应来自分散的个人群体而不是企业或国家的集合体[48]，也就将原本溢出资本剥削体系的劳动力再次纳入其中，并对其进行更为彻底的结构性剥削和榨取。

　　第二，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在传统工作模式下，被资本逻辑操控的劳动者一天的时间被明确划分为三部分：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还有进行劳动力恢复和培养的休闲时间，“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泾渭分明”[49]。人们按照明确的工作日、作息时间界限划分劳动和闲暇，高强度和非自由的劳动让工人阶级日益陷入极端异化的生存方式。这种“强制人体的政策”[50]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51]。但共享经济的雇佣劳动形式正在消解资本对工人的强制劳动，正式劳动时间以外的“零工”现象似乎预示着，人们对异化劳动的拒斥在消除。共享经济以弹性化的雇佣劳动关系整合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将劳动者碎片化的非生产性时间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在它倡导的所谓“共享”观念的催化下，人们将休闲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并活跃于共享平台的劳动力市场，在即时性“分布式劳动”环境下享受着由“微任务”赚取的额外收入。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时间无所谓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分，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得到认同；[52]同样，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者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成为剩余劳动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与劳动者拼命逃离高度压迫性劳动相反，共享经济通过不自觉地蚕食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来达到模糊工作与休闲界限的目的——休闲时间以“自愿”的形式散落在资本剥削体系下无数嗷嗷待哺的劳动力岗位中，成为当代资本家的新猎物。共享经济下“劳动效率的提高不是通过从现有员工中提取更多的劳动力，而是通过寻找失去的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工作”[53]，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隐蔽和彻底的剥削方式。技术革新（智能手机、5G网络等）成功激活了人类劳动的延展性，资本家将劳动者无缝对接入工作世界中，劳动者时刻处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

　　第四，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再商品化和无偿劳动中获取利润。资本家不再需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而是把资本投入平台，以租金作为利润来源，成为纯粹的食利者阶层。一方面，共享经济企图实现小规模个人财产向资本的大规模转化。这种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再商品化中获取利润的资本运行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寄生性寻租资本主义。劳动力和服务的供应在过去被认为是“个人的”对等活动；如今，在被资本操控和被平台中介之后，分散的个体间行为聚集为规模化商业活动。其后果是，资本统摄的“商品化”过程借由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共享经济进入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54]。另一方面，资本家从平台劳工的无偿劳动中占有剩余价值。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在于资本对劳动者一定数量无酬劳动的支配权[55]，这一事实被多种方式遮蔽了：资本家充分挖掘新技术创富的优势，加大对共享经济部门（互联网等）的投资力度，使资本看起来就像一种指向其自身的产生利润的力量；在互联网经济运行中，商品服务价格不直接被单个资本家操控，而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这使高额利润与无偿劳动时间分离开来[56]，并再生产这种分离[57]。

　　资本凭借技术霸权和信息资源垄断打造出一个世界性劳动力市场[58]，启动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中的地理维度[59]，将无数劳动者及其自有资源联结和动员起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剥削。相较于传统经济下的物质生产资料，掌握互联网霸权的资本家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与垄断实现了时间、空间界限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共享平台用户的兴趣、浏览和互动行为等数据信息资源是共享经济的关键生产资料，作为“信息生产者”的用户和“信息依赖者”的劳工从来都“不拥有、创造和控制商业媒体”，因而作为商品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的他们也就依赖并受控于互联网平台。资本家拥有的垄断权越多，就越容易对劳动者施加这种控制与胁迫。[60]在共享资本的运行机制下，形成了一种一边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边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61]的资本关系创造过程。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关系持续存在。共享经济成功地通过利益杠杆，将更广泛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时间纳入到资本剥削体系中，“信息化生产”、“非物质劳动”将资本从地域束缚中解脱出来[62]，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网络的搭建。虽然共享经济产生了诸多模糊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界限、转移社会矛盾的幻象[63]，但这些显然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界限。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64]反观共享平台劳动者，他们仅仅是一种自我雇佣[65]的形式，既无法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以使资本和劳动任务分离，也不占有共享经济的核心要素——“信息数据”，更不可能利用资本雇用、监督和剥削工人，也就仍然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66]。这既是马克思一以贯之地关注阶级问题的原因[67]，也是我们在现时代继续理解资本积累与劳动、占有、分配关系的重要性所在[68]。

　　五、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化还是逆转？

　　基于对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劳动剥削本质的探析，我们可以明确，在共享经济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69]仍然存在，其发展方式仍然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70]，资本依靠雇佣劳动关系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仍然贯穿其中。的确，比起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运行规律、劳动剥削、阶级斗争等在今天的共享经济时代似乎更加神秘。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今天依然有效，尽管剩余价值的形式不断更迭，但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最终会向工人展示出表象背后的资本运作。因此，我们需要着重回答一个问题：共享经济究竟是对资本逻辑的整体性颠覆还是进一步深化？

　　共享经济在诸多方面表现出革命性：它为资产、时间、技能等事物创造无限可能的前景[71]，使商品服务活动可能取决于群体分散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中心化的组织行为或层级结构；它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有助于推动共享精神和利他意识的生成[72]。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预测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市场竞争带来的技术革新将生产率推升到顶点，在不考虑固定成本的情况下，生产成本趋近于零，那么“资本主义的血液（利润）就会枯竭”[73]。技术进步在当代世界的最显著表现就是互联网的巨大催化作用。里夫金指出，到了21世纪下半叶，全球网络因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联结起来，免费商品服务的时代向人类敞开怀抱，这就是资本主义衰亡的预兆，“协同共享将取而代之，成为主导经济生活的新模式”[74]。值得警惕的是，终结论和转型论都过度解读了技术革新的历史性作用[75]，尽管他们说辞各异，但都旨在说明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和解。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共享经济无论以什么外部形式呈现出来，其本质都不过是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榨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强化对工人工具性的利用与剥削的一种不断更新的手段，并未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发展轨迹，因而是资本主义的深化而非终结或转型。

　　第一，共享经济是当代资本积累的新模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资本积累，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其历史逻辑线索，可以说，“资本主义确实显示了对于积累的强大驱动力”[76]。共享经济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扩张的新途径和资本积累的新变种[77]，它的模式变化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共享经济是一种基于非物质生产和消费主义的积累体制，它通过推动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78]，试图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

　　的梦魇般的僵化、停滞与危机。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轻资产”模式使西方产业资本日益剥离生产过程，从而使数字技术丧失从事或服务于生产的物质基础，更多地被运用于商业、金融等非物质生产、消费主义和食利性积累。[79]换言之，资本的生产停滞危机以及对增殖性利润的追求推动着产业资本逐渐剥离生产过程，转而寻求资本结构的虚拟化。当这一“轻资本”的经营逻辑延伸到共享经济平台时，一大批以低投入、弹性雇佣、快速盈利为特征的平台企业便迅速兴起，共享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不但表现为资本家剥夺公共生产资料从而使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还表现为他们支配劳动者的家庭生产资料并从中获取利润。共享平台的资本积累利用后危机时代催生的不稳定且生活拮据的工人阶级，迫使他们出租维护成本极高但租金低廉的生活资料，或临时性短期出租自身劳动力，从而派生出一群流动性强且不稳定的零工群体。资本家便依靠劳工对平台的依附性，成功使其生活资料成为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资本，并从他们的无酬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

　　第二，共享经济是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新手段。作为“劳动力协调平台”的共享经济接纳了被传统产业排挤出来的闲散劳动力，并使工作的未来以一种近乎确定的趋势走向底层。它对工人阶级劳动力的利用越精细、越高效，对劳动者的剥削机制也就越精准、越深刻。新技术的使用虽然掩盖了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形式，但带有剥削原罪的资本始终幽灵般地闪现，贯穿其始终的逻辑——资本依靠雇佣劳动关系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未曾改变。

　　马克思认为，人类需要不工作的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80]，但共享经济模式正帮助资本进一步盘剥劳动者的休闲时间，无限利用劳动者对随需应变、实时调度的工作方式的适应性。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指出：“资本家在人类劳动的这种无限适应性中找到了扩大资本的基本资源。”[81]这种无限适应性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者在别无选择时不得不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继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劳动也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哈维认为，《资本论》证明了，如果劳动者在工作和消费两种领域都转变成资本的附属品，“那么他们的身体怎么能够成为资本循环之外的或者规训它们的各种机构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尺度、符号或接受器呢？”[82]因此，共享经济模式并未触及所有制的变更，劳动性质也只能是从属性的雇佣劳动。劳动剥削被共享经济形态下的“共享”、“赋权”、“自由”所掩盖，并摆脱了传统雇佣模式的束缚，从而资本实现了对劳动控制和剥削形式的新一轮进化。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并未改变。

　　第三，共享经济是资本和劳动力过剩的新产物。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一同出现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内在一致性问题。进一步说，金融资本主义“虚构”出不可比拟的更大数量的“虚拟资本”，为的是能够模拟持续向前发展的积累过程。[83]资本投资的目的不是满足广大劳动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而是根据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注入不等额资本以赚取超额利润。这一内在矛盾便导致企业资金闲置、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并引起资本和劳动力过剩的连带反应。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84]这种由“剩余资源的潜在供给者与剩余资源的潜在需求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85]所导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使共享平台拥有了“绝对地从属于资本的”、“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86]。因此，资源和劳动力的过剩都是资本逻辑体系内相对于资本增殖的过剩。所谓“对过剩资源的利用与过剩劳动力的再整合”，本身就是资本逻辑的延续。

　　马克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87]这也就回答了为何共享经济恰恰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得以迅速发展。经济萧条带来的资本家减少成本、缩减消费的动机与人们缩减消费、出租闲置物品、获取额外收入的需要一拍即合，推动共享经济在房屋出租、交通工具等领域迅猛发展。[88]贝尔克曾指出：“全球变暖、不断上涨的燃料和原材料价格、日益严重的污染以及其他可预见的趋势，都将进一步促进未来的共享和合作消费的机会。”[89]总之，规模日益扩大的共享经济实际上隐晦地利用了劳动力过剩这一经济危机的后果，本身就是一种产生并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经济形态。

　　第四，共享经济是缓和资本危机的新途径。上文提到，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必然会导致资本积累过剩和劳动力过剩问题，而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远不止这些，还包括经济复苏困难[90]，治理政策乏力；种族[91]、阶级对抗升级[92]，政治极化加剧；民族—国家权力弱化，福利水平降低[93]；软实力下滑，国际影响力衰退[94]等。但资本主义的结构张力使资本主义在长期的相对停滞和危机中具备自我恢复与更新的能力，“在停滞的状态下，矛盾日益聚焦于恢复利润率和积累的条件”[95]。为处理潜在危机，资本主义往往会重组，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96]，以获取盈利空间[97]，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以一种弹性雇佣方式将劳动后备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共享经济，无疑成为缓解劳资矛盾和资本危机的一个方案。这种方案被解读为“数字劳动修复”[98]，意为避开传统雇佣劳动激烈的劳资冲突、臃肿的福利体系，代之以轻便化、弹性化的数字雇佣关系。

　　因此，共享经济是资本家借助物联网实现对闲置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再利用的便捷渠道，是消化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紧张的劳资关系解压、减缓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作为当代垄断资本发展的新形态，共享经济用共享观念掩饰了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自我周转产生利润。基于这一意涵，我们可以说，在资本主义试图从危机中恢复这一背景下迅速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共享经济，只是金融资本结合科技手段进行的一次商业革命（传统盈利模式的升级替代品），更是新自由主义[99]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固化。

　　六、结论与展望

　　包裹在共享分权、劳动力自由、环境可持续等诱人价值中的共享经济，实质上却在“重塑”一个看似更加温和、却更具潜在性危机的资本主义版本。共享经济以颇具号召力的共享价值观为切入点，把更广泛的受众对象纳入资本剥削体系内，把更宽广的生活领域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当代金融资本通过逐渐数字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的方式——不断与网络信息技术相结合以隐性占有剩余劳动、潜在剥夺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增殖，这无疑是对资本逻辑的升级再造。任何以探寻资本盈利模式为目标指向的共享经济都延续着资本逐利的本质属性，资本谋取垄断地位并攫取垄断利润的冲动始终存在，这就内在决定了共享经济必然落入伪共享的结局。

　　得到这样的答案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元问题中生发出来，它们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演进的基点。就共享经济是否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可能性而言，我们需探讨共享经济如何实现超越所有权意义上的商品消费、如何让全体人民均衡地共享发达社会生产力带来的红利等问题；就当代无产阶级生存境况与斗争境遇的重大变化而言，我们要解释共享经济如何造成了工人阶级斗争意志的消散、有否可能利用共享理念抑制工会组织职能衰退等现象；就网络社会的权力分布或政治自觉而言，我们还要深化如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如何补全劳动法案来适应劳动格局的网络化趋势等研究。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关键不仅在于揭示其资本增殖的本质和内生逻辑，还在于深刻揭露资本的权力运作对劳动的操控、对人的奴役，更在于解放被资本主义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谋划未来新社会的真正共享蓝图。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即关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分析，才能从根本上瓦解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矛盾，并阐明资本主义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发展规律。

　　注释略

　　原标题：资本主义共享经济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化还是逆转？——基于雇佣劳动关系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